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毛泽民第十章（寻踪毛泽民第十章）

作者：曹宏、周燕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本书由毛泽民的家人，经两代人二十多年的寻踪、收集、考证而撰就。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以及国外新近解密的原始档案材料。字里行间浸透着毛泽民与兄长毛泽东之间浓浓的骨肉亲情、战友深情。“红色IP”经作者授权，在此特连载十章简版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毛泽民

第十章　血洒天山（一）

●完善预算决算制度

　　●发行新疆建设公债

　　●民政厅长一心为民

　　●与狼共舞险象环生

　　●血洒天山英名永存

　　●悲剧为何再次重演

　　●缉拿凶犯告慰先烈

　　●完善预算决算制度

　　毛泽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回到新疆，除了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外，能为新疆人民谋利益的财政厅工作也让他放心不下。尽管在他赴苏前盛世才就已开始刁难在新工作的共产党员，但为了新疆各族人民谋的利益，再苦再难也有把财政厅的工作做好。

　　毛泽民回新疆后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源节流。朱旦华回忆说：

　　毛泽民回到新疆，到财政厅上班不久，又碰到新难题。

　　新疆的预决算制度建立了，新币也顺利发行，受到各阶层的拥戴。新疆从来没有过的面向穷苦牧民的农牧业贷款也发放下去了。新疆经济形势喜人，可问题也不少，有些权利部门自留一些本该上缴财政的收入自用，用今天的话说，高有“小金库”。比如公安、司法等部门赃物变卖款项、军事机关粮服处出售马尾等物的款子，数额就不少。可是这些款项，过去谁也没有想、也不敢想收到政府财政来。要进一步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就要解决这个拦路虎。

　　春节刚过不久，毛泽民主持召开有关部门财经会议，专门讨论开源节流问题，要求公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的管理人员必须按时到会。会上，他先说明了当前的财经形势，要求各单位都必须大力增产节约，并宣布事先撰写的各单位增产节约指标。轮到公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三个单位时，到会的这三个单位的代表都打哈哈。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与他们无关。他们振振有辞地表示没有什么增产节约的门路。

　　毛泽民开会的目的，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三个单位的小金库，哪会轻易放过他们！毛泽民胸有成竹地一笑，说：“话不能这么说吧。据我们所知，你们司法机关有一笔赃物变卖款；公安机关也有一笔赃物变卖款。至于粮服处嘛，你们那里有两万头运输骆驼，每匹可产驼毛5斤，军马剪下的马鬃、马尾就有5000多斤。仅这几项的价值，就比我们提出的增产节约指标多得多。”

　　三家代表傻了眼，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也不吭声。

　　毛泽民手一挥，又说道：“如果你们心中没有底，我们财政厅可以派人帮助查一查，算一算！”参加会议的其他单位人员听了，禁不住发出会心的笑声。是呀，这三个单位是地头蛇，平时作威作福，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他们有“小金库”，都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无人敢提罢了。现在周厅长当着众人的面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不高兴？

　　司法、公安和粮服处参加会议的代表，知道周厅长已经摸着自己的底细，一时也不敢赖账，连忙表示不必麻烦财政厅，回去以后马上清理账目，如数上交。

　　“周厅长好厉害！”司法等几个权利部门“小金库”的上缴，使各个部门更加节约和收敛，新疆的经济形势开源节流一步一个台阶。毛泽民总算松了一口气。（马社香：《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P95～96）

　　毛泽民返回新疆之际，正赶上新疆第2期三年建设计划（1940年至1942年）开始。他作为该计划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财政组组长，参与了计划的制订，随后又领导大力推进计划，增加生产，培养税源，反对一切浪费现象，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建设。

　　毛泽民在狠抓税制整顿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完善初步建立起的财政预决算体制。1940年秋，新疆省政府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财政厅院内，毛泽民任主任委员。当时规定：每年财政上编制全省收支总预算必须经财委会审议后，报请省政府经省务会议批准后，再责成财政厅执行。每年年初，都是先由财委会依据全省收入情况，先确定控制数字，再由财政厅转发各厅、处、局，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编制经费的预算，经财委会与财政厅有关人员初步研究确定后，再编入全疆收支总预算内。所有分支单位，都由其主管单位，按规定统一编制，各地区和各县政府的经费开支，统由财政厅编拟后列入总预算内，军事预算则由督办公署经理处和粮服处与财政厅编拟后，将总数列入收支总预算内，然后分期由财政厅陆续核拨。凡临时费用交付，预算上未规定的，须经过财委会审查后，财政厅方能核拨。同时规定各地税局收入款项必须随时上缴省库，不得移作他用或按自留用。全疆各机关各地财税局支出款项，概由财政厅核拨。至于每年领用多少，均于年初进行预算，按预算内规定数字请领。各机关领款数须与预算相符；报销时，须有详细的报销手续，由财政厅详细审核。如有错误马上驳回，或移交财政监察委员会检查，以明究竟。各机关如有结存款项，非经财政厅核准不得动用。

为进一步健全预算制度，1941年2月9日，毛泽民还亲自拟定了《督办公署为实施民国三十年度收支总预算标准案的通令》。其中规定：“1．各主管厅处署局，应按照政委会决定之总预算分配之收支总额标准数目与各种预算标准项目，除支出方面尽可能减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以弥补其差额外，务与二星期内限期编造详细预算表并附工作计划书迄送财政厅，由该厅审核后汇总预算，呈请批准公布施行。2．新预算批准公布后，各级预算机关应以最大努力克服以往缺点，使其彻底改善；必须克服过去许多形同浪费之缺点，使政府每一个钱都用在有益于抗战建新之事业上，并责成财政监察机关按时检查，如有浮滥糜费及贪婪不法情弊，立即检举依法惩办。”通令还对各厅处署局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审计、财政监察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为使新的预算制度得以顺利实施，1941年3月15日，毛泽民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各机关严格遵守预算纪律的办法》，通令全疆各地财政部门严格遵照办理。之后，毛泽民又在《为完成民国三十年新预算任务而斗争》的文章中，提出了三点希望：“首先是各级财务机关，应该坚决的执行新政府给予吾人这种历史意义的本年财政收支计划。在丝毫不违背政府政策与民众利益的双重原则下，切实负责来完成并超过其收入预定数，保证‘建没年’的财政需要。其次是希望全省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忠实拥护新政府本年之‘建设年’之建设政策。……希望‘建设年’中建立起严格的财务纪律，各级预算领款机关或经济核算制的机关，要特别体验时艰，模范地响应政府政策与反帝总会的节约号召，消灭一切浪费现象，并具体进行有计划而又深入的检查工作，完成与超过政府所给予本年的工作任务，不仅做到不超支，不随便向政府请款，而且能够按预算规定节省若干百分数之款项，来加强今后更多更大的建设，真正完成‘新新疆建设年’”。

在制定新的预算计划时，毛泽民还一改过去偏向于非生产建设，而对生产建设项目投资不足的弊端。例如，在1941年的总预算中，军政各机关的建筑经费就由原拟经费的1400余万元缩减至200万元，而工矿业经费则比1940年增加181.5％。毛泽民在1941年《新疆财委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切实执行预算纪律，尽力节省，不超支，不浪费，要使每分钱的收入，必须用于经济生产事业。应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各项经济事业之建设，生产机关扩大生产，经济机关发展业务。”由于毛泽民注重本省农牧工商业的经济建设，从而大大扩大了税源，使得1941年的农牧工商税比1940年增加了44％。

除了发展生产外，毛泽民还十分注意大力发展新疆的文教卫生事业。他在编制政府预算时，对文教卫生事业费放得较宽，而对军费、公安费的审核却十分严格。当时在全疆收交总预算上，军费就占全疆总支出的30％。毛泽民为压缩收支总预算项目的军费比重，建议军队所需粮籽由士兵自己种植，争取3年内军队用粮达到自给。这一提议当即遭到军政界很多人反对，但毛泽民据理力争，并举出延安军民通过大生产运动，胜利渡过经济难关的事例。盛世才派丁保超乘赴延安之时，曾嘱托他暗中了解一下延安军队生产情况。丁回来后，如实向盛世才汇报了延安军民大生产的情况。盛世才这才同意了毛泽民的意见，籽种由财政厅核发，让军队进行生产，争取3年内达到自给。（《革命理财家毛泽民》）

此外，公安管理处对特务费所提出的过高要求，也遭到了毛泽民的坚决拒绝，并为此还经常在省务公议会上，与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发生争执。但在毛泽民的坚持下，公安费在总预算中的比例，还是由20％降到不足l0％。而与此同时，教育经费则由4.5％增加到11.5％。（同上）之后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也在连年增加。在第2期三年计划期间，公费小学增加了一倍以上，编译发行了少数民族文字的教科书，还规定了改善教员待遇的具体办法，中学生的书籍费和零用钱也改由政府供给，并发给他们伙食和服装补助等。

为考核收支总预算的执行情况，毛泽民还要求财政厅将各机关部门每月新币发行数字和各项开支、收入，都要作详细的统计，并对这些统计和报表都一一过目审阅。他主张在财政上要达到量入为出，减少赤字，为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收支不平衡可以多印些票子即可弥补，毛泽民则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滥发纸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也就等于饮鸩止渴”（见刘德贺：《大力整顿新疆财政，积极为各族人民服务》。由于预决算制度的逐一健全，在毛泽民主管财政期间，新疆全省的财政赤字由原来的40％逐步降到了30％以下。（《革命理财家毛泽民》第57页）

　　由于毛泽民的不懈努力，新疆第2期三年计划的财政支出，同上一期三年计划相比，用于农业、牧业、工业、交通、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经费都大幅度增加，有的甚至增加了一两倍以上。唯有军费等非生产性支出，由于毛泽民的坚持而增长幅度最小。与此同时，新疆商业银行也发放了大量贷款，积极支持生产建设发展，在第2期三年计划期间，共发放农牧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方面的贷款达2400多万元。

　　毛泽民重回新疆后不久，便与朱旦华举行了最为俭朴的新式婚礼。《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一书中这样写道：

　　1940年5月，毛泽民和朱旦华在省政府礼堂举行了文明婚礼。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是不公开身份的。财政厅和女中的同事一听说两人结婚，仍准备了一些礼物。毛泽民和朱旦华坚决不收一份礼物，也没有办一桌酒，只是把两人的行李合在了一起。

　　他俩的文明婚礼，由反帝会秘书长、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会长王宝乾（联共党员）做主婚人。反帝会原秘书长黄火青1939年5月被盛世才调到阿克苏担任行政长去了。迪化女中学生歌咏队自发地前来贺喜。新疆妇女协会，反帝会直属学生三分会的歌咏宣传队也赶来了。这是抗战歌咏宣传活动中，朱旦华认识的一些新老朋友。各个歌咏队的朋友们，那天表演了许多节目，有新疆少数民族舞曲，也有不少是宣传抗战的歌曲。

　　……

　　为了纪念新婚，朱旦华写了一篇《五卅运动与妇女运动》的文章，在《新疆日报》的《女声半月刊》第25期全文刊载。

　　毛泽民与朱旦华结婚后，仍住在毛泽民的宿舍──新疆省政府附近的那座小院（今乌鲁木齐市明德路40号）的平房里。婚礼仪式之后，仍有不少人来到家中表示祝贺，毛泽民也只是简单招待。《革命理财家毛泽民》一书中写道：

　　他与朱旦华同志结婚时，婚礼也非常简单，只是在新疆督办公署西大楼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很多同志和朋友到他家贺喜，因房屋很窄小，客人们随来随去，只有茅盾、孟一鸣、张仲实、陈潭秋一直未走。他事前也没有预备酒宴，只是临时在鸿春园买了几样菜，简单招待了一下。

　　据张仲实同志回忆，茅盾和他是在毛泽民等新疆地下党负责同志安排下，于1940年5月5日离开迪化返回内地。由于这是他们逃脱虎口的日子，自然记得十分准确。因此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婚礼应在此之前，很可能是五一节假日。

　　另据帅孟奇等同志回忆，营救茅盾和张仲实的任务，是周恩来亲自向毛泽民布置的。（帅孟奇、杨献珍、王炳南、高克林、莫文骅、沈兹九：《六十春秋风和雨——怀念张仲实同志》，《人民日报》1988年7月7日）而张仲实同志的回忆，也反映出当时新疆的紧张形势以及毛泽民等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危险处境。他回忆说：

我们在毛泽民、徐梦秋等新疆地下党负责同志的安排下，于1940年5月5日离开迪化到哈密。盛世才放走我们后，又突然反悔起来，随即命令他在哈密的部下截住我们。巧这一密令电文落在了一位地下党员同志的手中，我们才得以在盛世才下毒手之前迅速离开哈密。此后，盛世才便撕下伪装、肆无忌惮地迫害革命人士，比我们晚走一步的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就惨遭了他的杀害。谈起这一段经历，茅盾同志和我都为死里逃生而暗自庆幸，也为在艰险条件下开辟革命工作的毛泽民等同志的牺牲而深感悲痛。（张仲实：《难忘的往事〔文艺回忆录〕——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1981年5月16日）

　　杨翰生也回忆说，茅盾和张仲实都是以“母亲病危”的假电报为由，逃离新疆的。而“脱离新疆的应变之计都是与毛泽民同志商定的。后来萨空了同志跟我说：‘好在茅公离开得早，否则他就活不成了！’”（阳翰笙：《时过子夜灯犹明——忆茅盾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13日）

　　就这样，毛泽民等共产党人送走了一批批同志和党外民主人士，而他们自己为保障国际通道的通畅，也为了新疆人民的利益，却还要继续在政治形势日益险恶的新疆生活和工作下去。

　　作为新式婚礼，毛泽民坚决不收任何礼品。省财委办公室主任秘书刘德贺见毛泽民夫妇缺少铺盖，便以几个科长的名义送给他们一条毛毯，结果惹得毛厅长发了火。刘德贺回忆说：

　　毛厅长和朱旦华结婚，是在现自治区党委楼上。家里只加了一张床，没有行李。我说没有铺盖，他说，她来带来她的被子就行了。我就把我从南疆带来的一条毛毯，以几个科长的名义送给他。他大发脾气，我就说算价嘛：运费公家已出，其余的我们分摊，作为给你的纪念。结婚时花廿元吃了一顿饭。（1983年9月10日访问刘德贺记录）

　　毛泽民与朱旦华所住的平房，包括里外两小间及一个小厨房，里间睡人，外间是办公和吃饭的地方。至于铺盖，仍用他俩原有的被褥，也未添置新衣服；室内陈设，除了写字台、书架和四只苏式椅子及卧床外别无它物。他们所有的财产就是毛泽民的一只旧皮箱和一个旧藤条箱，里面装着两人的旧衣裳和书籍。

　　婚后，毛泽民依然是早出晚归地忙着工作。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出了家门，晚上天黑透了才回家。晚饭吃完，筷子一放下，毛泽民就又开始审阅起了各种预决算、田赋牧税等报表或报告。他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在外间小屋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不睡。

　　朱旦华怀孕后，毛泽民也因不能照顾妻子而感到歉意。朱旦华回忆说：

　　毛泽民忙出忙进，看见妻子渐渐隆起的肚子，总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说：“你受罪了，我没有陪你。”朱旦华笑了笑，知道他忙，数天前（1941年1月7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进攻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盛世才在我党又团结又斗争统一战线的影响下，虽对国民党发表了一纸谴责通电，但新疆的局势却变得更加微妙起来。为了对新疆的统战工作尽最大的努力，毛泽民此时认真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过去一年的回顾》，同时代表省政府撰写了《为规定民国三十年度收支总预算标准办法》，要求“政府每一个钱都用在有益于抗战建新的事业上”。朱旦华那时候也没日没夜地工作、学习，不愿意让毛泽民为陪自己浪费分分秒秒。（马社香：《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第99页）

　　直到1942年2月中旬孩子快出生时，毛泽民也没能抽出时间陪朱旦华去医院。2月14日，朱旦华在医院顺利产下了一个小男孩。一周后，毛泽民按照韶山毛氏族谱，给他取名为毛远新。

　　●发行新疆建设公债

毛泽民在任财政厅代理厅长、新疆省第2期三年建设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组组长期间，为组织实施2期三年建设计划，首先面临的就是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巨大难题。当时，新疆省财政年年有赤字，都由银行透支支撑着，银行显然拿不出建设资金来。

　　毛泽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后决定借鉴中央苏区发行战争公债的办法，在新疆开创出一条发行建设公债募集资金的新路来。毛泽民的大胆设想得到省政府的认可后，他亲自主持拟定了《民国三十年新疆省建设公债条例》，共11条，定额发行500万元，有奖无息，期限10年还清，债券面额分50元、25元、10元、15元、1元5种，按票面十足发行，无记名式，以本省的田赋收入为偿还基金，每年年初还本给奖一次，按还本和奖金数额拨交商业银行专款存储备付。建设公债准许自由买卖抵押，银行可以作为保证准备金，中签中奖的债券可以抵纳一切省税，等等。

　　由于发行建设公债是新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为此，毛泽民高度重视动员宣传工作。他曾亲自为《新疆日报》撰写了发行建设公债的发刊词，阐明了发行建设公债于国于民的重大意义：“政府发行建设公债，……目的在于增强建设力量，以求加速度完成2期三年计划；是在于使国际后方更臻于巩固，以保证前线抗战的更大胜利，……更加提高人民的文化，更加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就是完全为人民谋更多的福利。”（摘自1941年4月《新疆日报》）之后，毛泽民还多次亲临迪化市民大会、工商界群众大会、新疆反帝总会各级干事会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着重强调：发行建设公债是为了加快新新疆的建设，是给自己的子子孙孙造成快乐幸福的生活；发公债是政府向人民借钞，归还有可靠的保证；并要求各级干部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建设蓝图向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解释，坚决反对强迫摊派作风。与此同时，《新疆日报》又专门发表了“为了建新，为了抗战、为了自己”的时评，号召各族民众为做好建设公债的发行工作而共同努力。（《革命理财家毛泽民》）

　　时在喀什税务局任职的高登榜，后来在《难忘的战斗岁月》一文中也回忆过当时的情景：

币制改革之后，百姓人称方便，活跃了市场，稳定了物价，社会秩序得到改善。1940年[底]，认购公债的任务下来了。认购公债，这在新疆还是首次，这是非常大胆的创举。毛泽民同志亲自拟定公布了《建设公债条例》，宣传大纲，号召群众和政府通力合作，加速新疆的建设，以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在毛泽民同志的主持下，按全疆400万人口计算，每人一元，预计发行400万元建设公债。接着，《新疆日报》上又发表了毛泽民同志撰写的宣传建设公债作用和意义的文章。文章指出：发行公债，有利发展新疆经济建设，支援抗日前线，巩固后方，提高人民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意义十分重大。当时驻新疆的中共代表陈潭秋同志也指示各地共产党员要做好认购公债的宣传鼓动工作。发行公债的任务正式下达之后，喀什税局很快行动起来局领导分头到各县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号召公务人员带头买，动员上层人士、巴依[指地主、牧主等有钱人]买，并在人民群众中做动员说服工作。由于毛泽民同志主持财政工作时，不尚空谈，言而有信，尤其是实行币制改革，成绩显著，深得人心。由于老百姓平素注意“信用”二字，也就从心底里拥护财政厅发行公债的新措施。虽然认购公债分十年还本付息，百姓仍然踊跃认购。经过几个月努力工作，南疆喀什在认购建设公债中远居首位，比起富庶的伊犁要高出许多，得到财政厅毛泽民厅长的表扬。（《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由于发行建设公债本身就是件顺民心、和民意的好事情，再加上分布在全疆各地区、各部门的中共党人、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整个发行建设公债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从1941年4月正式发行，历经一年时间，实际售出收获为668.9万元，超出原计划500万元的33.8％，相当于当年银行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半，相当于1941年财政收入的16％。

　　新疆各族人民在购买建设公债中也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当年曾直接协助毛泽民经办公债工作的刘德贺先生，在回忆录时讲述了两件感人的事例。

　　其一是，有个汽车运输户马宝良开着一辆苏制嘎斯车停在银行门前，要求作价3500元以购买公债。毛泽民亲自出面作解释，热情肯定他的爱国行为，并劝告说：“政府规定以现金购买公债，最好请你自己变价再来购买”。这位马宝良果真把汽车卖掉，买了很多公债，其二是，发行公债，毛泽民着眼于发动广大的民众。他认为：发行公债，不但要筹集钱，主要是借此促进各族人民对于国家和地方建设的关心，……发行公债是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的。他对比喀什与伊犁，喀什不如伊犁富庶，但喀什人口比伊犁多。喀什和南疆的各县，又有一大批中共党员分别在财税部门工作，人是第一位的因素，因此，他提出可以给喀什多分些公债推销任务的意见。事后的结果证实：喀什推销量居全省首位。当时，任喀什财政局副局长的中共党人高登榜积极投身于发行建设公债的工作。他从税局、教育局、维吾尔文化促进会抽人组成若干个建设公债宣传推销组，分赴各县召开民众大会，讲解发行公债的意义和购买公债的方法。高登榜还亲自率领一个组赴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泽普、麦盖提等县，深入区乡，了解民情，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动员，讲解发行公债既利国家、又利个人，既利大家、又利小家的辩证关系，激发各族民众踊跃购买公债，支援国家和地方建设的爱国热情。才使得推销公债的效果特别显著。

　　发行新疆建设公债的成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前提和基础。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人，正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宣传和实践了党的宗旨，使新疆各族人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他们的大救星。

毛泽民工作认真，办事严谨，生活简朴，廉洁奉公，时时刻刻都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体现着党的宗旨。《革命理财家毛泽民》一书写道：

　　1940年2月返回迪化后，病情虽有好转，但他仍有后遗症，常常感到腹痛。可他全然不顾，病未痊愈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病倒了躺在家里还看文件，批阅公文，休息时间很少很少。别人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每件事都有它的时间性。不能因个人有病而就误工作。我来新疆就是更多做些工作。”

　　……他从苏联治病回来后，有时仍感到腹痛，便在迪化水磨沟清凉亭上疗养，做饭烧菜都需要有个火炉。财政厅主任秘书张风远说买个石油炉子，由财政厅开支报销。毛泽民说：“我个人休养为什么要让公家买炉子呢？”财政厅秘书刘德贺把自己的一个石油炉子借给他用，他才接受。这个石油炉子至今仍在毛泽民故居陈列着。（摘自《新疆文史资料》第八辑）还有一次，张风远和刘德贺考虑到毛泽民工作繁忙，以至于晚上还要开会办公，没有时间搞家务，曾打算给他找个炊事员，专门给他做饭；另外，还打算让办公室的工友张德胜老头每天到他家里来照顾一下火炉，或代为购买日用主副食品等杂物。当他们把这个主意提出以后，毛泽民概不同意。他说：“不行，不行。我们各厅预算上，并没有给厅长规定一个炊事员和工友，今天由我开端，那如何能行！”后来，两位秘书以工作繁忙，迪化没有夜市，下班后什么也买不到，张德胜是办公室的人，不需要另行开支，只是抽空帮着买些菜、干些杂务为由，才硬使他答应下来。但专人炊事员，他硬是没有要。

　　毛泽民不仅在工作中努力为新疆人民谋福利，而且也时刻关心着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陶立在《毛泽民的故事》一书中，根据毛泽民当年的勤务员张德胜的回忆，撰写了“周厅长是共产党！”的故事。全文照录如下：

毛泽民担任财政厅长后，一直和勤务员张德胜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他和他们的关系融洽极了，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张德胜的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就跑到毛泽民的办公室里去学习，星期天就呆上一整天。毛泽民经常耐心地指导他做作业，遇到他贪玩时，常谆谆教诲他说：“可得好好学习呵，学习不抓紧，本事就学不到，没有本事将来怎么能为人民办事呢？”

张德胜五十年来受尽了权贵的压迫和凌辱，终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尝过人间的温暖。自从来到毛泽民的身边后，他时时感到心里热烘烘的，家里有什么为难的事，毛泽民总是挂在心里，家里钱不够用了，毛泽民经常把自己节余下来的钱塞到他手中。有时张德胜实在过意不去，就对毛泽民说：“周厅长，体自己的钱也不多，总是这样照顾我……”

毛泽民诚恳地告诉他：“用吧，老张，我的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人民给的！自己只要能吃饱就可以了，其他的钱反正也没用。”

毛泽民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极为简朴，他餐餐都和公务人员一桌吃饭，毫不特殊，大师傅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剩下的钱都给了生活困难的公务员。张德胜还激动地看到，厅长这样热情地关心着他，也同样热情地关心着别人。

当时，省级机关的汽车司机特别辛苦，官员上班或开会，司机就必须忍受着严寒和劳累，等候着官员，不敢离开半步。毛泽民却不然，每次车到目的地，若无别的事，总是叫他的司机王发浩把车先开回去休息，不让他在外面久候。有一次，毛泽民在省级机关负责人会议上严肃地说：“我们要爱护汽车工人，冬天开会或上班，如果没有其它的事，是不是可以让司机把车开回去休息一下，免得他们在寒冷的露天里久等。如果一定要等的话，也要让司机在温暖的房子里休息，不可任意使他们在外受冻！”在毛泽民的积极倡导下，那些官员对司机的态度就比以前要好些了。

更使张德胜难忘的是，毛泽民日夜操劳着全疆各族人民的大事，甚至连给穷苦的农民贷款买砍土镘（新疆人民使用的一种挖土工具，相当于内地的铁铣）的事也时时挂在心上。“世界上哪里有当官想到要替穷人办事呢？可周厅长的的确确是铁心为穷人办事呀！”张德胜常常思索着这个问题。不久，外面传开了：“周厅长是共产党”还说：“共产党是专为穷人办事的。”

于是，“共产党”这个响亮的名词刻上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心头，他们开始把目光朝向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虽然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允许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人民群众的眼睛却是雪亮的。他们从众多政府官员的一言一行中，也可大致猜出这些“好官”多为共产党人。在新工作的中共干部在赢得人民群众爱戴的同时，却也引起了盛世才等封建官僚的忌恨。

　　在此之前，盛世才一家人一直将全省的财政收入视为家私，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而自从毛泽民出任财政厅长后，便不再允许盛世才家族像过去那样随意侵占民众的利益了。尽管毛泽民也很清楚，盛氏家族会因此忌恨自己，但他想，只要你盛世才一天不扯下“六大政策”的伪装，我就要利用这点来为新疆人民多办点好事，让你还不得不同意。最初，盛世才虽心存不满，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还不得不装出“开明”的样子，暂时忍气吞声。直至他感到羽翼丰满后，才最终将毛泽民调离了财政厅。

　　尽管毛泽民为新疆财经建设做了这么多工作，但盛世才对毛泽民却越来越欲去之而后快，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毛泽民的做法，触犯了盛世才家族的根本利益。据当时毛泽民的司机王发浩老人回忆，“厅长（指毛泽民）被调主要是因为敢顶盛世才和他的岳父，他的岳父要修房，厅长不给”。（1983年9月9日访问王发浩记录）《革命理财家毛泽民》一书，详细记述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毛泽民始终保持着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总是秉公办事，从来不阿谀奉承，依财权势。迪化东门外附近有一座前任厅长陈德立的私人公馆，陈为了巴结盛世才，便无代价地送给了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在这座公馆的后面，有一片宽阔的空地，还有一些树木，邱老头派人在空地上种了—些花，每逢夏季日落前后，很多男女市民都喜欢到这里来赏花。邱老头以此为由，要工程委员会王齐勋向财政厅提出要求，由财政厅拨款，把这片空地建成一个小公园，并增添没施，装点环城，以便专供人游览。当王齐勋到财政厅向毛泽民提出这个要求后，毛泽民当即对王说：“这块地太小，没有发展前途，我们为使市民有个游憩场所，还是充实西公园吧。”从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王齐勋又调任财政监察委员会的委员长，感到办公地点太小，邱老头便利用这个机会向王齐勋提出：把他的公馆让给财监会办公，另外，要财监会在明园给修建一片房屋，企图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当王齐勋向毛泽民提出后，毛泽民说：“邱老头若愿出让公馆，可以半价卖给财监会，作为你们办公的处所，他卖产得价自己另行修建房子好了。如果按照你们这种交换办法办理，是公私混淆，无法列入支付预算。”邱宗浚老头听说后，知道这—着又落空了，于是便给盛世才写了个书面建议，要求将迪化河西—带，即现今的乌鲁木齐市区黄河路、长江路、钱塘江路和西北路所在的空地，划为地段编号，卖给市民群众，让市民自己修建住房，以此项所得价款，作为市政建设开支。这个建议经盛世才采纳后，通知了财政厅。毛泽民认为：我们财政的方针是统收统支，将上述空地划为地号买给市民是可以的，但所得价款，应如额上缴财政厅，统一处理。至于市政建设准备怎样进行，应做出计划，经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核后，财政厅可以根据计划所需数额，核实拨款。毛泽民的这个意见得到盛世才的同意，于是将原批复予以撤销。邱考头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毛泽民是和他过不去，所以才三番五次地给他找麻烦。他生气地说：“地号划不划，卖不卖，我不管；市政建设不建设，我也不管。谁要做市政计划，谁去做好了，干我甚事。”并扬言迟早要和毛泽民算账。但毛泽民毫不畏惧，仍然按原则办事。例如：以前盛世才每年要将全疆收入的1／8纳入私囊，毛泽民则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面对割据一方的军阀、土皇帝盛世才，毛泽民能做到铁面无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毛泽民这种不畏权贵的高贵品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周围的人影响很大。

　　其实，盛世才早就想把毛泽民调离财政厅了。不错，当年曾再三恳请毛泽民留新工作的也是他，但那是因为新疆的经济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并已危及到自己的统治。而当经过毛泽民等共产党人的努力，新疆财政情况大为好转后，盛世才就开始嫌毛泽民碍手碍脚了。1941年7月30日，盛世才终于以身体不好需要半休为借口，将毛泽民调离了财政厅，改任民政厅代理厅长。

　　●民政厅长一心为民

　　对于之所以被调离财政厅，毛泽民自然清楚是因为盛世才想抓回省财政大权。但只要自己还有工作机会，毛泽民就会抓紧时间，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些好事。因此，虽然毛泽民在民政厅只有短短一年，却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毛泽民到民政部上任伊始，首先视察了迪化地区各救济院，并针对社会救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毛氏三兄弟》一书写道：

民政厅原来是省公安处把持的部门。盛世才和治安处长李英奇，在其中安排了不少特务。毛泽民到民政厅工作，实际上是被置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是金子就要闪光。共产党员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要为各族人民谋利益。毛泽民到民政厅后，照样拖着病驱为解除新疆各族人民的疾苦而奔忙。

穷人中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是社会员底层的人们，最为可怜，最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是民政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民最同情这些人的遭遇，上任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他们。

8月上旬的一天，毛泽民顶着炎热的夏日，来到一所破败的救济院里，看望这里的老人们。他看到这里房屋破旧，设备简陋，老人们吃饭没有桌凳，伙房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厨具，老人们个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整个救济院简直就是一个难民收容所……

看到这里，毛泽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拉着老人们的手，—个一个地询问老人们的情况，征询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他一个救济院一个救济院地跑，情况了解清楚了，一份《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也拟定颁布了。这份大纲，对于全疆救济院的分布、收容贫民的标准、生产工作项目、经费给养保障以及对救济院贫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接着，毛泽民又提出并签发了《救济院贫民管理及办事细则》，对各救济院的房屋修缮、购置被褥毛毡、缝制院民服装以及开展力所能及的生产经营增加收入、保障经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新疆的救济院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办起了多年，但从来没有人像毛泽民这样对救济院贫民这么关心，工作做得这么细致，救济院的老人孩子们，开始享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

就这样，从1941年起，各救济院由省政府确定编制、确定预算拨款，全省26所救济院合并为13所，落实了经费，调整了机构，健全了组织，加强了领导。1942年，全疆各救济院收养鳏寡孤贫2287人。1943年，救济院增至17所，收养人员达3千多，使各族孤寡盲残人免受乞丐流离之苦，有了温饱的生活着落。在毛泽民扶贫济穷精神的感悟下，当年，一些官办的社会团体还兴办了儿童福利事业，经费由各民族文化促进会资助。1941年，泽普县办的孤儿学校，收容孤儿几百名之多，保证了这些儿童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利。（《革命理财家毛泽民》）

　　防灾救灾是民政厅的又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直接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毛泽民对此更是全力以赴。

　　毛泽民上任之时，正赶上1941年7月北疆大部分地区闹蝗灾，受害的农田和草场达70多万公顷。蝗虫过处，寸草不留，一旦灾情失控，这可是对以农牧业为生的新疆人民的致命打击。毛泽民心急如焚，不顾身体有病，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组织灭蝗工作之中。他先后在全省动员军民及学生5万多人，开赴灾区灭蝗救灾，同时筹集到灭蝗药品上百吨，汽油70多吨、火药近千磅。由于应对及时、措施得力、万众一心，最终扑灭了农田、草场里的蝗害，保证了当年农牧业的收成。（见《新疆民政志》）

　　1941年9月，毛泽民又当选为省积谷备荒公社总社委员长。积谷备荒公社属于民办官管的互救组织，成立于1938年。当年召开的第三次全省民众大会作出决议：省城设积谷备荒公社总社，各区、县设公社分社。其粮谷由民众捐助，也酌收旧日社仓的粮谷。公社实行民办官管，每年秋收前总社印发宣传大纲，秋收后募捐入仓，灾年停募。一般春季贷出50％，秋后加息10％收回。有时也抛售粮谷平抑粮价，遇重灾年则开仓赈济。1940年，全省已设积谷公社77处，有粮10万石左右。毛泽民兼任省积谷备荒公社总社委员长后，对于这项拯救灾民于水火的工作十分重视，并为完善该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革命理财家毛泽民》一书写道：

　　他组织编印的《积谷备荒公社宣传大纲》则着重阐明丰年积谷对保证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规定社粮征集办法，发动富户量力自动捐助。当年，喀什、和田、阿克苏三个地区的区、村头目向农民摊派社粮，民众叫苦不迭。为此，毛泽民作了批示：阿、喀、和三区积谷备荒事业因乡村头目有采用摊派形式者，贫穷农民颇以为苦，……各分社应采用宣传方式，务期民众洞晓积谷之意义，以自动认募为原则，决不准有丝毫摊派情形……因此，省积谷公社作出严格禁止摊派的决定，重申社仓必须实行自动认捐的原则，不准有丝毫摊派情事。为了避免募粮中的偏多偏少，总社拟发了募粮标准数下发各地执行。1942年3月，毛泽民主持省积谷备荒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社粮出贷标准办法》、《社粮贷收连环负责制》。随后，他又主持制定了《新疆积谷公社仓储管理规则》和《细则》。规则和细则规定：每年春耕贷给农民的社粮，其贷出总额不得超过募集总额的1／2或2／3，秋收后加息10％归还，贫困户经总社批准免息，遇灾歉年景，本息可延至下年偿还，捐助社粮者有借粮优先权。社粮贷收实行连环负责制，借粮时农户先向区、村长申请，积谷公社委员会召集区、村长讨论，决定借粮户名单及数额，借粮户填借条，经区、村长审查，公社发粮登帐，区公所张榜公布。还粮时，公社将借条退还借粮户，向区、村公所销账，区、村长负检查、催收之责。到1942年底，全省社粮滚存达115500石。（见《新疆民政志》）毛泽民任民政厅代厅长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为新疆各族人民办的好事却与日同存，永远值得新疆人民怀念。

毛泽民还十分关心新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在任民政厅长期间，多次视察省医院、省药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积极设法解决，在改善医疗卫生制度、加强医疗卫生防疫、新建和扩建医院和诊疗所、培养医务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全省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过去的新疆，只在专区所在地设有医院、药房，而各县乃至乡、村则普遍缺医少药，卫生防疫更是无从谈起。1937年，全省战乱平定，农牧业生产得以恢复，经济建设得以发展，同时也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加之毛泽民带领省医疗卫生部门积极努力的工作，1942年底，全省医院发展到13座，病床800多个，药房4所，诊疗所16个，医药专业学校1所；医疗和医务工作人员发展到1千多人，比1940年增加1／3；1942年，全省就诊人数达126万人次，比1940年增加48％。莎车、焉耆两地的医院，奇台、鄯善、库车、温泉四个县的诊疗所，喀什、阿勒泰两个县的药房，都是在毛泽民的关怀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毛泽民深入体察民众的疾苦，对穷苦百姓看病住院实行了免费，用药不收分文。

　　1942年春末的一天，毛泽民正伏案工作，忽然得知：新疆西部各县发生大面积斑疹伤寒。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如不迅速扑灭，将严重威胁新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毛氏三兄弟》一书中写道：

　　毛泽民心急如焚，立即组织起由副厅长率领的医疗队奔赴疫区，自己也亲自指挥各地卫生防疫。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劳累，他终于又病例了。

　　毛泽民躺在病床上，心里想的却是疫区的情况。他强忍着心慌、气喘的痛苦，避开医务人员，趴在枕头上，吃力地写了一封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信。信中对全疆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指出了解决的方法，提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具体措施。当医务人员们得知这封信是周厅长趴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写下的时候，无不受到感动。

　　躺在病床上的毛泽民坚持着指挥这场扑灭疫情的特殊战斗。当疫情基本上被控制的消息传来时，毛泽民那蜡黄的脸上才露出笑容。为了使各级政府从这次疫情爆发中吸取教训，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毛泽民在疫情扑灭后不久，又亲自为《新疆日报》制定了一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报社的工作人员在编发这篇文章时，都非常感动。社长当即决定压下报社已写好的社论不发，而将毛泽民的文章作为“代社论”在头版发表。

　　毛泽民在任民政厅长期间，还为新疆各族人民争得了一份难得的民主权利。这就是制定和颁布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废除了旧有的农官乡约制度，让农牧民民主选举区长、村长。

　　在此之前，新疆农牧区普遍实行农官、乡约制，蒙古、哈萨克族中还有千户长、百户长等旧制，致使基层政权大多被掌握在地主、牧主手中，成为了鱼肉乡里的一大祸害。毛泽民深知，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必须让基层政权掌握在了解农牧民痛苦、同情百姓、肯为贫苦农牧民服务的办事公道的人手中。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毛泽民趁盛世才还未撕破假面具之时，经过一番说服斗争，最终迫使盛世才同意了自己提出的对基层政权组织进行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区村长的建议。

　　1941年11月1日，毛泽民亲自主持修订并颁布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共八章35条。新修订的区、村制组织章程，是统一新疆全省县以的行政制度，推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措施。章程规定：县以下设区，区以下设村；区、村的行政机构为区、村公所；区设正副区长、村设村长；村民选举深孚众望、办事公正者5～11人为村代表，村代表中互选一人为村长，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正副区长；区、村公所设养廉地，以耕种或租种收入为区、村公所的经费来源，区、村分所的经费不准向村民摊派；区长每年津贴小麦20石、村长10石，各游牧区长每年津贴大洋480元、村长240元。

　　为配合这一新疆历史上空前的政治改革，《新疆日报》还专门发表了《关于区、村长改造》的社论。社论说：关于区、村制组织的实施，这是新政府扩大民主范围的具体表现。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促进抗战建新工作的契机。社论要求区、村长的人选必须是：能够把14个民族400万同胞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坚决为六大政策前途胜利作斗争，有工作能力和高度的工作热情；素孚众望、办事公正、踏实于大众利益；能作民众表率，站在为大众谋利益的立场执行政策、最优秀的民族干部。社论号召全省各族人民踊跃投入民主选举运动，选出最可信赖的人担任区、村长。

　　为了切实贯彻实施章程，毛泽民积极组织和创办了县长训练班、政治干部训练班、文教干部训练班及区长、村长训练班。他亲自为训练班编写了《区、村长须知讲义》，发行各地，作为训练干部的教材，有时还亲临训练班讲授。各县也根据省政府的通知，划编区、村机构，举办区、村长训练班，全省区、村组织的建设工作搞得颇有声色。

　　就这样，在毛泽民的具体领导之下，一个民主选举区长和村长的热潮，在天山南北蓬勃兴起。农牧民们眼睛最亮，谁个好，谁个劣，谁能为农牧民办事，谁最会欺凌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而《章程》又赋予了他们选择区、村长的民主权力。最终，那些素孚众望、办事公正、肯为大众谋利益的人，则被农牧民们推上了区、村长的位置。而那些昔日欺压百姓的地主巴依、流亡恶棍们，则一个个耷拉下脑袋。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民曾随兄嫂在家乡韶山搞过农民运动。如今，他又将农运经验和苏区的民主政治，成功地推行到了军阀统治的新疆。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工作，到1942年年底，全省已有50多个县实行了区、村制，选举了区、村长，难得地走出了区、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之后，毛泽民在改革基层政权组织、民主选举区、村长的基础上，又领导了开展建立县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全疆各县都先后建立了政务委员会，使县级组织的权力置于政务委员会集体监督之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县级行政长官独断专行弊端的产生。

　　毛泽民任民政厅长期间，大力提倡深入清廉的工作作风，并且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他深入基层时从来轻车简从，以免给基层和百姓增加麻烦；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绝不拖拉推诿。在毛泽民言传身教的的影响下，不少县级政府官员也改变了脱离群众的作风，昔日官员们外出时前呼后拥、大吃大喝的恶习也有所收敛。

　　在毛泽民的不懈努力下，民政工作有了很大改观，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境遇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他自己身体却由于过度劳累而每况愈下。方志纯同志回忆说：

毛泽民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又为新疆各族人民作出了许多贡献。他任民政厅厅长不到一年，新疆的医疗卫生面貌就有了很大改变，可是毛泽民同志的病却加重了。在安源工作时因开刀而留下的一条大伤疤，这时每逢劳累过度，就红肿疼痛，好像要崩裂似的。为了坚持工作，他让朱旦华同志做了一条特制的松紧绷带，把肚子紧紧捆住。他的支气管炎越来越严重，讲话常常被咳嗽打断，有时咳出血来也不离开工作岗位。他还有严重的鼻炎，平时说话都是瓮声瓮气的。这些疾病折磨着他，但却从没影响他的工作。他常说，我到新疆来，就是要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多做一些工作，这是我最大的愉快。（方志纯：《一颗陨落的明星：回忆毛泽民同志》）

　　在新疆，厅长已算得上是“高官”了。但身居高位的毛泽民，却仍然保持着勤俭朴素的农民本色。《毛氏三兄弟》写道：

　　大凡热情关心帮助别人的人，对自己却往往不关心。毛泽民也是这样。不用说他长期带病工作，很少休息，就是在吃穿用等方面，也十分节省。他用的一只旧皮箱，是1937年和钱希钧在上海时廉价买的。头上戴的一项皮帽子，也是在上海时买的。到新疆后，他几乎没有添置什么像样的东西。吃得也很简单，能吃饱就行。其实，他的胃不好，每餐吃的东西都很少。他喜欢吃泡菜，常常自己动手腌制，有时还将腌制好的泡菜送给别人品尝。他一直保持着不吸烟不喝酒的习惯。喝茶倒是他的嗜好，如同毛泽东那样，连茶叶都要用手指从茶杯里抠出吃掉。他的不菲的薪水呢，大部分用来资助了别人。

　　民政厅原来是省公安处把持的部门。毛泽民上任后，盛世才一伙就在他身边安排了不少特务，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毛泽民的司机王发浩就回忆说：

　　在民政厅时就有人对我说：“你要记录周厅长的行动，每天报告。”我给厅长讲了，他也不说什么，监视就监视吧！一天晚上，厅长突然对我说：“你家有父母，年纪还轻，不要跟着我受连累，要找借口离开我，说我骂了你，不干了。”后来，我装着和老师傅为了一个千斤顶吵架。老师傅告给周厅长，周厅长就骂小王不是个好伢子（湖南方言，即男孩子），开除他，回财政厅去。我幸好离开了，抓我没有抓到，我东躲西藏一年多。警卫员王英富去送文件被扣，再无消息。他也是盛世才派来的，但和厅长也有了感情。（1983年9月9日访问老司机王发浩老人记录）

　　毛泽民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关心着他人的人。并且在毛泽民的工作精神和朴实作风的感召下，就连盛世才安插在毛泽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感动了。他们不仅不向盛世才反映情况，反而向毛泽民反映盛世才的情况。

　　这就是毛泽民独特的人格魅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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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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