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长安和洛阳的历史地位（浅谈唐朝的都城选择）

长安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而获得中国历代王朝的青睐，自夏商周三代起就逐渐被作为王朝首都，起统帅全国之作用，一直到隋唐仍起重要作用。

先介绍一下唐朝时期长安洛阳为都的基本情况。李渊建唐之后先采用长安为都城，武则天篡位以后，以洛阳为都，洛阳与长安并立为二都，武则天在洛阳常住。神龙之变以后，唐朝的都城迁回长安，但玄宗皇帝还是时常巡幸洛阳。玄宗皇帝之后，唐朝的皇帝就大多常居长安，而很少巡幸洛阳了。

唐朝时期，先定都长安，后又定都洛阳，其中缘由何在？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

在南北朝隋唐史上一直有一条粗大的线索，贯穿着许多朝代，那就是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由西魏的宇文泰建立，其运用少数民族的部落联盟制进行军队组织，创立府兵制，设八柱国十二将军，这就是西魏的政权核心人物，凭借关陇集团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西魏加强了内部的凝聚力与军事上的战斗力，在很多条件处弱势之情况下尚可与东魏，南朝鼎足而立。

并且西魏的八柱国往往与后世王朝有充分联系，如宇文泰之子代西魏建北周，李虎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独孤信是北周、隋、唐的三朝国丈，隋开国皇帝杨坚之父也位列十二将军，所以说关陇集团贯穿西魏北周隋唐几个朝代，影响深远，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李渊）

接着请看长安与洛阳在北朝时的地位。自西魏以来，长安就是其都城，北周代魏后仍以长安为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可以说，关陇集团正是在以长安为地理核心的条件下建立的，长安附近具有众多的关陇集团所属府兵屯田，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也在附近拥有自己的土地田产等，长安可谓是关陇集团的大本营。

那么洛阳呢？洛阳当时并不属于西魏而是属于东魏。洛阳先被一代枭雄，北齐的建立者高欢所控制，因为高欢所控制的北魏皇帝就居住在洛阳（北魏孝文帝迁都迁到洛阳），后来又被高放弃。此后洛阳数度易手，侯景、高澄等人都曾管理过。因其地理位置尴尬，很快就成了北齐北周的对峙前线，北齐北周洛阳之战，是很有名的一场战役。

后来，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平阳城下取得了对北齐作战的大捷之后，一鼓作气，迅速攻下北齐的重要城市晋阳城等并灭亡北齐之后，洛阳才算真正落入了北周手中。所以对于长安来说，洛阳在关陇旧人的记忆中只是一个刚刚收复的新领地而已。

北周在武帝死后，因为继任君主的荒淫无道，帝位很快被外戚杨坚给攫取，杨坚建立了隋朝，他就是隋文帝。隋朝定都长安，并将其取名为大兴城，后来隋炀帝杨广又兴建洛阳城，将洛阳也定为首都之一，实行了长安洛阳并立的二都制，这也为唐代采取同样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历史借鉴。

（杨坚）

同样同属于关陇集团后裔，并且其核心成员有许多出自关陇集团的唐朝李氏皇族，自然会选择为历代“关陇王朝”所选择的长安为都，同时这里也是其家族的居住地与重臣家族的聚居地，几百年来一直都与关陇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时洛阳刚收复几十年，其积淀自不可能与长安同日而语。李渊起兵便是从晋阳出发，率先以闪电战的形式攻取长安，在长安继位之后再徐图洛阳，由此可以看出长安在“关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唐朝定都洛阳是在武则天时期。她把洛阳定为都城，改名为神都，并且在此长住下来。其实在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时期就多次巡幸洛阳，高宗死后武则天更是长居洛阳而不返长安。从个人因素来看，武则天选定洛阳，是因为在年轻时以残酷手段杀死王皇后和萧良娣之后，她晚年经常做噩梦，场面极其残酷，武则天备受折磨，甚至不想在宫内继续居住。

无奈之下，武则天只好采取将居住地由长安换回洛阳，以期能解决噩梦问题。但这个事情又不好公之于众，于是武则天在其外又罩上了一层说辞，说高宗晚年疾病严重，而洛阳气候养人，适合养病，为丈夫着想她决定居于洛阳，可以说这非常契合武则天的阴险而缜密的性格。

但是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就可以看出，这是因为武则天身份而采取的措施。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本来是一木材商，后来资助李渊起兵而获得高位，本不属于关陇集团内部人物，而是以暴发户性质登场，武则天自然也不算关陇集团内部人物。

（武则天）

相反，武则天为了成功上位皇后，还与关陇集团之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长期对抗，虽然最终武则天取得了胜利，但也残杀了许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其中不乏关陇贵族。可以说，武则天已经对于关陇集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很有可能招来关陇旧人的集体报复。毕竟这些人血管里流着少数民族的血液，性格也比较刚猛果敢，武则天为安全考虑，自然不可能长期居于关陇集团的大本营长安，而势必要选择关陇集团力量薄弱之洛阳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

这是客观物质条件，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因素。

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除了能承担政治任务，军事任务之外，还有充足的经济条件做保证。简而言之，就是其自身能养活都城及其附近的众多聚集之人口。但是很遗憾的情况是，长安的条件比洛阳相去甚远，并不能很好的满足物资供给的需要。这可以从自身的生产能力与对外交通两方面来说。

首先，从自身的生产能力上，长安的生产条件远不如洛阳。长安位于黄土高原之上，由于地形的阻隔，降水量每年只有四五百毫米，而洛阳的降水量可以达到七八百毫米。从耕地数量来说，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条件，加上黄土易流失，肥力下降等问题，都严重制约了长安及其周边地域的生产情况，远不如洛阳的自然生产条件。

且长安的水旱灾害频发，其水灾旱灾频率能达到洛阳的两倍左右，如果正常年份还可以勉强应付，但是到灾害频繁的年份，情况就变得很难处理，甚至连皇帝的饮食都不能正常保障，比如杨坚就曾被逼的率领群臣到洛阳就食，被嘲讽为“逐食天子”，记载如下：

乙丑，幸霸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己巳，上亲录囚徒。庚午，契丹内附。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隋书》

这样也能看出，洛阳的自然条件确实优于长安。

（杨坚）

其次，从对外交通与运输条件上，洛阳更是把长安甩了800条街，其秘诀就在于大运河的修建。

谈到这个问题还得先说一下中国南北方的经济重心问题。在秦汉等时期，由于北方人口聚集，开发较早，其粮食产量自然大于南方。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大量的北方人到南方避难，带去了丰富的劳动力与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南方的生产水平与产量迅速提高，经济中心逐渐开始南移，并于唐宋时期正式完成。

但在唐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南方的粮食物资产量已经超过北方。可以说唐代的立国就是以江南为本，小小的江南承担了大部分唐代的物资供应，使得唐代在国力衰藩镇林立的情况下，仍得以苟延残喘100多年。

隋炀帝时期修建了有广济渠，通济渠，邯沟，江南河4部分组成的京杭大运河，其目的就在于连接南北交通，方便人员往来和物资的调换。大运河北至涿郡，就是现在的北京，南到江南，而西边的尽头正是洛阳。那么以洛阳之地理位置，通过大运河就很好地能够接收江南的物资，从而满足大量人口的生产生活需要。

而长安的运输条件则非常的寒酸。虽然与洛阳到江南的距离相比，长安到洛阳距离可谓是比较近，但是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陆路运输要靠大量人力畜力，成本非常高，自然不是首选，而且也不明智。最好的办法就是水路，但是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有很大的地形落差，并且是长安高，洛阳低，从长安向洛阳运物资，可顺风顺水。

（武则天）

但由洛阳将物资运至长安就只能长期爬坡，难于登天。此外，长安与洛阳之间地形非常复杂，有很多山地地形，逆水行舟必须要靠纤夫在岸边拉纤，风险很大，一失足就会摔下，产生了多起命案，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由此可以看出在隋朝与唐朝初年，与洛阳相比，长安的生产条件与运输条件可以说都非常不好，并且由于都城带来的人口聚集问题，这一地区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粮食匮乏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隋朝早有解决方案，如隋文帝和隋炀帝一样到洛阳居住解决粮食问题即可。

所以在民以食为天的催促下，即使贵为天子，没有粮食吃的唐高宗，也不得不多次前往洛阳度过粮食危机，在丰收年份才能回到长安，武则天也在洛阳长期居住。下面记载的是唐高宗的窘况：

五年正月丙寅，以旱诏文武官、朝集使言事。三月戊午，入万年宫。乙丑，次凤泉汤。——《新唐书》

（李渊）

虽然生产条件难以改变，但是可以改善运输条件，唐朝第一代明君，玄宗就在其在位期间大力推进长安与洛阳之间的运输条件改善。在宰相的主持下，采用了分段运输的方法，减少了各地船只来往运输的压力；并且选派有经验的运输者担任运输工作，并提高他们的待遇，从而有效减少了事故的发生；改善长安城内部的运输条件，使得运粮船甚至直接可以开进长安。

在多种措施的保障下，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运至洛阳的粮食，终于可以以较少的代价运输到长安，长安物资不足的现状能够得以改善，玄宗就没有了去洛阳逐食的困惑，就可以常驻长安了，他之所以经常去洛阳，只是由于其活泼好动的天性使然，并不是像祖父辈那样面临粮食不足的恐慌了。随后，刘晏，第五琦等财政专家进行改革，也都致力于运河的运输条件的改善，致力于保证运河的畅通，从而使江南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大唐二都提供充足的血液，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百多年。

只是后来由于藩镇割据，运河运输不畅，加上时常会有藩镇抢掠物资的条件出现，长安与洛阳的物资供给日益匮乏，财政紧张的问题日益突出，唐朝的内部矛盾也就日益激化，这一江河日下的庞大机器终于逃不过崩溃的命运。

参考资料：

《隋书》

《资治通鉴》

《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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