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措施 三冗问题急于求成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明）海瑞

自北宋中期以来，三冗问题（冗兵、冗官、冗费）一直是北宋王朝的心头大患，正是这三冗导致北宋财政入不敷出、国家积贫积弱。从宋仁宗时期，北宋朝廷便开始着手进行变法的尝试，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摆脱三冗问题。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主导下，北宋王朝开始了短暂却又影响深远的庆历新政，虽然新政最后因触动官僚集团的利益而遭到失败，但庆历新政还是揭开了北宋变法自强运动的序幕。

到了宋神宗时期，神宗皇帝对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疆土日蹙的现状深以为耻，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即位之后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权主持变法，由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帷幕。

变法期间，王安石对宋王朝原有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并推出了包括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在内的多项法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神宗去世后，王安石的新法被全部废止。

那么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成败几何？又对当时的北宋王朝产生了哪些影响？北宋的亡国是否能够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

北宋建国以后，为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太祖赵匡胤不仅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勋贵集团的权力，还大力进行地方分权，将地方大权分为财权、兵权、司法权、市场权，分别由转运使司、安抚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掌握。

在这种地方分权体制下，一方面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终宋一代再无藩镇割据，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地方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地方力量的弱化与分散，一旦面临内部农民起义或外敌入侵很难组织地方力量进行镇压或抵抗。

与此同时，官员的人数也因此急剧膨胀，形成冗官的局面。为了应对北方辽王朝以及西北方向的西夏政权的威胁，宋代不得不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再加之宋代将征兵视为维稳措施，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将灾民编入军中，导致北宋军队数量庞大却又战斗力低下，形成冗兵现象。

冗官和冗兵给朝廷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此又导致了冗费现象。这就是北宋三冗问题的根源-对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矫枉过正、外族的军事威胁以及宋代的征兵维稳法。

王安石变法主要针对三冗问题，而裁撤冗官、精简官僚集团必然会导致大量官僚“失业”，从而触动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因此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官僚集团的群起反对。

在变法几乎仅有皇帝支持的情况下，一旦皇帝去世，官僚保守集团必然反扑，如此一来孤立无援的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王安石的变法方案从开源和节流两个点着手处理宋代的财政危机，比较全面地针对北宋三冗问题对症下药，先是通过清丈地主隐瞒土地、征收免役钱、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力等方法进行开源，同时也在国防和选才领域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兵、冗官问题，实现了节流，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安石的变法方案，从理论上来讲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然而在实际变法过程中，王安石在人事问题的不当却让王安石的变法实际执行过程中变味。

譬如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本意在于避免农民受到高利贷的盘剥，同时朝廷参与农民借款业也能从中获取利润，达到开源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官府强制农民借贷，且青苗法利息偏高，给没必要借贷的农民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免役法也变成了官僚集团捞钱的工具，并逐渐激起民怨。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变味，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主因。

从古至今，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儒家教育下一直认为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即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了“圣人之道”，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士大夫往往认为只要有了真理，万事万物都不在话下，因此宜速为之，而不顾客观实际。

就像清末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都认为只要变法成功，大清就能够再次成为“天朝上国”，因此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一味催促官员从速推行变法措施，以至于光绪帝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颁布了 100多条诏书谕令，最终导致戊戌变法因脱离实际、触动太多人的利益等因素而胎死腹中。

千年后的戊戌维新如此，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亦是如此。再美丽的蓝图，一旦脱离了实际就只会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危机，从而改变北宋亡国的命运。尽管如此，王安石的变法，还是能够给千年之后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作为大宋最孤独的改革家，王安石在空前的危机之下挺身而出、主持变法，顶住来自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坚定不移地推行他的改革措施，最终却无力回天，乃至最后郁郁而终，逝于江宁。

王荆公变法虽败，但他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爱国情怀与不畏困难、迎难而上的坚韧意志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我们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而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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