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错误的根源剖析（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

1970年，萨特和波伏娃在巴黎一家咖啡馆。

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 英国作家，1963年出生于英国的伯恩茅斯，后随父母在亚洲旅行多年，最终在澳大利亚悉尼定居、长大。返回英国后，她考入埃塞克斯大学，攻读哲学专业，毕业后在伦敦的一家图书馆做了十年图书管理员。2002年，贝克韦尔辞去工作，开始专职写作。

《存在主义咖啡馆》

作者：（英）莎拉·贝克韦尔

译者：沈敏一

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12月

20世纪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存在主义哲学从一杯鸡尾酒发端。本书结合历史、传记与哲学思想，精彩回溯了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斗争、爱情、反抗与背叛。

二十世纪是人类思想大爆炸的世纪，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哈贝马斯曾将西方当代哲学归纳为四个最重要的“运动”，其中包括：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结构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而德国哲学史家瓦尔特·舒尔茨更进一步将其解释为“五种趋向”：即“科学化”趋向、“内在化”趋向、“精神化”和“肉体化”趋向、“历史化”趋向，以及“责任化”趋向。

《存在主义咖啡馆》是一部哲学史传记，作者莎拉·贝克韦尔以工笔细描的方式，精确地再现了存在主义与这些运动和趋向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显而易见的是，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萨特也不是它的唯一代表，不仅胡塞尔、海德格尔为此贡献过他们的智慧，其中还能隐约看到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身影，至于伽达默尔、雅斯贝尔斯、雷蒙·阿隆、梅洛－庞蒂、阿尔贝·加缪、汉娜·阿伦特，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都在其中发挥过重大的、直接的影响。

历史

存在主义在中国

说起存在主义，我们这代人似乎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初，有几位西方思想家特别受到大家的追捧，其中有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那时我们尚未见过，更未读过萨特的著作，却津津乐道于社会上流行的所谓萨特“名言”，像“他人即地狱”、“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的走投无路的悲剧性”等。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却有力地冲击着我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对于经历了长达十年思想禁锢的青年人来说，这些思想直接促成了一代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我辈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存在主义本身多么庞杂，但它在中国的接受史，其实倒也简单。思想解放的浪潮汹涌澎湃，西方思想文化纷至沓来，一时眼花缭乱的中国青年，何以被存在主义击中，产生共鸣，固有其内在因缘，非今日不受任何约束之诸君所能体会。有鉴于此，萨特被寻找人生答案，渴求个体价值和自我实现的青年人所接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物换星移，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此时忽然读这本《存在主义咖啡馆》，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当年初次遭遇萨特时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了。这种感觉自然与时代的变化有关。今天，我们的境遇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已非当年可比，存在主义似乎也早已离我们远去，并归于沉寂。而换一种方式思考则不妨说，“存在主义的观念和态度，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现代文化之中，我们几乎都不再把它们视为存在主义的东西”。

反思

重读存在主义者

这“另一种方式”正是本书作者莎拉·贝克韦尔所提供的。她在书中一再提醒我们，当年困扰我们的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峻、迫切了。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在政治，人类的困难重重，远未获得理想的自由。而全球化中的科技、商业挟信息革命之势，几乎无孔不入地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与其说主导我们选择的是个“有意识、有掌控能力的头脑”，不如说这个头脑更像是“一群失控的机械傀儡”。当我们试图做出决定或选择时，其实并非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在起作用，而只是依据自身生理习性和环境做出反应。有人或许因此而感到不安，但更多人会因为外部安排替我们省了事而心安理得，不再有“那种伴随着认为我们是自由之人，要为自己所做之事负责而来的存在焦虑”。

于是作者提出，我们有必要“重读存在主义者”，她说，“也许，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需要存在主义者”，“尤其是故事中的两位巨人海德格尔和萨特”。诚然，这本书的主旨绝不只是对存在主义的怀念，更多的还是对存在主义的反思。她说：“我并不认为存在主义者为现代世界提供了某种简单、神奇的解决方案。作为个人和哲学家，它们无可救药地有着缺陷。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一些主要方面可能会让我们不舒服。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是复杂的存在，有着自己的困扰，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根植于一个充满了道德妥协的黑暗世纪中。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动乱和狂野概念是他们的印记，正如我们身上也将留下21世纪之动荡的印记。”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于存在主义的反思是系统而全面的。一个戏剧性场景被她巧妙地利用来作为故事的开始。那天，在萨特与朋友经常光顾的“煤气灯”酒吧里，他的老同学、后来的思想上的对手雷蒙·阿隆向他讲述了自己在德国的最新发现，“一门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学：‘现象学’”，以及最重要的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雷蒙·阿隆告诉萨特，胡塞尔“提出了一个振奋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意思是别在事物不断累加的诠释上浪费时间了，尤其是别浪费时间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实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东西’，且不管‘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精确地把它描述出来”。他还提到另一位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次要问题上，而忘记了追问“人的存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可能

联结哲学与日常

未来的存在主义就这样与现象学建立了必要的关系。现在，现象学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之一。萨特很快就追随现象学去了柏林。在那里，虽说一直没机会拜见那位现象学大师，但在读过大师的著作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思想豁然开朗，心灵获得了一种巨大的自由，仿佛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发动一场思想革命了。现象学提供了一种可能：哲学一定要从学者的书斋里解放出来，一定要与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

萨特返回法国时，带回了一种与刻板的哲学教科书完全不同、具有鲜明的反叛色彩的新哲学，其中融合了“德国现象学的方法，结合着更早之前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思想（譬如尼采），又装点了一味独特的法国调料——他自己的文学感染力”，作者称之为“杏子鸡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学”。这种哲学否认人的本性的先验性，他说，“作为一个人，我根本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过我选择去做什么来创造”。后来他把这个原则概括为一句简洁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再后来，西蒙娜·德·波伏娃写作《第二性》时充分展开了这个观点，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历史塑造的。

也许这个信条是足以概括存在主义的，但存在主义却并非如此简单。作者发现，存在主义是个十分庞杂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有人甚至给古希腊的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主义的思想家安排了一个位置，就因为他们也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来实践，而不是为了寻求知识或智慧。而有些最初的同路人，最后也可能不得不分手。雷蒙·阿隆就不必多说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原本就没有多少相通之处。更多的时候则是存在主义者内部的对话，甚至争吵。在德国，海德格尔反对他之前的导师胡塞尔。在法国，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攻击萨特，萨特与加缪亦不断争吵，加缪与梅洛－庞蒂也有分歧，而梅洛－庞蒂亦与萨特争吵不休。在匈牙利，阿瑟·库斯勒与所有人都说不到一块儿，还在街上揍了加缪。直到1953年，萨特与海德格尔终于相见，结果却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总而言之，存在主义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尤其是每个存在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是一直变化着的，我们永远不要指望它呈现一个明确的面貌。这是它的不足，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本书之所以引人入胜，恰恰在于作者生动地表现了存在主义的复杂、丰富和不确定性，她用讲故事的方式，形象地讲述了这一大群哲学家叹为观止的思想历程和生命旅程。他们“生活在有着极端意识形态和深重苦难的时代，不论他们愿意与否——通常是主动——都参与了世界上的历史事件”。因此，他们的故事更像是一个政治和历史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欧洲的故事。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