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的特点（战国策刻画了性格丰满的形象）

文学特色

1、写人艺术。《战国策》中刻画了许多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例如，讽齐王纳谏的邹忌、说赵太后的触龙、客孟尝君的冯谖等。

其包括“三叠式”的结构艺术手法，从而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冯谖刚开始寄身孟尝君门下，虽自称“无好”“无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门客而多次提出高标准要求。

“三唱”中冯谖这个人物形象的“贪而不足”描绘得很传神，反衬出孟尝君的宽容大度，同时也是冯谖故意试探孟尝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试探孟尝君值不值得他为之效力、赴汤蹈火。果不其然，孟尝君的礼贤下士、宽容大度让冯谖为之巧凿“三窟”，终身无忧。

“三唱”“三窟”，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情节叙述方式，在曲折的情节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动丰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2、语言特色。《战国策》的骈词俪句应用一直有其独到之处，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的说法，就偶对数量来看，其总数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对，仅次于《左传》的1321对。其偶句、偶字总量分别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战国策》中的使用也尤为广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变得浅显而具体，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使话语更具感染力。全书多使用简洁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简短的，一个字或一两句话的比喻十分常见。

单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带有“犹”、“若”、“譬如”等标志性喻词，如《楚一·荆宣王问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这部分有个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将昭奚恤比作狐，企图动摇楚王对他的信任。

除明喻外，还有暗喻，如《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的比喻，将三万兵士比作宝剑，强国军队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数需得与时变化的观念。

3、叙事手法

《战国策》单纯的叙事方面笔墨并不多，大多以对话出现，其文约而事丰，以对话的形式将人物的主张以及行动联系起来，将故事情节用一种场景转换的方式来实现。

叙事者常常将观点隐没在语言或是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态度和评判。评述文字的部分显然是文本的隐含作者，他通过叙事者特有的叙事视角来进行叙述从而“陈其势，言其方”。如《齐三·孟尝君在薛》楚国军队攻伐孟尝君的封地薛，孟尝君恳请淳于髡谋解薛之危。

淳于髡面见齐闵王说“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叙事者显然是站在一个全知视角下，对即将发生的事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对事情的发展以及淳于髡的反应都了如指掌，并给予掌局者般的评价。

《战国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过人物的言行将隐晦的观念和犀利的评论结合起来。

4、排比和对偶

《战国策》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敷张扬厉，气势纵横，内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节奏鲜明，说理更加严密、叙事更有表现力。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进言秦“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苏秦认为秦国有统一六国的实力，希望秦王能用他来完成宏图伟业。而秦惠王却认为自己实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时机，“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婉转地拒绝了苏秦的请求。又如《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赵威后见到齐使者时，未拆书信便抛出三个疑问句，“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将王置于最后，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念。

对偶也是，能够有效增加说辞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赵二·秦攻赵》中有一段苏秦游说秦王，“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辞顺。”苏秦将多个对偶句铺排，以齐国为前车之鉴说明秦国如果不休兵戈，必会有无穷后患。

5、寓言

《战国策》中寓言题材一般分为拟人化的动物寓言、类型化的社会寓言和附会古人的历史寓言三大类。

目的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游说君主、消弭灾祸，劝告君王莫信谗言、表白忠心，推荐贤才、贬退小人。内容浅显易懂，形象鲜明，寓意深刻，从而增强了辩词说服力。

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苏代只用这样一个小寓言故事，就说明了“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免除了燕国的一场兵祸。有人统计过《战国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则，根据寓言故事的角色，可分为人物寓言44和动物寓言30则。比如“忠且见弃”（《秦一·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楚人有两妻”（《秦一·陈轸去楚》）、“管庄子刺虎”（《秦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画蛇添足”（《齐二·昭阳为楚伐魏章》）、“同舟而济”（《燕二·或献书燕王》）、“鹬蚌相争”（《燕二·赵且伐燕章》）、“狐假虎威”（《楚一·荆宣王问群臣》）等。

战国时代的策士们与《战国策》中的寓言是相辅相成的，策士们在游说活动中如何通过自己的说辞获得游说对象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在游说时，根据游说对象的主、客观情况对说辞进行调整，适当加入寓言故事，在听者乐于听闻的状态下达到游说的目的，提高了游说的成功率。

而且策士面对的是大多是地位极高的人，措辞一定要委婉，因此时常需要故事来隐喻。

动物们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其生物性和人类的社会性巧妙地合二为一，便达到了诙谐幽默的语言效果。

如经典的“狐假虎威”，将昭奚恤比作聪明狡猾、虚张声势的狐狸，将楚王比作实力强大、天威在上的老虎，既宽慰了楚王忧虑疑惑的心情，又不动声色地暗讽楚王不明事理。

策士作为《战国策》寓言最主要的创作者、讲述者和传播者，使得原本零散、不成系统的寓言变得定型、凝练且意义确定，同时，在游说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担了传播者的使命，也扩大了寓言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战国策》的虚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战国中、后期，史传领域在艺术构思上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象的因素。不论是套用情节模式或是因袭言辞模式，这些故事同文学本身的虚构性发展更具有内蕴关联。

6、语言艺术

《战国策》中说服和劝谏的场景，许多都发生在臣下与君王之间，而且大多是比较紧要的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说服者和劝谏者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说服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见，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本领，这可能也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普遍具有较高语言艺术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战国策》中说服对象大多地位极高，如果没有很好的逻辑性，很难说服对方。逻辑严密的推理过程，层层推进，更能使人信服。

《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大量运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比喻推理。当然也不乏逻辑谬误和诡辩。在推理和诡辩过程中，让整个文章表现出相当的逻辑艺术。

语言普遍具有模糊性，《战国策》中策士为了某种目的，常常装聋卖傻，刻意曲解对方话语中模糊或多义的部分。

像《齐四·齐人有冯谖者》中冯谖，去薛地收债前询问孟尝君家中有何所需，在得到“视吾家所寡有者”这句指示不明确的话后后故意曲解，一把火烧了封地辖民所有的券契，然后告诉孟尝君，“臣所以为君市义”。

不过这句话的艺术在当时并没有显示，而是在几年后孟尝君被免职时，他的封地百姓“迎君道中”时孟尝君才明白，“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见之”。还有如《东周·温人之周》，魏国温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东周，在受到审查时，他巧妙地引用《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东周国的主人，并非客游此地，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下之主自居的周君无言以对，只好放他出境。

这句话是完全的断章取义，和原文抱怨自己劳作不休还没地方可跑路的原意根本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