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越剧专场全部（王文娟徐玉兰岑范）

五十七年前，一曲风靡大江南北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越剧电影《红楼梦》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线，也使影片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扮演者——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十分遗憾，此片拍摄的灵魂人物——编剧徐进、导演岑范、主演徐玉兰均已作古。所幸的是，笔者在他们生前作了详尽的采访，他们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不能不说是份珍贵的遗产。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忆这部越剧被搬上银幕的前前后后，对打造此一经典的艺术家们送上深深的敬意。

徐进：从百万言小说中凝练“宝黛传奇”

一生写了58部戏的徐进先生被称“越剧编剧状元”实至名归。由于他的身体原因，我一直未能当面求教。2010年新年元旦，接到他要见我的电话，我大喜过望。

毋庸讳言，越剧《红楼梦》成为当代红楼戏的经典，徐进功不可没。他毫不讳言，在改编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几经挫折，反复探索，他才把小说百万言的浩瀚篇幅、深刻的思想内容，容纳在三四小时的戏里，最后，终于确定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作为戏的中心事件，也就是把爱情悲剧和反封建精神糅合在一起，选取小说一些典型情节融汇贯穿，在有限的范围内体现原著的精神面貌。

他选择“黛玉进府”作为戏的开端。透过林黛玉的眼睛，介绍贾府的主要人物以及和她的关系：贾母的怜惜，王夫人的关怀，凤姐的奉承，宝玉的一见如故，一一呈现。这一开头，也使观众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倾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主人公身上。

下一步则是考虑矛盾冲突的酝酿和展开，人物在其间逐步成长，性格有所发展。从“读西厢”到“笞宝玉”是戏的基本冲突的第一个回合，“葬花、试玉”则作为基本冲突的第二个回合。为使矛盾冲突向尖锐化推进，“泄密”“焚稿”“金玉良缘”数场，选取小说最集中、最富悲剧性的部分而成为全剧高潮。“哭灵”“出走”是戏的尾声。

得到小说启示并在反复斟酌后，徐进把最后一次摔玉作为他和封建家庭根本决裂的动作。在“哭灵”中同时写出宝玉离家出走，用这一笔完成了一个叛逆者形象的塑造。

1958年2月18日，越剧《红楼梦》在上海首演，甫一亮相就受到观众如潮的欢迎。从2月18日至3月31日，首期公演便连演54场，场场爆满。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高兴地点名将它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剧目晋京演出。1959年国庆，周总理接见了主创人员，对该剧加以肯定和鼓励。邓颖超观看后，对该剧的精简和删节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徐进回忆道，“金玉良缘”那场戏里，贾宝玉掀开新娘盖头，发现不是林妹妹，而是薛宝钗。周总理看戏后，对徐玉兰、王文娟说，你们怎么连一个像样的凤冠都不买，盖头掀开后，应该是华丽的凤冠，而不是你们那么简单的凤冠。原来，戏中用的丝绸凤冠，上面缀的都是不起眼的小珠子，这一细节竟让总理注意到。后来，总理让人送来了一个安满了大珠的漂亮凤冠。

岑范：把戏曲片当作故事片拍

1978年，我还在复旦大学就学。有一天，系里请来岑范先生为我们上课，他讲述的题目是《越剧〈红楼梦〉的拍摄》。我知道，这位曾与郑君里合导《林则徐》的大导演，还执导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群英会》《借东风》等戏曲艺术片，因此对他的授课分外重视。岑导讲课另有一功。一上来，就向我们提问：你们知道这部越剧《红楼梦》是在哪儿拍的吗？顿时台下喧哗起来，有说苏州拙政园、狮子林的，也有说上海豫园的。没想到，岑导话锋一转说，别看影片中舞美不错，有亭台楼阁，有小桥流水，其实这一切全部是在电影厂的三个摄影棚里置景完成的。大家瞠目结舌。正是这一问，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接着他将拍摄的内幕娓娓道来。因大多是第一次听到，令我们眼界大开。

巧的是，我毕业后分配在市文联，与岑导演接触的机会多了。为采写他执导的《祥林嫂》《阿Q正传》，我曾几次与他接触。常常谈着谈着，他会说到《红楼梦》，可见这部影片对他影响之深。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追鱼》剧组到香港演出。这次热演，不仅使越剧红遍大江南北，而且也受到电影界的关注。岑范说，当时“凤凰”和“长城”两大公司都想投资拍摄《红楼梦》，他的老师、电影导演朱石麟连看了几场越剧，也想要拍这部电影。消息很快传到内地，最终决定电影在上海拍摄。由于条件有限，内地电影当时很少用彩色胶片，另外，戏曲电影对化妆以及布景、灯光的要求都相当高，于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合作。所谓合拍，就是香港那边提供全部胶卷（全德国进口），港方还提供摄影设备及布景化妆所需材料，而摄制组全是来自“海燕”的人员。

拍摄任务交到了已拍过多部戏曲片的导演岑范手中。岑范坦言，他觉得把传统节目照原样搬上银幕没意思，应该有创新和建树，所以打破了以往戏曲片的拍法，采用接近故事片的拍摄手法，彻底突破戏曲舞台演出的形式结构。他尝试在电影化的叙事时空中，为越剧构建一个更广阔自由的表演空间。

岑范将戏剧舞台化的特点转向电影的生活化、真实化，借助曹雪芹原作的情致神韵，创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意境空间。如宝黛共读《西厢记》，岑范让摄影机从各种角度选取最美、最富于表现力的镜头，使这场戏显得美轮美奂。宝玉成婚和黛玉焚稿两场戏，岑范采用了交叉蒙太奇的手段，通过一悲一喜的情境进行渲染、对比，使悲剧性的戏剧效果尤为强烈。跟随着人物行踪，合着人物凄婉哀伤的心境，加上影调气氛的渲染，将宝黛的爱情悲剧推向极致。

戏曲片《红楼梦》的舞美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样式，连一个挂鸟的架子都精心设计，上面有雅致的雕刻。所用家具都是从苏州东山收来的红木家具。可是，到了拍摄阶段，因为需要特写，岑范还是觉得服饰和装置不够精致，包括一些不太重要的场景里的小道具，又尽力更新。

这部彩色戏曲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和香港在电影拍摄方面的第一次合作。影片完成后，从1962年11月21日起，在香港连续映出38天400余场，观众近40万人次。香港报纸在一个多月内发表了香港文艺界人士撰写的评论文章达100多篇。当时香港票价1元至3元不等，最贵票价为包厢3.5元。在这种情况下，《红楼梦》票房超过80万港币，创造了当时的票房新纪录。

王文娟：为演“焚稿”推迟婚期

越剧《红楼梦》最初选角时，有一天，演《追鱼》的王文娟在后台碰到徐进。徐进问：“王文娟，林黛玉敢不敢演？”王文娟说：“敢！”又问：“能演好吗？”王文娟答：“演不好，砍我头！”虽是句笑话，却表达了她当时的决心。

王文娟立下“军令状”后，不免又感到有些担心。名著《红楼梦》可谓家喻户晓，如何塑造出一个让观众能够接受的林黛玉形象，这是摆在她面前的一个难题。她开始研读《红楼梦》。黛玉待人真诚，不虚假，感情至上，王文娟读之，不由暗暗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别人说黛玉小气，爱哭，我理解为她的感情十分专注，因她时刻面临着‘金玉良缘’的压力，所以，这不是黛玉的小气，却是她的可爱之处。”“演葬花那场戏最有意思。那场戏是在黛玉吃了‘闭门羹’后。我上台演出的时候，道具特别多，我得背着花锄，上面挑花篮，手里拿扫帚，先扫花，再装花篮，再用花锄挖土。导演说我太生活化，后来我看到剧照，真的吓了一跳——这哪里是黛玉？完全就是个园林工人去扫地。后来还给角色设计了一系列舞蹈动作，也觉得多余。最后只留下包含水袖和花锄元素的几个简单动作，就是你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样。所以，动作和唱腔都应该以表现人物心情为目的，否则再美也多余。”

徐玉兰（左）与王文娟在影片中饰演的宝、黛形象

多年的艺术功底为塑造林黛玉这个角色打下了基础。在“焚稿”一场戏中，王文娟的表演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远远传来一阵鼓乐声，蓦地像是激起了她，她睁开眼睛，挣扎起来，在紫鹃的搀扶下起了床，以非常激动的感情责怨宝玉：“笙箫管笛耳边绕，一声声犹如断肠刀，他那里是花烛面前相对笑，我这里是长眠孤馆谁来吊？”黛玉愤恨之极，几经挣扎，踉跄着要想冲出去，可是力不从心，不堪地倒在了榻上。最后，她仍用尽一切气力恨恨不已地叫着：“宝玉，宝玉你好……”直到力竭气尽，悠然而逝。

为演好林黛玉，王文娟投入的何止是精力和情感，她甚至把自己的婚期也延后了。

电影演员孙道临始终未找到合适对象，黄宗江当起介绍人，“宝玉”徐玉兰也忙着为“林妹妹”做媒，促成了这一段艺坛佳缘。《红楼梦》拍摄时，孙道临经常来片场看望王文娟，还教她如何在镜头前表演。岑范知道两人的结婚日子已近，而此时正要拍摄“黛玉焚稿”这段悲情戏。这可给岑范出了难题：是让“林黛玉”先“死”，再让他俩结婚呢，还是先结婚再让黛玉“死”呢？岑范很怕王文娟结婚后的喜气会影响片中“黛玉焚稿”的拍摄。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狠狠心”，让“林黛玉”先“死”。王文娟二话没说，马上做起拍摄准备。她整天不说话，沉浸在悲情中……

那时候的王文娟身材修长、面容娟秀、举止娴雅，十分符合林黛玉这个角色多愁多病、弱不禁风的形体要求。但是试镜之后，镜头里的她还是显“胖”。于是，为了满足“林黛玉”的外形，她足足节食了一个多月，“一顿饭就只吃一块饼干，一天的营养就是三块饼干”。然而在“焚稿”中，岑范似乎还不太满意，结果想出了穿件单衣，用两个假领子的办法，使“单薄”的“林黛玉”更显病态。

“黛玉焚稿”拍得有口皆碑，岑范这才给王文娟放了婚假。

徐玉兰：赴东欧列车上勾画宝玉框架

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传唱海内外，经久不衰。越剧小生流派之中，徐玉兰声腔阳刚，又不失隽永和优雅。凭着扎实的艺术功底和表现力，她饰演的贾宝玉堪为经典。可演《红楼梦》时，她已是30多岁的母亲了。有人称她是个天才演员，往舞台上那么一站，贾宝玉的气度就在那里。她的嗓子是女小生中难得的，即使是唱快板，也吐字清晰，高昂有激情。她唱“宝玉哭灵”的时候，一连二十多句没有伴奏，音准精确，层层递进，是越剧创造人物的一个高峰。

然而徐玉兰说，为演活贾宝玉，她是用尽心血。她曾告诉我：“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对我说，你要演贾宝玉，至少要通读十遍《红楼梦》，我一听要晕过去。”那时舞台演出多，徐玉兰根本没时间看书。恰逢要去苏联、德国演出，“当年我们是坐火车过去的，到莫斯科要九天九夜。我特意要了个上铺，上车后就看书。有同事不断来拉我，要我打扑克，我没下来。到了莫斯科演完后，又去民主德国，路上要五天五夜。就这么一个月下来，我对剧中的人物基本已打了框架。”

最难的是宝玉出场的戏。贾宝玉14岁，而那时徐玉兰已经34岁了。年龄与角色差距较大，加上近代的昆曲、京剧、川剧和锡剧等出现了一批“红楼戏”，人们心目中都有了各自剧种贾宝玉形象的影子，再想突破太难了。徐玉兰为此找过红楼研究专家，还买了好多无锡、天津的泥人宝玉形象，希望有所启发。

她苦苦思索，终于想到原著上的一个情节：宝玉有次和王熙凤出游，庙里的师傅请他带回一串檀香串给老祖宗。徐玉兰说：“我就想，能不能上场用大步，但手里摇晃着这串檀香串。一试，导演就说好。可是他不知道光这一场，不知搞死了我多少脑细胞。”

徐玉兰对宝玉的每段表演都作了分析，对于宝黛的爱情关系更是梳理得清清楚楚。一开始是爱情的前奏，之后是萌发，然后是爱情明朗化，再后是爱情的成熟，如痴如狂，最后是爱情的升华。

把越剧《红楼梦》搬上银幕，导演岑范保留了舞台上最精华的段落，“电影版”比起“舞台版”没有大删节。但徐玉兰记住了岑导的话：“宝黛的爱情不能作为一般的才子佳人来表演。舞台上再优美的动作，到了电影里就显得不真实。”拍完电影，徐玉兰深深体会到，塑造人物不能光靠外部动作，内心表演才能真正表现好人物性格。

越剧电影《红楼梦》拍摄完，一直没有在上海上映。1978年，它才被解禁重映。其空前盛况恐怕是现在任何一部大片所不及的。仅上海一地，当年36家电影院24小时连映这部电影，依然座无虚席。据报载：《红楼梦》场场爆满，需要三班制的跑片员不停地在各个电影院奔波，才能满足连映的要求。随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上海及全国唱响。戏中主要唱段被制成唱片、音带发行，其数量至今无法统计，仅当时在中国唱片社发行的唱片数已突破30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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