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韩愈是河内河阳（今孟州）人，因韩姓的郡望在昌黎，所以被世人称为韩昌黎。

公元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韩仲卿武昌县令和朝廷的秘书郎等职务。韩愈是韩仲卿的第三个儿子，在韩愈三岁的时候韩仲卿就去世了，韩愈跟随其长兄韩会一家生活。韩会也是当时公认的才子，深受当道者器重，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公元777年，受到朝廷党争的牵连，韩会被贬广东韶关，韩愈也随着哥哥一起来到岭南。三年后，韩会在韶关病卒。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早年的坎坷，造就了韩愈坚韧好学的性格。

公元786年，十九岁的韩愈踏上了科举之路。六年间经过了四次尝试后，韩愈终于进士及第。但在唐朝，进士及第后并不能立即做官，还需要通过吏部的考试。在之后的四年中，韩愈三次到吏部去应试，都无果而终。不得已，韩愈只能到地方上去向节度使谋个差事，先后在武宣节度使董晋、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幕下任职。一直到802年，韩愈才被朝廷任命为国子监的四门博士。第二年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起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此时的韩愈虽已经三十五岁，但仍不改书生本色。上任不久就上书言事，结果得罪了权贵。于是辛苦谋求来的官职很快也就丢失了，他被贬到了遥远的广东当了个小小的阳山县令。或许这次贬官对韩愈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著名的“永贞革新”正好发生在他贬官期间，以韩愈的性格会不会积极参与其中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是那样韩愈可能会和柳宗元等人一样终身失去翻身的机会了。不过，那样也可能会使韩愈在思想和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更大。

韩愈画像

唐宪宗即位后韩愈被赦回京，再次出任国子博士。为了避祸，韩愈请求到东都任职。可是他到了洛阳也没有能避祸，因为得罪了宦官而再次被降为河南县令。811年韩愈结束了县令生涯，正式到中央任职。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韩愈虽然也曾经有被降职的经历，总体上还算顺利，817年被任命为刑部侍郎。但是刚过了几年好日子的韩愈再一次为自己的梗直付出了代价。819年唐宪宗为了给自己增加功德而决定迎接佛指舍利入宫，韩愈于是写出著名的《谏迎佛骨表》。他在《表》中称佛为夷狄，称舍利为“凶秽之余”，主张“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结果宪宗大怒，韩愈几乎因此而送命。在裴度等人的讲情下，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他在潮州任上并没有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建树，他在潮州的作为值得记录仅是一件近乎荒唐的事情。潮州有一处水塘里面有鳄鱼出没，于是韩愈就下了一篇咒文，命令鳄鱼三天内离开否则格杀勿论。虽然韩愈没有为潮州人民做什么贡献，但是潮州人民还是很以能有这样一位父母官而感到自豪，于是潮州人民就把流经潮州的一条河改名为韩江来纪念他。两年后韩愈又被调回长安，先后出任兵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直到824年去世。

韩愈的传记见于《旧唐书》第160卷和《新唐书》第176卷。

韩愈的历史地位并不是由他的政治活动所确立的。韩愈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在思想史上一般认为韩愈对宋代理学的诞生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韩愈的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无疑就是他的道统思想。他是在《原道》中正式提出了他的道统论的。

韩愈的道统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也是有所承受的。陈寅恪在《论韩愈》中指出了韩愈道统思想的两个来源。一是由于孟子的启发，一是承袭佛教禅宗的祖统说。对后一点陈先生认为韩愈早年随长兄在岭南生活，而岭南是禅宗的发祥地，而且韩愈幼年正当禅宗宣传极盛之时，所以聪明的韩愈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影响。陈先生说：“退之固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韦政通先生进一步补充认为在韩愈三十五岁被贬阳山县令期间受禅宗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些。韦先生还认为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冕就已经提出了以尧、舜、周、孔为文学的正统，暗示了以道统为正的文学观。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健将，他的道统论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影响。

韩愈在《原道》中说：“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所编织的道统也就是道的传授系统。通过这个传承系统使自己所承担之道的合法性获得了历史性依据。但是“道”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共名，各家思想都言道。所以韩愈又给他所说的儒家之道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也。”这样不仅使儒家的道与其他的道区分开来，而且还使儒家的道落到了实处。所以他特别标明儒家的道并不是仅仅可用于个人的修养，而且还要用于治国理民的实践上。所以他特别推崇《大学》，他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陈寅恪先生认为：“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对《大学》的标榜无疑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朱熹对韩愈这一点十分赞赏，朱熹说：“《大学》之条目，圣贤经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于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通过对《大学》的强调使道统也获得了来自经典的支援。

在韩愈的道统说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孟子的强调。本来孟子就是韩愈道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韩愈的道统中，他把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韩愈曾经说过：“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所以他主张“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当然韩愈推崇孟子不仅是因为孟子是孔门正宗，而且还在于孟子与杨墨的斗争上。韩愈高度评价孟子与杨墨的斗争来为自己与佛道的斗争提供来自道统的依据。韩愈提出道统论的直接动机正是与佛道进行斗争以振兴儒学。他用道统说确立的中华正道与佛道两家的外道相对抗。韩愈道统论的提出可以看做是儒学开始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后佛道的盛况就不再了，这与道统思想的提出是有一定关系的。韩愈与佛道的斗争并不只停留在理论上而且是付诸可实践的，他的积极举动在当时应该讲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的。

在韩愈所提出的道统中，自孔子以前都是帝王，而孔子以后则是平民。也就是说从孔子起，王统和道统就开始分离了，从此所谓的大“道”就靠儒者们来传承。儒家本就有重道不重王的传统，韩愈道统论的提出实际上是把儒家的道统放在了王统之上，以道统来限制王统。韩愈自己更是勇敢地以道统继承人自居，其实就是把当时的皇帝完全放在了一边。在这个意义上韩愈特别重视师的作用，因为师就是道统的具体载体。他在名篇《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传道被放在了首位，而所传之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从先秦时期儒者们基本上都是成功的教育家，秦汉以后国家的教育权基本都掌握在儒家手中。儒家对教育的重视是儒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韩愈则把教育提到了传承道统的高度，则是发前人所未发。韩愈不仅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而且还积极主动地要寻找道统的接班人，自觉地承担起了传道的重任。韩愈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唐代是出了名的。《新唐书》本传中说：“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文中指出，韩愈的官没有元稹大，寿命没有白居易长，而对后世的影响比二人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生平奖掖后进，开启来学”。

韩愈塑像

韩愈的道统说也建立在夷夏大防观念基础之上的。他的道统说的主要斗争物件是佛教，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佛教是外来的夷狄。经过了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唐朝初年的民族观念是十分开放的。而在中唐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受到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而地方割据势力往往都有少数民族的背景。所以在所谓的古文运动中，尊王攘夷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不过韩愈通过道统来确立夷夏大防的思想则是众人所不及的。

韩愈对儒学发展的另一大贡献则是他关于人性的讨论。人性的问题，也始终是儒学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先秦时期，孔子对人性问题并没有详细展开，只是说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了孟子的时代里，孟子明确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但是，荀子则不认同，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性恶。后世，董仲舒对于人性也有过论述，他把人性分为三品：圣人之性，中人之性和斗筲之性。董仲舒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因“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恶，”“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但是，两汉时期的经学，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人性。关于人性的讨论也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后来到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传入。佛教是一个有着很高思辨色彩的宗教，佛教的到来显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思辨水平。其中，佛教对于佛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儒学对人性的讨论。后来，韩愈在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性情论”。

韩愈纪念邮票

在韩愈看起来，“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是与生俱来本质性的东西，而情则是与外界事物发生关系之后所产生的。性的本质就是“仁义礼智信”，而情的本质则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性是至善的，情本身是无善无恶的。只要情能够做到“发而中节”，就是善。如果情背离了儒家所提倡的道德，那就是恶。“情”的善恶标准就是内在的性。而现实生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则是由于每个人的禀赋不同所致。天资高的人，可以“主于一而行于四”，天资差的人则“反于一而悖于四”。韩愈关于性情的讨论，直接启迪了李翱的“复性说”。他关于“禀赋”的提法，更是对宋儒有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的道统思想对他的文学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地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但是在韩愈心目中文学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他认为文章只是“道”的表达工具而已，即所谓“文以载道”。孔子老早就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韩愈正是出于扩大宣传效果的目的而主张对文体进行改进。陈寅恪先生称韩文“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而且所谓的复兴古文，也具有象征意义，即要以上古之文来承载上古之道。不仅要回归圣贤的道统，而且还要回归圣贤的文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愈韩愈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之长，“宜师古圣贤人”。同时，他还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是其文学作品的灵魂，因而提出了养气论，他说道：“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就是有了灵魂之后，具体的形式已经不重要了，无论篇幅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下都是适宜的。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他认为文学作品都应该是现实的反映，是作者情绪的自然流露。具体的写作技巧上，韩愈强调文章要“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画像

韩愈文章的代表作有《原道》、《师说》、《马说》、《谏迎佛骨表》等，很多都已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在这些文章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韩愈因对道义的强烈自信而表现出的磅礴气势，带有着非常浓烈的情感色彩。所以宋代苏洵就说韩愈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后人也将韩愈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可以说，韩愈本人很好地践履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当然，韩愈的文章并非仅仅依靠声调的高昂取胜，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说理透彻，有着非常强烈的逻辑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名篇《原道》之中。

韩愈文章的语言凝练生动，用辞准确而又鲜明，既具有创造性和表现力。韩愈不仅善于向古人学习先秦秦汉时期的典雅语言，而且也非常注意结合唐朝当代语言的特点，创造出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语言。韩愈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多韩愈所创造的词汇仍然活跃在现代汉语之中，比如：“蝇营狗苟”、“摇尾乞怜”、“面目可憎”、“垂头丧气”、“佶屈聱牙”、“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等等。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进入宋代以后，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尤其是经历了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在中原地区的文学实践，终于使得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成为历史的陈迹，平实通畅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散文创作的主流。

韩愈也曾经担任过史官，他的《顺宗实录》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实录》。不过，韩愈在史官任上，倒是说出了在古代中国史官的悲哀。唐朝的一代文宗韩愈曾经出任史官，当时有个刘秀才曾经给韩愈写了封信，在信中刘秀才劝韩愈要写点史书，对得起自己的职位，也不辜负自己的文笔。韩愈给刘秀才写了封回信，这就是《答刘秀才论史书》。

在回信之中，韩愈详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修史书，他说道孔圣人修了《春秋》，结果“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国的太史，因为如实记录了崔杼弑其君，结果“兄弟几尽”。 左丘明也曾经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最终导致失明，司马迁《史记》没有写完就被处以宫刑，班固也是在《汉书》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死于监狱之中。陈寿虽然没有被杀，结果一生抑郁不得志。其他，范晔和崔浩等人都是在自己的作品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被杀……

在罗列了众多前辈的遭遇之后，韩愈得出结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其实韩愈只是罗列到了唐代，在唐代之后不幸的历史学家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

韩愈的道统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列的从尧到孟子的道统完全为宋儒所接受。在北宋初年韩愈道统继承人的身份得到承认，比如石介就把他的老师孙复看成是韩愈以来道统的继承人。韩愈自觉承继道通的精神更是为宋儒所仿效。理学兴起之后，韩愈虽被排除在道统之外，但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程朱等人对韩愈还是称赞有加的，朱熹说：“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韩愈对孟子的推崇更是为宋儒所继承，在宋代孟子不仅上升为亚圣，而且《孟子》一书也由子上升为经，这与韩愈的提倡也是不无关系的。总之，韩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