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老兵讲述抗美援朝(记忆恰同学少年)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2周年纪念日。七十多年前,五位比乐中学风华正茂的爱国学生一起参军,一起加入文工团,一起抗美援朝,并一起安全回国……从老同学到老战友,建立起深深的革命友谊。本文作者的父亲李茂新正是创造奇迹的“比乐五同学”之一,作者将父辈的记忆碎片整理成文,让我们得以看到战争的残酷和抗美援朝精神的伟大。
2010年“比乐五同学”合影(左起:肖友砚、来纫秋、李茂新、王兴仁、吴敏莉)
一 、彻夜行军不停歇
我叫李茂新,十三岁入伍,之前是比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那时比乐中学在雁荡路80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内。老师们也不过二三十岁。上海解放前夕,他们经常在顶楼晒台上教唱《解放区的天》之类的歌曲。我们尽管大声唱,反正楼底下听不见。
李茂新
后来才知道,不仅那些老师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身边很多同学也早就是学生地下党了。上海解放后不久,全校一百五十多名同学,竟有三四十名随军南下。谁都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们几位同学会同时去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二十军文工团团员。
一年后,文工团到山东兖州集结,乘闷罐车北上。到达东北辑安(今集安)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所有部队不得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八一”五角星帽徽,连同照片、印信、文件等一律上缴。
我最舍不得的有两件物品。一是下连队时,战斗英雄杨根思送给我的一张小照。正面是他的半身像,反面有他亲笔签名的“小李同志惠存”。之前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到辑安留守处,和其他物品一起打包上交了。
另一件是部队新发的毛巾。中间是雪白的,两边绣着红色字样。一边是毛主席题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另一边则是八一军徽。我把毛巾的两条边剪下来,白色的部分带着出征。多亏这条毛巾,不久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长途跋涉夜行军时,我们用它系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牵着走;冰天雪地里,我们把它塞进帽子,遮住耳朵,抵御寒风。
1952年二十军文工团演出集体照(一排左一:李茂新;一排右二:来纫秋;二排右二:肖友砚)
我是第二批入朝参战的。夜里行军,除打头阵的少数几位配有手电,大部队只能摸黑前行,后排战士把毛巾系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一个牵着一个走。每日夜行30公里,实在太累了,就一边瞌睡一边赶路。直到破晓时分,传口令过来:“原地休息!”大家才能停下来歇息。
记得有一次,走到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边做梦,脚还在机械地向前迈步。忽然感觉正前方有棵树,本能抱住,定眼一看,边上就是悬崖!一下子清醒过来,当天再无睡意。但每天长途跋涉,实在撑不住,过两天又照样一边瞌睡一边赶路了。
部队越过“三八线”后,运输线延长,后勤补给跟不上。志愿军随身携带的粮食弹药只够维持8天左右,前线战士英勇搏杀、浴血奋战,但8天过后,无法有效持续进攻,只能发动“礼拜攻势”。敌人窥破志愿军软肋,趁势反击。一仗下来,伤员特别多。
李茂新
夜里,一辆辆卡车悄然而至。我们把重伤员从山上转移到公路边,合力抬上后车厢。所有车辆不开车灯,装载后立即驶离,一定要赶在黎明之前,全部撤走。这还只是运输线上的一个点,一路上辗转要经过多少这样的地方,有多少位像我们一样的战士在彻夜忙碌啊!
部队休整时,我往家里写过两封信,都是报喜不报忧。据说我妈妈接到信时,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甚至认为我早就牺牲了。“我儿子的字哪会写得这么好看,肯定是别人代写的!”
二、乐声激昂响战壕
我叫肖友砚,十六岁入伍,之前是比乐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三四十位同学去了“南下服务团”,我也想报名。跟家里人一说,父母不知所措。之后几天,他们谁都不和我说话,我也不敢多响,打算先去要好的同学家躲几天再说。
肖友砚
那时我和同班同学胡志宏家离得很近,我就跑到他家待了两天,心想父母应该找不着我了,这才去沪江大学(“南下服务团”驻地)报名。当时并不知道,胡志宏同学早就是学生地下党了。好不容易到了沪江大学,人家说:“你怎么才来?报名已经截止了,我们明后天就要出发去福建了!”我越想越懊恼,一个人站在大门口情不自禁哭了起来。正抹着眼泪,突然看到同班同学王兴仁从门口经过,她说她哥哥认识二十军文工团的副团长,那里也在招人,我立刻说我要去!于是改道去了二十军文工团驻地……
肖友砚
胡志宏来文工团驻地看我,他知道我上学时就喜欢吹口琴,会拉二胡、京胡,特地借给我一把小提琴,用盒子装好从家里带过来。后来这把小提琴一直跟着我,无论是入朝参战,还是慰问演出,我始终带在身边,两年后又把它背回国……再次碰到老同学胡志宏时,他已经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我说:“这把琴当年是你借给我的,必须物归原主。”胡同学说:“它跟了你这么多年,早就是你的,覅还了!”
抗美援朝时,战士们修筑工事,文艺兵发挥战地鼓动作用
我十月入朝,随身携带的除了被褥铺盖、水壶、三条装满粮食的米袋子,就是这把小提琴,还有一把二胡、一把京胡。那时文工团的战地文艺活动形式灵活多样:有两人一组在战壕里的火线鼓动,有为朝鲜人民军举办的大型会演,也有下连队的慰问演出。
有时前线战壕里只能容纳两三名战士,我们就跪在坑道边上演出。我拉琴,另一位唱歌。吉普车载着我俩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唱过去,就这样一连唱了好几天。有时我们前脚刚离开,后脚战斗又打响了。
有次我们到平壤的地下剧场,为朝鲜人民军指战员演出,那是距地面七八层楼深的大山洞里的剧场,可容纳几千人。我在台上拉京胡,用力过猛,琴弦都拉断了,歌唱演员只好一人完成清唱。没想到台下朝鲜人民军战士依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二十军文工团的驻地有个特别诗情画意的名字,叫“鱼游池里”。部队休整期间,我一共往家里写过两封信,由志愿军女战士代表姚征人(二十军文工团副团长)捎回去,听说上海家里还收到了我荣立三等功的喜报。
不多久,姚征人回到“鱼游池里”,带来我爸给我的一瓶味之素,那天实在太兴奋,逢人便说家里给我带好吃的了。中午炊事班烧面条,我把一大瓶味之素统统倒进大锅,在场所有人吃得眉毛都快掉下来,大家好久没尝到这么鲜的味道了!结果不一会儿我肚子痛,被大家抬去了卫生队。那年我刚满十九岁。
三、女战士从不喊苦
我叫来纫秋,14岁入伍,之前是比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那时解放剧场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从六月起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学校组织大家集体观摩那天,剧场的走道、楼梯、窗台挤满了人,在场同学全被震撼到了,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要参军,要解放全中国!当年上海有大批中学生都是看了演出,报名参军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来纫秋
入朝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趁天黑敌机看不见,把尽可能多的粮食弹药扛过山去,为部队做后勤保障。太阳一下山,我们就行动,每人背30斤米,外加运送步枪子弹。我在朝鲜唯一哭过的一次,是有天夜里运粮,脚底一滑,直接从山顶滚下来,砸在大石头上,牙断了,眼肿了,鼻梁撞歪了。当时满脸是血,眼睛肿得看不见,以为要瞎了。直到现在,我两只眼睛一大一小的,就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
我14岁当兵,15岁入朝,一直到17岁回国前,都没来过“大姨妈”。团里其他女兵有些来了例假,每月那几天真是苦不堪言!那时,棉花毯、旧衣服、毛巾等但凡能吸水的材质布料都被拆开来用,我也把自己的棉花毯子贡献出来,支援其他姐妹。棉花用完了怎么办?到烧柴火的地方,找柴火灰,旧衣物包一下垫着用。最困难的时候,连柴火灰都找不到,只能去朝鲜老百姓家买纸。稍好些的报纸啊糊窗纸,被老兵们拿去卷烟了,只剩下一些非常粗糙的硬板纸,姐妹们说使用后第二天像刀割一样疼,但她们从不喊苦,还要和别的战士一起过冰河……
只有在部队休整时,才有机会领到新的棉花被,拆开来做卫生巾。我们三四个女兵一组,通常只留一条被子,大家抱在一起睡。我们小分队里的两位女同志,后来都无法生育,终身没有孩子。
那是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前夕,站在山头放眼望去,漫山遍野已经都是志愿军的部队了!一阵风吹过,山对面飘来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随风起舞。
来纫秋
此时美军已全线撤退,敌方阵地空无一人,那些原本系着照明弹、食品罐头的降落伞,径自越过山头,晃晃悠悠飘落到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降落伞真是好看呀!村里的“阿妈妮”、志愿军女战士把降落伞带回家,做衣服、做窗帘、做蚊帐。我也裁了块天蓝色的降落伞布回来,本想着做条裙子,一直没舍得用。
这块降落伞布,连同参军时的老照片,都在我家储藏室的箱子里珍藏着。
(孟啟斌、肖缨、颜晓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后记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比乐五同学”上前线时,正是青春勃发,热血沸腾的年纪。七十多年过去,父亲和老战友努力维系的共同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只要在电视里、报纸上看到有关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和文章,他们就会互发微信或打电话交流。那些纷扰的思绪常常缠绕在一起,又断续散落各处。有一点可以肯定,父辈的抗美援朝精神,将铭刻进我们的基因,在和平、发展、进步的道路上始终伴随着我们。(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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