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回忆武汉（志愿者口述武汉封城之初）

口述：田曦；访谈并文：张馥兰

1月23日，武汉因疫情爆发而封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志愿者田曦一直在武汉一线参与运输防护物资、救助特殊病患等救援工作。他讲述了在武汉封城之初，协助因发烧滞留的意大利少年尼克回家的曲折故事。以下是田曦的口述：

▌第一次尝试：因发烧没能上飞机，滞留武汉机场

2月3日，我正往各个医院和社区送口罩等防护物资，在去雷神山医院的路上，我接到了绿发会秘书长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个意大利的小伙子叫尼克，因为发热没能登上回意大利的飞机，现在被困在机场。

那段时间，在武汉发热就意味着可能是新冠患者，答应这个要求就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去搭救一个人。当时秘书长跟我说：这孩子已经被滞留在机场很久了，没人管没人问，你能不能去把他接回来？但是你也可以拒绝，这只是一个请求。

我犹豫了会儿，但转念一想，就算他是发热病人我也得去。那天赶巧，我车上有防护服，就穿上防护服，开车去机场接他。开到半路，秘书长又给我来电话，说“省外办”（外事办公室）的人把他接到同济（医院）去做检测了，你现在赶到同济去把他接了。我又直接冲着同济过去了。

到了那里，我跟尼克通话，他会说一定的中文，而且是个外国孩子，所以在人群中还比较好找——我当时看到同济门口排着大长队，都是发热病人——结果看到他，状态还不错，不是想象中那么糟糕，就把他接上车了。他坐在副驾驶位上，我给他测了体温，37点几度，确实是有点发烧。

我们俩用中文聊了会儿，原来他是来中国学习，到湖北玩，刚到荆州不久，就赶上武汉封城了。后来意大利政府组织包机接回他们的国民，没想到这孩子那天发烧，无法上飞机，就滞留下来了。

我当时还挺紧张，旁边就坐着一个发热病人。那时武汉到处都是这个病况，每个发热病人都会被假设成是新冠患者。如果说当时我不害怕，那是假的。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全套保护了，防护服、口罩和防护眼镜都配齐了但防护眼镜不透气，里面全是雾，我车开得比较慢。

尼克说他一天没吃东西，又渴又饿。那时武汉还有少数商店开门，我就开车去商店，给他买了些吃的喝的。我还是有点担心，虽然看他状况只是发热，没咳嗽。这孩子看起来特别累。我让他把靠背往后拉一下躺着睡。他说想找个住的地方。但是当时在武汉找住的地方非常困难，第一尼克是外籍人士，第二他未成年，第三他还发热，冲最后一点，全武汉的酒店都会对他关闭。

找了几家酒店都没人愿意接待，我只好不断地打电话，联系了很多组织机构。省外办、市外办都说解决不了，街道办也不同意入住。最后，我打电话打到公安局，公安局说这超出他们的权限了。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不能解决，后来秘书长想到去他自己亲戚家借住，亲戚刚开始答应，隔一会儿又反悔了……那天我们能想到的招全想了，甚至想在车上蹲一宿，要不就去找个帐篷睡袋，搭个营，睡一宿得了。

尼克在车上坐着很无助，我也很无助。他看着我不停地在那打电话，每个电话都被拒绝，真的是焦头烂额。尼克想要一张床，我也想要张床，但这个想法在那时简直太奢侈了。

到了傍晚，天色开始暗下来，尼克在车上睡着了，还是没人能收留我们。这时，马路对面有个小哥神色慌张地过来问我：“您这边有没有体温计？”可能他看我穿着防护服，以为我是医护人员。我当时本来想说没有，但他又说，“我想给我妈量一下体温。”

原来他不过就是个孩子，想看看妈妈是不是病了。我说：“我可以借你，不过你要把贵重物品押给我，到时回来还你。”他就把手机给我了，十来分钟后他回来了，那时看着就没那么焦虑了，他说他妈妈体温没有很高。那个时候真是人心惶惶啊，大家都在担心是不是发烧了，发烧了怎么办，会不会死。

后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表达我很绝望无助的心情。有位社区的书记看到了——我之前给她的社区送过口罩等物资——她问我是不是有困难？我跟她说了这个特殊情况，她就以个人名义给社区酒店打电话，给我提供了一个房间。那时已经到了凌晨，拿到房卡之后，我等前台睡了，把尼克带进房间，这才把那一天的问题解决下来。

我们睡了一宿之后，这个小伙子明显感觉好了很多。我就开车带他去同济取昨天拍的胸片和检测报告。医院的发热病人依旧排队排到大门口，我想这交叉感染得多严重啊！尼克跟我走到里面去，我看到那一排排病床上满满的都是人，有的人去世了，医院就用个东西把遗体裹着。

▲ 尼克在同济医院取检测报告。 © 田曦

我跟尼克做了最好的防护，进去取胸片和检测报告。医生说，这孩子很好，一切正常。我一听这话，心里那个弦就松了。天呐，谢天谢地！尼克要是不正常的话，我铁定容易感染，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防护做得到不到位。

听完医生报告，我拉着尼克快速冲出了医院——因为太多病人在里边了——我坐在车上松了口气，赶紧回家！回家后我又发了个朋友圈，我和尼克买了两瓶酒，但我们没有真喝，就是摆拍啊，假装庆祝一下。这是我在武汉遇到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但幸运女神冲我们微笑了一下。

▌第二次尝试：空降布洛芬为少年降温，还是没能走成

为了帮尼克退烧，我到处帮他找退烧药，但是没找到。没办法，我就发朋友圈询问哪里能搞到布洛芬。在一个好心人帮助下，我开了快一个小时的车到他的住处，他在楼上直接把药往下面扔——空降布洛芬。

尼克在酒店待到2月8日，就迎来了第二次机会。因为意大利在武汉没有领事馆，所以由其它领事馆来完成这个任务，安排了一辆车把尼克送到机场。但他那天体温还是有点偏高。没想到，晚上我接到秘书长的电话，说尼克又被拒签了。那是英国的包机，因为尼克体温偏高，英国人认为他是潜在患者，就没有让这个孩子上飞机。那时大概是凌晨一二点，我跟同行的另一名志愿者就开着车，又去接尼克了。

在回来的车上，我也给他测了体温，36.5度。我说你体温不高啊，为什么被拒了？尼克很郁闷。我说没事儿，好孩子，欢迎再次来武汉；我说他是幸运男孩，lucky boy；我说我们的缘分未尽，你还得跟我们在一起。

回到酒店后，尼克就一直在房间。意大利政府让他尽量自我隔离，所以除了我送饭以外，没什么人跟他接触。他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就送饭到门口，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我就多买几个花样。尼克又住了七八天，到了2月14日，我们又接到意大利要接国民回去的消息。我们跟意大利大使馆申请亲自送尼克去机场，对方同意了，并给我们开了一张路条。

▌第三次尝试：“幸运男孩”终于回家了

那天晚上下着雨，尼克和我们坐上车慢慢地往撤离点走。这孩子挺倒霉的，头两次都没撤走，我说事不过三吧。当时我们接到消息说，意大利总统要派专机来接他。

进入天河机场，路上没看到一辆车，也没看到有人值班。等我们到了机场之后，发现机场工作人员都在，所有人都在等我这辆车。那天航班表上显示的只有一架飞机，一个乘客，就这么奇怪——一辆车送一个乘客去机场，一架飞机接一个人走。

但那天又出了岔子，尼克的签证有点问题，没法过海关。距飞机起飞只有一两个小时。我说不会吧，这孩子运气这么差，不是说好的lucky boy嘛。我们只好又开始疯狂打电话，联系省外办和市外办，原来是搞错了文件。那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送文件的专车急匆匆地赶过来。

大概过了1个小时，文件送过来了，就开始正式交接手续。尼克先做了体检，然后需要意大利那边签免责协议，因为尼克有可能携带新冠病毒，意大利必须自己要承担这个风险。我们跟尼克告别：等疫情结束，我们再相见。

▲ 田曦和尼克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 田曦

意大利政府出动了核生化的设施，飞机上携带着一个无菌仓，把尼克放进了无菌仓里面，在无菌的环境下，用吊车把他再放进飞机舱里面。机场工作人员说，他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登机方式。是啊，谁不是第一次见。就这样，尼克终于坐上飞机返回意大利。

他回去之后又隔离了14天，最后确定没有被感染。我们视频聊天，尼克爸爸妈妈非常高兴，称我为天使。尼克说在家隔离很好——他已经习惯被隔离了。不管怎么说，这孩子终于回去了，能跟家人团聚。我真替他高兴，因为这孩子太倒霉了，也太幸运了。

访谈后记：疫情期间，田曦和他的伙伴们一直在武汉一线参与救援工作，他们从为医护人员送口罩等防护物资到帮助非新冠的特别病患，从帮助外国朋友到为流浪人员送食物……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样的理念：灾难不分地域、国籍、种族、阶级，在灾难面前，人类应该更加努力联结起来共同应对，而非走相反的路。

田曦还说过：“看到意大利和伊朗等国家的疫情那么严重，我们这些在武汉的志愿者感到很痛心，这些天来我们已经在一线见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很多人因为这场灾难，永远失去了自己的至亲至爱。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上稳定下来，希望我们能关注和支持疫情严重的国家，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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