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利斯特（亚当特里格斯西方编造）

【文/亚当·特里格斯 译/观察者网 宁栎】

发展中国家正承受压力。食品价格、通货膨胀、利率和美元都在上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正在下降。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钱比欠巴黎俱乐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官方债权人非正式组织）的钱总和还要多。这些国家是否要面临“债务陷阱外交”的压力？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是由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打造的。

概念很简单。

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制定了一个策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而这些国家可能无力偿还。一旦这些国家违约，中国就会乘虚而入，提出重组这些国家的债务，以换取地缘政治战略资产（如海港和机场），或要求允许中国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

所谓“债务陷阱外交”的要素就是这样。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增加了4倍，达到1700多亿美元。

AidData发现，有4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对中国的债务敞口超过其经济总量的10%。

斯里兰卡和黎巴嫩已经违约，老挝看起来也不妙。彭博社的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主权债务交易处于不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近2500亿美元债务有违约风险，约占所有新兴市场外债的五分之一。

这并不奇怪。不断上升的利率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难以为继。

美元升值使许多用美元借款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

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承受了疫情的冲击，而现在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损害经济复苏。

“债务陷阱外交”要素就是这些，但是否就一定会发生呢？

这似乎不太可能。

尽管西方大肆宣传，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过去曾搞过“债务陷阱外交”。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文·阿克、黛博拉·布劳蒂加姆等人的分析发现，当非洲债务国陷入困境时，中国的应对相当一致：要么取消债务，要么展期，中国没有没收资产，也没有强迫偿还的企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李·琼斯和沙哈尔·哈梅里在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贷款时，同样没有发现“债务陷阱外交”的证据。即使是在最常被提及的“债务陷阱外交”受害者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研究也发现这些贷款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而不是中国发起的，而且这两国的债务问题基本是本土产生的。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什雷亚·古拉蒂和阿南德·巴布的分析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但是，“债务陷阱外交”在理论上是否仍然可能存在，特别是如果更多欠中国钱的国家开始违约的话？理论上当然可能。但是，西方也有能力防止。

“债务陷阱外交”的大部分风险来自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不足。全球金融安全网涵盖了对有金融问题的国家多种救助制度：包括全球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机构比如亚洲开发银行，和双边协议比如货币互换安排。

简单地说，如果全球金融安全网足够强大，发展中国家在危机时会依赖它，而不是中国。这些国家不会受到压力，也不必出售任何资产。

在完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将直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

按照通常的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促使债权国免除一大部分贷款，并重组剩余贷款，以便在更长时间内以更低利率偿还。

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债务国提供紧急资金，以稳定其经济。

一个强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会使得“债务陷阱外交”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战略。“债务陷阱外交”只有在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出售其地缘政治战略资产时才能奏效。

如果发展中国家可以简单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摆脱危机，并促使债权国免除其大部分债务，那么债权国永远不会得到债务国的资产，还会损失大量资金。

希腊债务危机时民众抗议IMF救助方案（来源：路透社）

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全球金融安全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远远做的不够。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表现糟糕，之后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会另找出路，以避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如果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会面临很多负面污名，市场反应也不好。

尽管进行了改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仍然附加了太多条件，而且速度太慢，通常是在危机爆发时才发放，而不是在危机爆发前。

“债务陷阱外交”与其说是阴谋，不如说是虚构的神话。即使这是一个真正的风险，我们也有能力防止。如果那些煽动对“债务陷阱外交”恐惧的人的担忧是真实的，那么他们应该首先去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

（本文发表于2021年9月22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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