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经典例子（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被后来多次引用，并借此来阐述《史记》一书的价值高深。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近重读《中国史学史》的秦汉部分，才对这三句话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就结合自己的见解，将之写下来。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天”并非是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商朝时期，“天”也就是“帝”，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因此，这里的天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它具有神秘的力量。天的意志被称为“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

三代时期，中国人认为天帝主宰万物，因此有了祭祀、占卜等迷信活动，由此也出现了“泄露天机”等词汇。从周代以来，民本思想崛起，中国的主流思想从“尊天事鬼”变成了“尊天事人”，民本思潮出现。到了春秋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不太重视对“天道”的探究，而是重点探究人类和社会。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龟兆原意为占卜时龟甲受炙灼所呈现的坼裂之纹.

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并非否定天命，而是不去探究。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承认天命、天道的存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天命学说又开始被重视起来。就连从不说天命的儒家也开始说天命，如荀子就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也就是强调国君要利用天命为自己服务。荀子的学说实际上就开启了新儒学的先河。

董仲舒

汉朝时期，儒家开始大量吸收其他学派的学生，其中就包括阴阳学派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董仲舒就是这一种学说的继承人，他的《春秋繁露》也就是让天命为君权服务。司马迁生活在这个时代，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作为太史，具有记载历史、观测天象的职责，因而探究天人关系也是司马迁的一大目标。

司马迁的天人观主要反应在《天官书》一文中，该文记载了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也在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天上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他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载大变……为国者比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

但是，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的严谨态度又使得不能完全相信所谓的天命，甚至某些时候也对天命表示怀疑。他讽刺秦皇汉武的求仙问药、封禅祭祀，反对将人间的兴亡都归因于天，例如在《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评价到“岂不谬哉”。这样说明，司马迁虽然承认天命，认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但是也反对过分强调天意。他的思想还保存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思想那种较为朴素的精神。

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通史。司马迁之所以要写通史，就是为了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历史发展的面前应该如何面对。在此之前，各大学派都在提出自己的看法。

比较保守的儒家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越古老的时代越美好，产生“复古”的思想。道家也不同样怀念过去“小国寡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原始社会。法家则相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人应该主动变法以适应变化，商鞅曾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从战国后期开始，儒家的荀子也接受了因时而变的思想。

儒家美化的禅让制

司马迁生活在三代到秦汉的大变革完成时期，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之间的发生的变化。例如贵族体制瓦解瓦解，官僚政治兴起；分封制被郡县制逐渐取代；礼治被法治取代等。为了突出时代的变化，司马迁写下了“十表”，其中《十二诸侯年表》主要表现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六国年表》表达从大分裂到大一统的变化；《秦楚之际月表》表现秦朝灭亡到汉朝兴起的过渡；《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表现汉朝“诸侯废立分削”，中央集权加强的变化。

司马迁提出了“承弊通变”的命题，也就是有了社会出现了弊病，才会引起变化。因此，他认为主动的变革就是试图除去过去的弊政。他肯定法家的变法图行为，对商鞅和吴起的变法做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就是因为秦朝的弊病太深，需要汉朝来调节改变，所谓“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也”。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个“见盛观衰”的法则，也就是一个事务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其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从而逐渐衰落。在《平准书》中，他记载了汉朝“无为而治”带来的繁荣，但是也看到了背后的危机，提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此后，汉武帝上台，推行了“独尊儒术”，开始实行大作为，改变了过去的弊端。但是司马迁同样看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种种弊端。

司马迁对每个时代的兴衰之因做出了解释，给人以垂训思想。当然，司马迁处于西汉时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之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我们对“一家之言”感觉有点误解，因为经常有人评价我的文章“只是一家之言”。其实“一家之言”并非是自己的学问、意见。这里的“一家”和“百家”相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派思想家相互争论，难分高下。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国家走向大一统，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合流的局面，人们将大一统称为“一”，这里的“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让文化符合大一统的趋势，融合百家。

东汉太学讲学画砖像

战国到西汉，百家思想的河流是非常明显的，代表人就是荀子和董仲舒。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写下了《论六家要旨》，对各家思想进行综合的评价，并且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对各家思想都综合评价，吸收各家之长，融为一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不仅涉及史书，还涉及五经、天文、地理、医学、占卜等，这使得他有“博古通今”的实力。他还游历全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倾听各个阶层的声音，扩宽了自己的眼界。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大儒列传，写下了《儒林列传》《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等，表达了自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钦佩之情。同时也为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文学家等列传。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都为试图统一百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