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为何把人世间写得如此悲凉（父母都是文盲的梁晓声）

从一开播热度就高居不下的《人世间》迎来了大结局。

作为周家“老疙瘩”的周秉昆，既比不上做了省长女婿的大哥，也比不过嫁了知名诗人的姐姐。

每天围着酱油厂和家里打转，回回过年串门都站在队伍的最后，就怕给父母丢脸，终于在父亲的数落下忍不住哭诉。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爸妈满意。”

这段争吵让不少追剧人代入了情绪，可不就是咱们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争吵吗？

家长总是哪里疼就往哪打。

网友火气还没来得及发，周妈妈一句，“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在家，妈心里就踏实”就让人破防了。

后来周爸爸病重，孩子们都赶了回来躺在床上聊天。

周秉昆忍不住问父亲：“咱们姊妹三谁最好？”

周爸爸用一句“都是最好的孩子”回了他，只是在这样的时刻里，答案早已不重要。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声不吭地陪在灵堂边，也跟着走了。

失去双亲的三兄妹痛哭流涕，追剧的网友们也止不住哭泣。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又何止在剧中，原著作者梁晓声的生活就是一出现实版“人世间”。

哪怕到了五十多岁的年龄，他都想当一个好儿子，甚至认了一个干妈弥补心中的遗憾。

住在“光字片”、当过农工、上过复旦、拿了茅盾文学奖的梁晓声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写出这么苦的“人世间”？

在《朗读者》中，董卿曾问梁晓声：“您自己的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梁晓声回了三个词：贫穷、愁苦、无奈。

他出生在1949年初秋的哈尔滨，从小就住在一幢又破又小的房子里。

因为低矮而始终处于潮湿状态，既挡不住风也遮不住雨，想要去一间舒适的房子成了他从小的渴望。

所以才有了我们剧里看到的那个贫苦、偏僻又肮脏的“光字片”，也看到了周家长子周秉义致力于改变住房的渴望。

幼年时期的梁晓声很少能见到去大西北建设的父亲，只能靠每月寄来的30元生活费才知道他安好，母亲为了17元的工资在缝纫厂里工作，才勉强供养着五个孩子。

家里没了能主事的大人，每当弟弟妹妹用乌溜溜地眼睛望着他，梁晓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所以经常逃学在家照顾他们。

人人欢喜地过年，也成了他最讨厌的节日。

在那个文艺生活内容非常匮乏的时代，梁晓声借着哥哥一个开“小人书”店的朋友的关系，一头扎进了文学世界。

作为“文盲”的妈妈却不顾父亲的反对，让梁晓声将买粮食、买煤的三分钱都留着去看书。

有一回梁晓声有一本很想要的书，他纠结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去找母亲要钱。

那是他第一次走进母亲干活的工厂，哪里没有阳光也不通风，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遮挡空中漂浮的棉絮，他寻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找到母亲。

他有些局促地伸出手：“我要钱。”

母亲追问他要钱做什么，他沉默半晌才开口：“我要买书。”

一听是要书，母亲二话没说就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钱递给他，旁边的工友立马阻止。

“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直接将钱塞进了他手里回：“我挺高兴他看书的。”

可梁晓声只觉得手里的钱烫得他发慌，回去后他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个罐头，却被回来的母亲臭骂一顿，又重新给他钱去买书。

那是梁晓声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小说。

参加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所有款式的罐头和点心送给母亲，看着她因为感动而流着泪将那些罐头擦干净，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

“闲书里有做人的营养。”

越长大，梁晓声越觉得母亲这句话有道理。

他记住了俄罗斯文学里强调的尊严和人道主义，他作为“红五类”出身，在那个特殊年代飞扬跋扈是很容易的。

可他没有，甚至在操场上，对曾经教导过自己，如今被打成右派的老师深深地鞠了躬，还恭敬地问了一声好。

这样的想法也让他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那年是复旦大学的老师要招他，面试的时候拿出一本“红色”很浓的小说问他怎么评价。

梁晓声翻了一遍后发现里面一半都是伟人的语录。

于是任着性子说：“这东西不叫小说。”

那老师站着，他也站着，话一说完他就走了。

他当然知道在那个年代上大学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一旦错过就将改写一生，然而梁晓声怎么也不能承认那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好不容易才进了复旦的梁晓声却在毕业的时候放弃了留校的机会，他反复要求回家。

只因为当时父母年迈，家里哥哥病重，还有嗷嗷待哺的弟妹无人照料，他想要回家承担自己作为长子的责任。

结果因为没有分到哈尔滨的名额被迫去了北京，即便如此他也一直不死心地追问能否调回哈尔滨。

这种游子在外的无力感也被他放进了“人世间”里，放在了大哥周秉义身上，以了却他远在他乡的遗憾。

母亲，是引导梁晓声走向文学路的幸运。

父亲，则教会他什么叫坚持和认真。

当时的梁晓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和父亲住在一起，因为有一把漂亮的大胡子，导致不断有导演请他已经74岁的父亲当临时演员。

一开始他有些不以为然，可见父亲一旦穿上戏服就因为怕弄皱而不敢坐也不敢靠的样子让他动容。

甚至在自己只有十几秒无台词的表演下，还会因为突然下雨而替导演和剧组发愁。

“下雨天不能开工可怎么办哟。”

就是这段时间让梁晓声对那个常说‘人要靠力气吃饭’的父亲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种“坚持”也被他用在了写作上。

上了年纪后的梁晓声面临的不只是思想上的艰难，更无奈是身体上的透支。

因为打字会引起他的烦躁情绪，所以他的稿子常年都是都是用手写的。

但因为年纪大了，每天有10小时端坐工作的他不得不戴颈托，把脖子托起来。

不然他就写不出字，甚至连手上的一部分神经也会不停使唤。

但他最开始写作还真不是为了出书，就纯粹是觉得自己心里有的这么点故事，得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知道。

他经常收到出版社的邀请，说是要把一个“点子”相关的文章都放到一起，变成一套新的文集。

“这些事情就不是我愿意干的。”

因为这样“凑合”起来的方式，很难能得到满意的书。

但每次有熟悉的编辑或者出版社来找他时，又总是会忍不住心软。

“都不容易，答应了算了。”

后来梁晓声的母亲去世，他心里的内疚和懊悔无处可宣发，五十几岁的时候他每次见到朋友的母亲都忍不住羡慕，后来干脆认了当干妈。

他忍不住自嘲：“都五十七八岁的人了，居然还认起干妈来。”

但不认，他又说服不了自己：“我心理上仍然摆脱不了那一种一心想做好一个好儿子的愿望。”

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地痛苦着实叫人难以释怀。

对于母亲的教导，他铭记于心，对于父亲那一辈辛勤奉献的工人他只觉得没什么话能表达自己心中那种尊敬。

于是他提笔写下《人世间》，就像原著封面上写的一样。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

与其说他写下，不如说他用手中的笔记下了他的生活与那个变迁的时代。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通过书写人物命运的种种变迁，以此来反映大时代的演进过程。”

听完他的话曾有朋友劝他。

“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

梁晓声沉默了一会回：“我不愿意这样去迎合市场，只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于是在梁晓声戴着着颈托端坐在木桌前，拿着小刀慢慢地削出一筒铅笔，再摊开一沓沓400字的稿纸。

写到后来，因为过于疲惫，那些字总是写到格子外面去，于是他干脆换成了一叠叠的A4白纸。

但是他的颈椎病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写作过程不顺利，整个人都开始焦虑，他的指甲全都扭曲成了半脱落的那种状态。

好不容易写到下部的时候，梁晓声的身体撑到了极限，被医生诊断为胃癌，被通知三个月之后要手术。

到了肿瘤医院，医生劝他最好是全部切除，防止继续扩散。

他抽着烟考虑了许久，一旦现在手术就要将手上的东西全部停下，可他的小说还没写完。

后来他冲回了医院，“我选择不做手术，保守治疗。”

最后耗时5年，前后改了三稿，稿纸写了一万页，才完成了这一部115万字的《人世间》。

那一年，他已经68岁了。

两年后在各方的推动下，终于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更是拿下了2019年的茅盾文学奖。

由于反响热烈，终于在在2022年的春节前被改编成电视剧，登上了荧幕。

《人世间》里那个最“没用”的儿子，就是用了梁晓声在酱油厂当工人的小弟弟当原型。

而经过“上山下乡”去当了知青的梁晓声有时候回家就像大哥周秉义一样回家探亲，看到小弟弟和工友们的感情后他又将这种情绪放在了周秉昆的身上。

这才有了剧里的“六小君子”。

无论是周秉义身上的理性，还是周蓉身上的特立独行，都是梁晓声以自己的经历和身边人的故事为原型而写下的。

“算是圆了我的夙愿了。”

一路走来梁晓声经历了许多，但他从未怀疑过真善美：

“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命运的波澜中，他生发出对人世间无尽的体恤与柔软。

这样的价值观与思想内核，也一直被他践行于自己的创作和生活。

如今73岁的梁晓声，刚刚经历了小弟弟和小弟妹的相继离世，他忍不住担心小侄女失去双亲的生活会过程什么样。

他能做的只是像从前担起整个家庭的重任一样，竭尽全力地去解决家人生活中的困难。

《人世间》这部剧感人和堵心的地方都很多，可它并不是一味的卖惨博眼泪，它的苦都是“时代的一粒灰”，只是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成了一座山。

梁晓声想表达也不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而是明知生活很酷，还是要奋力向前的勇气。

是交织在那些痛苦与挫折中的点滴温馨。

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灰暗，但我们要始终相信再黑的天也有亮起来的那一天。

-END-

【文 | 荞麦茶茶 】

【编辑 | 王小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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