出塞其一不教胡马度阴山（班固作两都赋为洛阳）

（班固）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班固《两都赋》

班固，字孟坚，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那么，著名的《两都赋》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它的创作缘由又是什么？

自从班固出任校书郎之后，常常受到汉明帝的召见，得到汉明帝的赞赏，深得汉明帝的重视。班固对汉明帝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愿意为他死心塌地效命。

当时东汉朝野广泛争议的一个大事件，班固也在密切关注。那么，是什么样的大事件，能够得到东汉人这么强的反应呢？

两都之争，准确地说，就是洛阳和长安，哪个更合适做东汉王朝的国都。

大家都知道，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汉的都城是靠西的长安，东汉的都城则是靠东的洛阳。

汉光武帝刘秀自称是西汉皇室后裔，国号也同样是“汉”，那为什么国都不选在长安，而要迁到东边的洛阳呢？

应该说，汉光武帝之所以选择定都洛阳，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长安作为西汉的国都，在西汉末年，已经遭到新朝、玄汉政权、建世政权等多方争夺，早已变成一片废墟，焦土遍野，人烟稀少。

其次，洛阳自夏商两朝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东周时更成了国都。

最后，汉光武帝的发迹地是南阳，洛阳离南阳比较近，便于巩固统治。

于是，汉光武帝选择定都洛阳，并一直全力经营新都。到了汉明帝时期，朝廷财力有所恢复，开始着手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扩大皇宫的规模。可是，原本居住在关中的西汉遗老们，仍然怀恋着旧都长安的热闹繁华，固执地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希望朝廷能迁都回长安。

迁都可不是小事情，汉明帝也绝不可能推翻汉光武帝的决定，但怎么来为洛阳“辩护”，他把目光投向了班固。

班固也认为，洛阳作为东汉都城更加适合，他很担心这些关于迁都的议论会扰乱人心，决心写一篇强有力的文章，为东汉定都洛阳的合理性辩护。班固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认真研究了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蜀都赋》等作品，学习它们的结构方式，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睡不好，苦思冥想几个月后，终于写出了一篇雄文——《两都赋》。

在《两都赋》中，班固借由两个假想人物：长安代表西都宾、洛阳代表东都主人，完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过，班固在行文和表达方式上，非常注重技巧，因为东汉是以继承西汉的皇统自居，对西汉不但不能否定，反而要加以肯定；但从西汉、东汉的比较来说，当时东汉统治者需要的是对东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所以对西汉的功业又不能有太具体、详细的表述。

为此，班固把《两都赋》分为《西都赋》《东都赋》两篇，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

《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蔗、都城壮丽宏大，宫殿奇伟华美，后宫奢侈淫靡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通篇都是赞美、夸耀之词；《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出面，开头就是：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把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西汉皇帝。下面接着用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行文十分概括，马上就接着：“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后面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定都洛邑，不仅之前有先例，而且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

在《东都赋》中，班固借东都主人之口，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最终以西都宾的折服告一段落。不过，《东都赋》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就结束，而是在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这一处理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两都赋》特色的概括。

此外，《东都赋》还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加以比较：“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崚，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

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

在这里，班固借东都主人之口，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下面照应本篇开头部分：“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朝（实际上是代指西汉王朝）和东汉王朝政教之间的得失对比。

可以说，《东都赋》虽然也写宫室、田猎的内容，但比较概括，而主要是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从礼法制度出发，宣扬“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洛阳当日的盛况，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汉都城长安。班固的方法很讨巧，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

由于班固在《两都赋》中，完美把握住了当时东汉最高统治者的复杂心态，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汉光武帝定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这使他不仅赢得了汉明帝的褒扬，还获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而《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的《文选》列为第一篇。

其诗曰：

◇ 明堂诗

于昭明堂，明堂孔阳。

圣皇宗祀，穆穆煌煌。

上帝宴飨，五位时序。

谁其配之？世祖、光武。

普天率土，各以其职。

猗欤缉熙，允怀多福。

◇ 辟雍诗

乃流辟雍，辟雍汤汤。

圣王莅止，造舟为梁。

皤皤国老，乃父乃兄。

抑抑威仪，孝友光明。

于赫太上，示我汉行。

洪化惟神，永观厥成。

◇ 灵台诗

乃经灵台，灵台既崇。

帝勤时登，爰考休征。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习习祥风，祁祁甘雨。

百谷蓁蓁，庶草蕃庑。

屡惟丰年，于皇乐胥。

班固和他的父亲班彪，弟弟班超，妹妹班昭，皆是著名的历史学和文学家。班氏家族在汉朝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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