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的涉核老兵（18年7位保管人9处存放地）

1949年9月17日，中共华东局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去一份急电。大致内容为：我们收到了一万五千多份文件，包括大革命及内战时期大批中央文件和党的重要历史档案，请求中央指示，如何处理？

9月18日，收到这份急电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起草了一份三A级复电。复电原本是这样写的：“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珍贵，请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中央秘书处。对保管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奖励。”

毛泽东修改电报

毛泽东审阅这份复电后，将“对保管文件有功的同志”改为“对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员”。最后。复电由周恩来亲笔签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到了上海。

这才揭开了上海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的工作，是守护藏在上海滩的两万多份秘密文件。

为此，他们必须长期在封闭中，忍辱负重，甚至，牺牲生命。

秘密存放地#1

戈登路1141号

保管者：张唯一

张唯一

张唯一（1892—1955），湖南桃源人。早年，他曾经出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到1933年底，一直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任文书科长，组织内称他为“张老太爷”。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的信中强调: 由于环境恶劣, 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 凡是不需要的文件, 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里的“保管处”，就是“中央文库”的第一个秘密存放地——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也是张唯一每天工作的地方。

戈登路1141号

到这一年深秋，这里已经积攒了二十多箱文档资料。为了确保这些文件的安全，周恩来先是牵头组建了中共中央文件保管委员会, 研究妥帖管理文件的方法，后来他又和张唯一等人一起共同商定，将“文件保管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随着二十多箱文件安全等级地逐渐升高，文件保管人员的工作准则和工作流程，也开始渐渐地成形。

刚刚被排挤出政治局、在党内暂时没有担任职务的瞿秋白，针对中央文库的现状，写出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接到《文件处置办法》后, 中央文库的整理工作随即展开。

二十多箱文件，按照国际的、中央的、地方的、群众团体的分门别类，打包存放；重要的入库，无关紧要的销毁；会议记录、统计报表、人员名册、暗语代号、党内指示等绝密文电，装入机要箱, 放在既隐蔽又方便转移之处。箱内常备火柴, 一旦遭遇紧急状况，一把火立刻烧掉文件。

张唯一还制定了《一切文件归档案制度》和《关于文库材料编目问题的方案》，按照时间和目录项目，对文库的档案进行分类顺序编目。中央文库的“开局”有了思路，也有了最初的操作流程。

这一切，原本进行得有条不紊。然而，在1931年4月的一天，远在武汉一处游艺场的魔术表演，把一切打破了。

1931年4月24日，武汉一处热闹的游艺场，几名国民党便衣，三下两下，押走了一名正在表演的魔术师。被带走的魔术师，正式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三科的负责人顾顺章。

在上海，他主要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第二天，顾顺章就叛变了，并且声称要面见蒋介石，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消息。

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央文库危在旦夕，必须转移。

共产党一号机密第一位守护人，

周恩来叫他“张老太爷”

秘密存放地#2

法租界静安寺明月坊，湘绣店

保管者：陈为人

陈为人

陈为人（1899—1937），湖南江华人，五四运动时期同张太雷等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

1932年6月下旬的一天，法租界静安寺的明月坊，张唯一把二十只皮箱里的两万多份机密文件，托付给了陈为人。

祖籍湖南的陈为人，在自家的一楼开了一家湘绣店。白天，他身着高档款式的衣服，以富商的形象与前来的客户洽谈生意。入夜，店门关闭之后，陈为人径直爬上三楼密室，开始真正的工作。

湘绣店

在张唯一工作的基础上，陈为人对中央文库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处理：比如把两万多份文件整理成中央的、苏维埃的、共产国际的；另外，他还调动自己的经验推理，把文件中有年代缺失的都一一填补妥当。甚至在总分类之下，陈为人还按照地区、时间、问题，对文件进行进一步的明细分类。

按照中央文库的工作规程，陈为人每天封闭在明月坊，专心整理文件。外联工作，则是由他的妻子韩慧英单独承担。张唯一虽然把两万多份文件托付给陈为人，但他依然是中央文库的负责人，他和中央文库沟通的唯一管道，就是韩慧英。

张唯一作为陈为人夫妇的上级，伴随着中央文库工作的转运，在平稳中度过了四年。

1935年2月的一天晚上，法租界雷米路丁家弄文安坊6号，突然涌入了很多国民党的特务，这里是上海中央局秘书处张唯一的办公地点。就在同一天晚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九个活动据点，遭遇国民党警探和特务的破坏，三十多位中共中央工作人员被捕。

其中，就有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

张唯一

1935年2月22日，上海法租界区的雷米路上，一位身着小花格子便服的瘦小女子，在迅速瞥了几眼身后和左右两侧之后，径直走向丁家弄文安坊6号的三层小洋楼。

在门口，她抬眼向二楼望去，暗红色的窗帘静静地悬垂着。这位女子上前一步，轻轻敲门——敲了三次，始终没有人应答。略加迟疑之后，她又重重地拍了几下大门。这一次，突然从背后冲上来两个人，把她推进了屋子。

丁家弄文安坊6号的三层小洋楼里，此时空无一人。

被推进屋里的女人看见的是一地纸屑杂物和东倒西歪的家具，屋内所有带门的柜子箱子，全部都是敞开着的状态。随后她用余光看了一眼窗台的方向，完好无缺的那盆兰花，从未有过被挪动的迹象。

因为保管中央文库任务重大，张唯一与韩慧英常年保持着单线联络。丁家弄文安坊，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当然，作为地下工作的惯例，张唯一跟韩慧英有一个暗号约定，一旦出现意外，暗号就会出现。

然而，那一天深夜，张唯一突然被捕，完全没有时间向韩慧英发出任何暗号。

革命时期的爱情故事：

历史中余则成和翠萍们面临的生离死别

韩慧英，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被捕时32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在法租界3个小时的审讯中，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一无所获。但最终还是把她引渡到了龙华监狱。

而此时静安寺明月坊一家湘秀店的陈老板，心急如焚。妻子韩慧英出门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陈老板绕着大街小巷找了几个小时，不见妻子的踪影。

最后，他在听一些百姓茶余饭后的聊天得知，最近几天，在这附近有一些人被抓走，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

妻子韩慧英始终没有再回来。深夜中，陈为人已经想好了搬家的事宜。或者说多年以来，随时搬家一直是他们夫妻的重要计划。

第二天清晨，陈为人带着6大皮箱的机密文件和3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静安寺的湘绣店。

秘密存放地#3

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一幢二层洋楼

保管者：陈为人

1935年2月，法租界再也没有给权贵们定做旗袍长衫的陈老板了。湖南人的湘绣店，就这样消失了。

当时，36岁的陈为人在小沙渡路，高价租下了合兴坊十五号的一幢二层洋楼，又化身为一名木材生意的阔气老板，周围的人都以为自己多了一个有钱的邻居。

合兴坊15号

为了寻找党组织，陈为人尝试了不少迂回的方式，比如登报寻人，以及偷偷在附近的巷弄张贴印有暗语的小告示。

但是，党组织始终没有找到。窘况中，陈为人整日心绪难安。但每一天，他都必须扮演成一位闲适而阔绰的木材行老板。

他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边要保障文库的安全，一边已经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络，断绝了经费的来源，又不能出去工作。他还要养活他和韩慧英的三个孩子。

住豪宅，吃榨菜冷饭？

和组织失联后，他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当时，陈为人搬完家以后为了掩人耳目，只留下了一楼的家具。他把二楼、三楼的所有东西全部卖掉了，其中也包括自己的部分衣物，铁皮罐头等零星杂物。即便如此，昂贵的房租与他和三个孩子的生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

陈为人

他的三个小孩，当时最小的才两岁，因为没有钱，孩子们每天只能搞一点便宜的山芋当饭吃。

但他要显得有钱，于是他把两片鱼干就盖在饭碗上面，外人看上去是顿顿在吃鱼，条件很好，实际上这是一个道具，他到了楼上就把鱼干拿掉，转天再盖上进行伪装。

但是时间长了，外人难免起疑，孩子的母亲是谁？

于是，通过上海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陈为人把当年的狱友李沫英请到了自己的身边，照顾孩子，打理家务。同时他也在联系韩慧英的妹妹韩慧如，以韩慧英生病的借口希望她来探望。

被姐夫陈为人骗到上海时，韩慧如身上带着300块的积蓄，这原本是准备给姐姐治病用的。得知姐姐被捕入狱，看到姐夫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陷入各种被动无助，韩慧如没有更多的抱怨，开始默默地帮助姐夫。

然而，姐夫提出的一个请求，让她左右为难，他希望妻妹韩慧如可以假扮他的妻子。

韩慧英、韩慧如姐妹

按照陈为人的说法，保管中央文库这项重要的秘密工作，必须以家庭的方式展开，家中既要有男主人，也要有女主人。

然而，当时的韩慧如，还没有中共党员的身份，于理，她可以拒绝假扮陈为人妻子的要求；但是，于情，她却必须保护自己的家人。

就这样，木材店老板的女人回家了，孩子们有了新的妈妈，陈为人担心的问题解决了。在照顾孩子，照顾陈为人之外，韩慧如每天出去教书赚钱，同时按照陈为人教授的方法，寻找党组织。

瞿秋白

在韩慧如的帮助下，陈为人每天封闭工作。按照当年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和中央秘书处《关于文件编目的规定》，他一点一点地梳理两万多份原始文件。他逐渐整理出一个思路，形成了一个文件，就是“开箱必读”，最终编制成《中央文库目录》，相当于给中央文库制定了一个检索系统。

1936年的春天，一个阳光暖照的清晨，韩慧英走出了监狱大门。整整一年的囚禁生活结束了，她返回了家里，与失联一年的丈夫孩子团聚。

1936年还迎来了第二个好消息，初秋的一天，陈为人与徐强在上海闹市区一家二层楼的饭店里第一次见面。

他终于再次和组织取得了联系。

陈为人在孤军奋战的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正处在万里长征中，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后，中央立刻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联系，通知上海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徐强去寻找中央文库。

然而当徐强找到陈为人的时候，陈为人已经病危。

肺结核得病，没有钱，也没办法抛下档案去看病，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徐强带来了中央的指示：转移中央文库，并寻找安排好下一任文库保管员。

回到家中，陈为人突然开始剧烈咳嗽，大口吐血，随后一头栽倒在客厅的地板上。1937年3月12日的晚上9点，38岁的陈为人停止了呼吸。守在他身旁的，是妻子韩慧英和妻妹韩慧如，那一刻，妻妹禁不住失声痛哭。

然而，妻子韩慧英一下子捂住妹妹的嘴，轻声嘱咐说：你不能哭，你一哭邻居就知道我们家出事了，他们如果都跑来看，我们就很有可能暴露了。

陈为人为文库献出了生命，而他的继任者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呢？

【未完待续】

凤凰大视野

《一号机密-中央文库纪事》

编辑：朱一伊 王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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