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的热血青春(邓颖超的热血青春)
一、鲜为人知的反串
1938年夏,武汉珞珈山。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这里与周恩来、邓颖超会晤。
斯诺谈到,邓颖超曾有一次化装化得很成功,自己没有认出来她。周恩来笑着说:
“斯诺先生,你还不知道小超很会演戏吧?早在15岁时,她就在戏中反串扮演男主角。”
周进一步介绍说,她演过男扮女装的爱国英雄花木兰、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还演过你的同行男记者。”
斯诺十分惊奇。
青年周恩来
邓颖超笑着说,那时是封建主义束缚,男女不能同台,所以她在学校演出话剧时,就扮演了男主角。
“斯诺先生您不知道吧,”邓说,“恩来青年时期在南开学校演新剧,反串女主角。他演得好极了。名震京津,是我的老师呢!”
“真是太奇妙了!”斯诺闻听禁不住惊叹。
“太有意思了,我真没有想到,你俩不仅在政治上志同道合,还都会演戏……一个男扮女装,一个女扮男装,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对天生佳偶!”
这段鲜为人知的轶事,刊载于《邓颖超传》中(金凤著,人民出版社,上卷,第278页)。
邓颖超反串男记者
二、邓颖超15岁的演讲
邓颖超演话剧,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
1915年秋,12岁的邓颖超(当时叫邓文淑)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次年,入本科。
1920年夏,她从女师毕业时,全国正经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邓颖超是天津学生运动中一颗耀眼的星。
直隶女师的女生,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在学生运动中,特别耀眼。
她们第一次走出校门、家门,走向社会,和男生一样投身爱国运动和宣传。
其中,邓颖超因为演讲好,被推选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队长。
她的勇气和演讲才干,就是在那时锻炼、展现出来的。
前左为邓颖超
天津街头,炎炎烈日,一群白衣黑裙的女生,在街头搭起桌子,15岁的邓文淑跳上桌子,向围观群众演讲起来。
女生演讲,在当时比较引人注目,因为在过去,女生从来不参与这种公众活动,中国传统女生,都是深闺中人,大街上都很少去。
邓在演讲中,呼吁爱国、妇女解放,唤醒女子求学、求业、独立,反对封建婚姻等。
演讲给妇女们很大振奋,有人还请她到家里给她们父母演讲听。
邓颖超口齿清晰,表达流畅,逻辑严密,常常讲着讲着就落泪,闻者亦动容。
在南开学校礼堂演讲时,她富有感染力的演讲,被台下的年轻记者周恩来注意到。
周恩来比她长6岁,此时已经从南开毕业,并去日本留学归来,办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报。
这是他们二人首次相识。
三、“恩来是我的老师”
在台下交流时,得知来访的记者是周恩来,邓颖超马上说认识他,他的大名早在两三年前就已闻知。
南开的新剧当时很有名气,由于学校无女生,长相俊秀的周恩来,便反串了舞台上的女生。
他扮演的《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不但“扮相秀丽”,而且演技逼真,许多学生看了流泪。
在这次见面中,邓颖超邀请周恩来为她们将要上演的新剧作指导。
她们准备办一个免费的平民女校,需要义演募捐,并自编自导自演了2部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
主角安重根和花木兰,都是由邓颖超来演。
这是她第一次在新剧中演反串,所以在彩排时,想邀请周恩来去指导一下。
周欣然同意。
地点广东会馆,现在的天津戏剧博物馆。
周从吐字、台词,尤其是剧中人物心理、情感把握方面,给邓颖超以指导。
这就是邓颖超所说的,“恩来是我老师”。
不久,周恩来任会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邓颖超所在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合并为一个团体,取名觉悟社。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给自己每人都起一个代号。
50多个人写50多个序号,然后抓阄,抓住哪个号,就按照它的谐音给自己起名字。
周恩来抓的是5号,故名“伍豪”,这就是他名字的来源。
而邓颖超抓到了1号,故名“逸豪”,不过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说。
觉悟社合影,前排右三为邓颖超,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四、报纸上这样宣传
邓颖超革命意志坚定,在学生运动中总是走在最前面,为解救被捕的学生,她喊出“背着铺盖去坐牢”的口号。
1923年春,邓颖超等人创办了一个更为清晰、更为进步的妇女团体:“女星社”。
其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邓颖超,是女星社的总务部书记,主要负责人。
新的事业有更多活动,也需要更多的活动经费,钱从哪里来?
义演募捐。
为办女星补习学校,她们准备在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演出新剧。
邓颖超主演的是《新闻记者》,依然女扮男装。
据当时的《华北新闻》刊登的消息,此次演出,共2剧目,《新闻记者》是独幕剧,入场票一张9角。
报纸重点宣传和推荐了这一剧目:
“女社员排演已3星期,极为纯熟,表情甚佳,想必为天津人士所乐观也。剧目之外,尚有唱歌、火棒、双簧,以助兴趣云。”(1923年11月10日《华北新闻》)
根据演出效果来看,邓颖超此次演出也获得了很大成功,扮演的报社主笔惟妙惟肖,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五、邓颖超批历史剧
从邓颖超早年的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活动家、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一位对表演艺术有丰富实践的艺术家。
同时,她对戏剧表演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
1955年,她与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谈话剧《屈原》,建议秦怡可以演里面的南后一角。
“虽然你从未演过反面人物,但南后这个角色,需要有特殊的气质。你演南后,可以是另一种类型的南后。”
事后秦怡不无钦佩地说,“邓大姐对文艺真有研究。”
事实上,何止研究,邓颖超对如何编好、演好历史剧,都有着深刻的见解。
她说,演好历史剧,首先材料必须准确。
创作者、演员,都要“采取认真的态度”,对事实进行“认真、刻苦的研究,然后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艺术加工”。
第二,尊重历史,不能脱离历史,不能以当下的思想、认识和观点去评价过去。
第三,必须实事求是,历史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坚持这样做,就会写出人民喜爱的戏剧和艺术作品。
这些话,现在看来字字珠玑。飞春读传觉得,编写、拍摄那些历史神剧的人,应该好好学学。
她还批评有些剧目改编得脱离实际,比如:
她在看一个上海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有一场是“四·一二”后,周恩来要从上海去武汉,在黄浦江边与邓颖超告别。
剧中描绘,邓颖超向周恩来谈到他们的孩子夭折,周心情很难过,话别的时间很长。
邓看后说,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那天晚上,她不但没有去送别,而且根本没有下楼。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又十分秘密,根本不允许送别,更没有时间去谈个人儿女情长的私事。”
“剧本显然写得很不合乎当时的历史情况,和人物的心情。”
“那时我们根本顾不了孩子,历史剧要符合历史,脱离了事件的基础搞浪漫,就会浪漫得无边无际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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