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身体缺陷（末代皇帝溥仪是不是同性恋）

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他传奇的一生，应该说是折射了中国这一段特定历史的进程。溥仪复杂的人生对于认识这一段历史轨迹，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历史价值。客观地看，探究溥仪畸形的人生，其中不可回避的就是他的畸形的性生活。

在《我的前半生》中，就曾比较隐晦地记载过溥仪的同性恋问题，如向太监嘴里尿尿等。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溥仪本人的自尊心，这本自传不可能坦然道出实情。

溥仪与婉容、文绣、谭玉龄等人的畸形的家庭生活一直笼罩在溥仪性无能的阴影下。这使得他与前两位妻子的关系一直不甚融洽。即使受宠如谭玉龄，也不过是他维护皇室颜面的花瓶而已。曾伺候过溥仪的老太监孙耀庭在临终前，披露溥仪在性生活方面是“水路不走，走旱路”，并说出溥仪同性恋伙伴叫王凤池，长得唇红齿白。溥仪在伪满时的侍卫，也都说过溥仪“不能人道”。后来，有人到英国考证，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是一名同性恋者。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溥仪在新中国成立后看病的病历，上面记载：“患者（溥仪）于30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痿，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有吸烟嗜好，曾三次结婚，均未生育。”

在以往许多记载溥仪最后一次婚姻的文章中，众口一词地说李淑贤是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孤儿，长大做了护士，自食其力，这也是溥仪选择她做妻子的原因之一。这些记载并没有错，但是都没有提及李淑贤是个社会背景十分复杂的女性。她曾做过舞女，在和溥仪结婚以前，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位丈夫是反革命，解放后被镇压；与第二个丈夫离婚不久，她曾与一名日本特务姘居。

李淑贤在自传里写道：“我曾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个人到处流浪……解放后，男人和女人才真正平等了。”

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刚两个星期就尿了血。他曾背着李淑贤到医院注射荷尔蒙，被李淑贤发现后，溥仪给李淑贤长跪不起，说：“你还年轻，找男朋友可以，我不管你；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李淑贤提出离婚，溥仪拿起菜刀就要抹脖子，说：“我不活了……”

夫妇俩矛盾由此激化，李淑贤提出了离婚。但溥仪毕竟是个世界关注的人物，他的生活状况通过新闻单位向全世界发了通告，拍了纪录片，此时突然要离婚，这决不是他们两人的私事。

周恩来总理闻听此事，出面调解，劝说李淑贤道：“你们没有小孩，我和小超生活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小孩啊。不要离婚，就给溥仪当一个保卫者吧。”从此，李淑贤再也没敢提离婚。

后来，“文革”爆发，离婚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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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我到长春时，有一次溥仪在西花园东屋里举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们还有我们几个学生都参加了。我在这次家宴上第一次见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别瘦，脸上化了妆，烫了发，穿件绿色丝绒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软。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们只顾低头吃，也不敢乱看。溥仪向婉容介绍了我，说“这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如果论辈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朗是一辈。那时候婉容还可以出来参加宴会，溥仪的妹妹们有时也到她那边去。

那时溥仪住的缉熙楼是一幢两边对称的二层建筑，西半部是“帝居”，东半部是“后居”，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势头。婉容的饮食起居由几个女佣人伺候着，还有一个太监，也是个大烟鬼，他们住在东厢房。有时偶尔靠近了东半部，就能闻见由门缝里飘出来的鸦片烟味，混杂了屋子里的各种怪味，实在是熏死人！

我第二次见婉容是在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随溥仪上缉熙楼，刚上了一半，溥仪忽然朝对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边，蓬散着头发，穿着一件土黄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满脸是鸦片烟灰的颜色，样子很是吓人。我不敢多看，也不知溥仪作何感想。

在伪满洲国最后一周的日子里，苏联的飞机天天晚上飞到长春空袭。每一次空袭警报后，溥仪就带着后来的“贵人”李玉琴钻进防空洞，却从来没有叫过“皇后”婉容，看来在他眼里早就没有这个妻子了。

我想对于婉容的不幸，溥仪也有责任。关于溥仪，后来有很多传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溥仪不是同性恋。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身体上的原因，其实写两个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在我去长春之前，曾听父亲讲过，有一年他去长春祝贺溥仪生日时，正好遇到溥仪生父--醇亲王载沣，还有其他从北京来的清廷遗老遗少们。他们当然谈到了皇嗣问题。清宫自同治皇帝以后就再没生过皇子，那时候溥仪也正是壮年，这些遗老遗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今上”了。那时大家都认为不生孩子的过错在女人，所以想让溥仪的父亲出面劝溥仪再娶一房。据我父亲说，王爷听了大家的请求之后，又摇头又摆手。“知子莫若父”，当时我父亲哪里知道溥仪的难言之隐呢！

溥仪后来在长春又找了谭玉龄。谭玉龄在北京不过是个中学生，十七八岁，但我看见她时，她烫着头发，穿着丝袜、高跟鞋，以及很讲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样。吃饭时，我们陪着溥仪，而谭玉龄由溥仪的妹妹们陪着，男女不同席。

溥仪在回忆录里说谭玉龄的死，“对我至今还是个谜”。我倒觉得，谭玉龄究竟得的什么病才是个谜。很多人说谭玉龄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说谭玉龄不是被日本人所害，也没有证据，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谭玉龄不找日本医生治病，她当时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

谭玉龄死后，吉冈安直一直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我那时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看到过一些女学生们的相片，都贴在一份“体检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视，只能偷偷瞥一眼。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本为“皇后”设计的“同德殿”的二层，本来是空着地方忽然摆上了一张双人床。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出来，见到一个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脚底下喷石碳酸液，然后就去了同德殿。晚饭时，一个女佣向溥仪汇报“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过了没多久，女佣汇报时，突然改口“奴才贵人”，我们明白，李玉琴已经被封为贵人了。

溥仪纳了新贵人，也没见他的生活有何变化，我好像也从来没见过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没有和李玉琴一起吃过饭。溥仪高兴的时候，偶尔也讲讲李玉琴，说她现在也学会消毒了，比如有个苍蝇落在手上，她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这当然是溥仪“言传身教”的结果了。

不知为什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李玉琴提的很少，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离婚的事也都删掉了。李玉琴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溥仪两三次，最后一次是下定决心离婚而来的，管理所特别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帮溥仪做最后的努力。但恰恰相反，留宿的结果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从她1943年进了伪皇宫到1945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我只见他们分楼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也许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