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都需要新版小妇人（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版小妇人）

《我的天才女友》里，那不勒斯贫民区的女孩莉拉和莱农，用从社区恶霸那得来的一笔珍贵的钱买了一本《小妇人》。两个女孩相拥着坐在天井花园的石椅上，离她们不远的地方暴力正在上演，而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着《小妇人》，一直读到书脊脱落。

电影剧照

这本由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1868年出版的作品，比《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都问世得早。在这些代表着冒险精神的男孩文学形象出现之前，路易莎·梅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温暖笔触，为女孩们编织出了一个属于她们的圣诞限定故事，也为文学史贡献出March一家这样影响深远的女性群像。

《小妇人》是一个不复杂的故事，它关于温馨的家庭生活，关于成长的喜悦和遗憾，关于互相争斗又亲密无间的姐妹，也关于平淡又无常的命运本身，用一群极具代入感的角色，教会了许多女孩如何应对身为女性的身份认同困境。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小妇人》创作出了Jo，这个叛逆而独立的女作家形象成为了无数女孩创作梦想的起点，激励了从波伏娃到埃琳娜·费兰特，从J. K. 罗琳到帕蒂·史密斯的一众女性作者。

这部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在它成书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被数次搬上大小银幕。最早的一版影视改编是一部已经丢失了的默片，而在那之后，《小妇人》曾被改编为1933年、49年、94年的几部电影版，较为冷门的几部电视迷你剧和一部日本动画。书中经典的少男少女角色们，经历了一代代大明星的演绎，（包括凯瑟琳·赫本，伊丽莎白·泰勒，薇诺娜·瑞德，克里斯蒂安·贝尔，...），也在不同年代的观众心中形成了某种固定而亲切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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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塔·葛韦格要翻拍《小妇人》的消息传出时，引起了不少人的不解。一方面，《小妇人》从头到脚都不太像葛韦格的风格。葛韦格作为演员的银幕形象是有趣文艺有点笨拙的现代纽约女，与19世纪马萨诸萨州的乡下姑娘们似乎毫无共同之处，而她的导演处女作《伯德小姐》是如此私人而富有原创力，也让人不解她为何要去改编一部出自他人之手的经典作品。

另一方面，《小妇人》的影视改编已经有如此多版珠玉在前，尤其是另一位女导演吉莉安·阿姆斯特朗指导的94版《小妇人》，是一部各方面都质量上乘的公认佳作。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大费周章，去重新再拍一版吗？

葛韦格在圣诞节交出的这份答卷，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与前作不同的大胆改编和跳出原著的重新解读，都是新版《小妇人》存在必要性的证明，也是为什么每个年代都需要自己的《小妇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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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而残酷的非线性叙事

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是新版《小妇人》与原著和前作相比最大最明显的不同。读者们熟悉的《小妇人》是分为上下两部出版的，按时间顺序讲述March家的女儿们从女孩长为少女最后嫁为人妇，而新版的《小妇人》干脆利落地打破了这种线性叙事，直接将观众们拉入一个较为灰暗的成人世界，再通过闪回，在七年前姐妹们温暖的少女时代和七年后充满困境的现实间来回穿梭。

所以新版《小妇人》一开始，观众便看到Jo孤身在纽约写作养家，Meg是生活紧巴的家庭主妇，Amy在巴黎学画，而Beth健康状况堪忧。故事在这种残酷现实下陡然拉回七年前的圣诞节（也就是小说开始的节点），那时所有的欢闹，所有幼稚的朝气和相聚的温馨都就此笼罩上了一层令人心碎的悲剧色彩，成为了一种回望和缅怀。

接下来并行的两条时间线，一直在不断地提醒观众，他们所观看的美好都已经逝去。七年前的Laurie像是March家第五个姐妹，大家一起在阁楼亲热地演着闹剧，但观众知道现实里Laurie早已变成一个颓废疏离的背影。七年前满载欢乐回忆的海滩，一转眼变得冷寂萧瑟，只剩Jo和病重的Beth倚靠着等待命运降临。

这种预知的视角是相当无情的。当七年前的女孩们梦想着宏大的未来，以为她们能做成任何事成为任何人，以为家人将在一起永远不会散，而七年后的她们和观众都知道那些绮梦早已成为不可能。事实上，在七年后这条时间线上，March家四姐妹再也没有聚齐过。

在观看遵循主角们成长路径的其他改编版本时，观众们体验到的是属于当下最纯粹的情感，而新版《小妇人》带来的却是一种双重时空下，更为复杂甚至更矛盾的情绪体验。

对于不熟悉《小妇人》剧情，不知道角色们结局的观众们来说，新版《小妇人》与原著相比可以说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的书粉们看着Jo和Laurie一起成长，才会对他们没能走到一起而意难平，但如果是对于第一次看《小妇人》的新观众，非线性叙事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了Laurie被Jo拒绝这个事实，而预先知道一段关系的结局，可能会彻底地影响他们看待这段关系的方式。这种完全被重塑的叙事体验是非常新奇的，新观众们完全被葛韦格操控，而在这部《小妇人》后，Amy和Laurie的CP粉可能会迅速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