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略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省委书记陈敏尔指出要进一步弘扬贵州人文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一种宇宙观、伦理观、生态观而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蕴含的是一种求真务实、勇于担当、敢于干事的实干精神和实践品格经过世世代代贵州人的价值认同和身体力行,将二者统一结合起来,在内涵上构成贵州的“人文精神”,成为彰显贵州文化特色的符号，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

省委书记陈敏尔指出要进一步弘扬贵州人文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一种宇宙观、伦理观、生态观。而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蕴含的是一种求真务实、勇于担当、敢于干事的实干精神和实践品格。经过世世代代贵州人的价值认同和身体力行,将二者统一结合起来,在内涵上构成贵州的“人文精神”,成为彰显贵州文化特色的符号。

本文作者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两个古典命题的本来涵义展开论述,从“天人合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天人合一:自然与人为的统一”、“天人合一:生态与心态的统一”、“知行合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知行合一:良知与德行的统一”、“知行合一:道义与事功的统一”六个方面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天与人、知与行、客观与主观、生态与心态、良知与德行、道义与事功等等的“合一”、“统一”。鲜明地表达我们今天在贵州提倡“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就是要在物质与精神、现实与超越、当下诉求与长远发展、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达成相对的平衡,实现全体贵州人的尊严与价值,找到贵州人真正应该追求的健康、合理、幸福的生活方式。

贵州正处在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就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按现在的路子再不懈奋斗五年,贵州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是没有悬念的。与之相应,贵州人的精神面貌、精神境界也进入了质的提升阶段。在这个时候,省委书记陈敏尔提出大力弘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恰逢其时。

“人文精神”,是一种高级的人类精神现象。从内涵来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深切的人类自我意识,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尊严、价值、命运的思索、追寻、关注、维护,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首肯和塑造。“人文精神”这个词来自西方文化。在西文中,这个词(humanism)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是同一个意思。但是人文精神的内涵却是共性的、跨文化的,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都有大量关于人生关注、人类诉求、人心向善的表述。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一个人的文化品格的核心内容,是衡量其文明、道德、修养、品味等等的重要尺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来说,人文精神的有无或强弱,是检验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换言之,不管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在器物层面上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如果精神上没有一种立场、一种守望、一种关切、一种求索,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强大的。

要说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意蕴,还得解说一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两个古典命题的本来涵义。

“天人合一”最早由庄子提出,后来被汉代大儒董仲舒加以阐发,经过儒、释、道三家的不断发展,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体思想,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 “天人合一”讲的是:客观环境(包括宇宙自然、道德法则、社会环境等)与人的生存、人的心智、人的力量不可分离,天与人处于和谐、共生、统一的关系中。在“天”面前,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不可为所欲为,正所谓“道法自然”。在今天,在人类以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社会、他人进行了几百年的掠夺开发、恶性征服、尔虞我诈之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方法论能够警醒全人类:人与天的关系必须是融通的、和谐的、同一的,否则天灾、人祸就避免不了。“天人合一”在贵州这样一个自然生态既葱茏又脆弱、文化生态既丰满又偏失的地方,有着独特的思想启迪价值和现实开导意义。

“知行合一”是明代大儒王阳明500年前在贵州修文“悟”出来的。在王阳明那里,“知”即良知,指道德的最高准则,“行”即修行,指良知的践履过程。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就是要使道德意愿、道德法则与道德实践、道德修养之间达到内在的统一。在这里,“知行合一”既是一种修炼工夫,又是一种修炼境界,即“致良知”的境界。总而言之,“知行合一”强调思想与行动、心性与修为、意愿与实践的合一、统一、归一。“知行合一”对贵州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因为这个思想是在500年前的贵州产生的,更因为今天的贵州特别需要“知行合一”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行为准则。

天人合一:

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历史上的贵州先民,一直以主观顺应客观、人类趋向自然的方式,不自觉地宣示着“天人合一”的观念。贵州多山。“地无三里平”是最早的贵州人泰然地从“上天”(即大自然)接受的一个赐予,因而从一开始,贵州人的生存就与大山结了缘。偏远、疏离的地理位置,局促、险峻的山地环境,使贵州一开始就在发展上先天不足。但先天环境的不利,造就了贵州人的聪明才智,他们因地制宜,发展了多样化的农业耕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学会了顺山营造吊脚楼、在天然山洞里穴居,懂得了林粮兼作、塘田养鱼、在嶙峋乱石间种植作物等等。应该说,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历史上的贵州人是最懂得“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他们以自己求生存的独特创造,说明了山与人相依相生、不可分割的道理。正因为这样,贵州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特别大的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和动荡,千百年来贵州人的生活水平虽然低下,却基本没有出现过民不聊生的境况。怡然自得、随遇而安、清心豁达,曾经是世世代代贵州人的生存态度。于是,一方面,贵州几百年间很少得到有效的、大规模的开发,另一方面,贵州人本身也比较缺乏开放、开发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素来信奉“靠山吃山养山”,从来不解“人定胜天”。不用说,这种心态包含了消极无为的负面意义,这也是贵州一直经济落后的主观因素。但这种心态造就了贵州人淳朴、宽厚、耿直、热情、包容等等性格,这在心理上是健康的。作为千百年来贵州人特有的精神标识,这些“原生态”的品格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讲求功利、过于注重实惠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人性中的亮点,是难能可贵的。

天人合一:

自然与人为的统一

“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容、和谐、共生,这是自古以来整个中华民族一直都秉持的宇宙观；而与大山之外许多其他省份的人们相比,贵州先民的这种意识更为凸显。在苗族史诗《亚鲁王》里,在“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传唱中,在贵州少数民族“寨老”、“鬼师”、“歌师”们的讲述中,天地和合、物我不二的观念比比皆是。

如今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人只能顺应它、利用它,断不可违背它、破坏它,否则就要受到自然的报复、惩罚。这就叫“自然因果”。贵州少数民族有许多道法自然、呼应天机、顺势而为的生存智慧。每一个贵州山地民族都会依据陡峭的山势建造优美舒适的吊脚楼,都会根据河流的走势开辟清洁的饮用水源,都懂得“取之于山、还之于山”的道理。苗族先民早就规定了一些渔、猎的禁忌,在鱼类和其他动物的繁殖期禁止捕鱼或狩猎。在从江县岜沙村,至今村民还在从事狩猎和砍伐,但那个地方的生态格局不仅没有恶化,反而越来越好。因为岜沙村民自古就有一个习惯:孩子生下来父母就要为他种一棵树,人死了以后就埋在自己那棵树下。就这样世代繁衍下来,岜沙从未改变过空气清新、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面貌。从江县的占里村,几百年来一直信守“山林是主,人是客”的古训,因而早就养成了“一个家庭生育两胎”的习俗,以确保人与自然在生存空间上不发生争执。这不就是一种古朴形态的“天人感应”吗?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断加大对贵州扶贫、开发的力度,尤其是加大以交通为龙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贵州各族人民逐步摒弃“小国寡民”的偏安心态,变得积极进取和奋发图强；他们敞开了自己的心襟,打开了封闭的山门,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进步,贵州各族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与外面的世界如此地不可分离,从来没有感悟到自己与中华大家庭那么地休戚与共。

在这个过程中,贵州人既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也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无奈。后发赶超的一个优越性就是:前人的成功与失误都可以成为有益的借鉴。纵观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阵痛。违逆自然规律的结果,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和人际关系的疏离,这些后果反过来又给人带来灵与肉的痛楚,从而导致人们对“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思,进而引发人们对所谓“后现代”的向往。这个“后现代”观念恰恰与贵州山民世世代代所习惯、所崇奉的生活方式有高度的相似性。贵州人也开始审视自己的客观环境和行为方式,发现祖祖辈辈置身其间的绿水青山、清爽空气、凉爽天气具有莫大价值,以前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东西成了后来居上的巨大优势。于是,在“科学发展”、“五大理念”引领下,“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贵州人心中就从不自觉走向了自觉。

天人合一:

生态与心态的统一

毫无疑问,自然生态是“天”的主要内涵；除此之外,我们经常讲的文化生态(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态),也属“天”,即客观的、给定的环境。与之相对的,则是人的主观状态,或曰“心态”。生态与心态,应该而且可以处在一种和谐、互补的关系之中,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较高形态。

“多彩贵州”,首先是自然环境的灿烂多姿:绿色是贵州的底色,清爽是贵州的底气；“天然公园、天然氧吧、天然空调”等等,都是关于贵州生态环境的真切描述。这个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世世代代的贵州人,把维护好、培育好自己的生态环境视为天经地义。即便在交通、通讯已经四通八达的今天,走遍贵州,仍然到处是绿水青山,仍然是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基本没有其他许多地方那种污水横流、雾霾漫天、烟瘴满目的景象。贵州是中国大地上少有的生态环境完好的省份之一。

生态与心态是互动的。孤立的生态,即没有人参与的自然,是没有意义的；生态是否良好,是针对人的感受、针对心态而言的。贵州人珍惜自己的生态,首先是因为这个良好的生态有益于自己的健康,其次,贵州人能够在良好的生态与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之间找到结合点,这就是心态的平衡。黔东南侗族地区流行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说的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平衡的道理。事实就是如此:侗族大歌对于侗族同胞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日常的劳作、交往、嫁娶、祭祀等,都有侗族大歌作伴。唱歌还能改变人的命运,如今在广大侗族地区,旅游的文化内容里是一定少不了侗族大歌的,许多侗族年轻人因此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在贵州的村村寨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这样的意境层出不穷。这种自然环境与人的心境之间的交相辉映,反映了生态(山水)与心态(乡愁)之间的有机统一。

如果说自然生态与人的心态的“融会贯通”是一种高境界,不太容易做到的话,那么文化生态与个人心态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协调,在贵州则是比较常见的。贵州是一个移民省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原住民文化与汉族文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一直处于互动、互渗、互补、互助的关系中。在和煦的日光沐浴下,在清新的空气滋润下,在多样性文化的哺育下,贵州人养成了宽容宁静、富于情趣的精神气质,奠定了从容淡定、进攻退守的心态。时至今日,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这条历史上的移民走廊上,无论是侗族还是苗族,几乎家家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的牌位；在著名的肇兴侗寨,至今矗立着分别标记了“仁、义、礼、智、信”的参天鼓楼。这种情况,强烈地标志着少数民族本土文化与来自中原的儒家文化之间的融通。贵阳青岩,堪称多元文化的博物馆。在小小的青岩古镇上,既有佛教寺庙、道观、文庙,还有来自西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显然,没有一种宽厚包容的文化心态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审美心态,这种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是营造不出来的；反过来,没有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包容的心态和审美的情趣也保持不住、持续不了。这就是在贵州这片郁郁葱葱的土地上衍生出来的栩栩如生的“天人合一”景象。

知行合一:

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今天受过教育的贵州人,恐怕很少有谁不知道“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在贵州修文的山洞里悟出的“大道理”和“真境界”这个来历了。可以这样说:如果500年前王阳明没有来到贵州,或王阳明虽然来了却不曾得到贵州的自然生态、风土人情的滋养与激发,不管阳明先生本人的先天禀赋如何高超,“知行合一”的思想也是很难催生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行合一”是贵州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贡献。

在王阳明那里,“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道德觉悟(“良知”),“行”主要指人对这种意识和觉悟的践行、修为(“致良知”)。因此,王阳明所谓“知行关系”,特指社会道德领域里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讲的就是: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的过程,这两者密不可分；思想道德与行为实践互为表里、合二为一。在阳明先生那里,“知”和“行”是一个工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王阳明流放贵州三载,除了龙场悟道、悟出“知行合一”的真理外,还游走了贵州的许多地方,足迹遍布黔中。他结交于苗彝,攀谈于乡里,施教于市井,办学于民间。他把自己的智慧、学识播撒在正待开蒙的贵州人民中间,他是对贵州贡献最早、影响最大的教育家。

在修文龙岗书院,王阳明以自己龙场悟道的体会向各民族学生解读《五经》,教授琴、射、驭等技艺。为克服教学中的语言障碍,他把教学内容编成易于记忆的词曲,采用歌咏的方式让学生边唱边学,效果显著；他倡导“教学相长”,鼓励师生间自由讨论、相互点评,深受欢迎。在贵阳文明书院,王阳明对当时最优秀的黔籍学生开讲“知行合一”,纵论道德理想与道德修行的统一性。特别是,他在教学中贯彻他刚刚悟出的“知行合一”理念,提出“诸生责善,当自吾始”,即要求学生做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在阳明先生的身体力行之下,“知行合一”的思想在贵州学子中间结出了最早的理论果实,“黔中王门”逐渐成为心学主流之一,原创于贵州的王阳明人文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王阳明来贵州之前,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凋敝荒芜、乏善可陈。阳明兴办书院以后,学子蚁聚、门庭若市,贵州人才崭露头角。阳明先生离开贵州以后,各类书院纷纷兴建,贵州首开科举考试。从此,来自偏远贵州的人才开始走出大山。到了清末,贵州甚至呈现出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壮观局面。所有这些追根溯源,都是阳明先生在贵州短短三年时间勉力耕耘的最终结果。王阳明在贵州期间的学术、修为、遗训,最好不过地体现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统一,这是贵州人民一笔宝贵的人文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记取、汲取。

知行合一:

良知与德行的统一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极少有儒生、士大夫在心灵强大方面堪比王阳明。一般来说,道德知识(知善)与道德行为(行善)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这个距离的大小决定了一个读书人的品行高低。王阳明想要实现的,则是两者之间的“零距离”,这是他一生孜孜追求的“圣人之道”,也是他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归宿。因此,“知行合一”在道德实践上的至高表现,就是“良知与德行”的统一。

在这里,自律和修身至关重要。在王阳明看来,从知善到行善,动力不在外而在内,因而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就是一个主体自律的过程。王阳明赋予儒家“格物致知”说以新意,强调“格物”对主体的反省、修炼、锻造、荡涤、祛蔽等工夫,最大程度地淡化、去除小我、私欲、情绪等等,以圣人为标杆,克己内求,达到“良知”境界。这个过程殊为艰难,他称之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一旦大功告成(即“龙场顿悟”),良知与德行合二为一,则一切外在的苦乐、得失、荣辱、利害、输赢等等,便均不在话下了。

所有这些心路历程,都完成于王阳明在贵州参学悟道期间,故当今世界,所有王门学派,都以贵州为渊薮、以龙场为始发。王阳明把自己对知与行、修身与作为、为善与去恶的感受最早传给了贵州的弟子,后者把这些思想发扬光大,一代又一代,形成“黔中王学”。黔籍学者,如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成为“知行合一”精神最早的学者和行者。这些阳明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在宦海的沉浮中,在学海的徜徉间,都品行优异、道德高尚。为官的,勤政清廉、造福一方；从学的,尊师重教、传播文化。他们秉承王阳明的思想,坚守并发扬了知行合一、品性合一、内外合一的人文精神。

今天的贵州,正处在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征程中,物质的丰饶与精神的充实必须并驾齐驱。对于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一个重要的自我提升工夫就是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即思想上的光明与实践中的磊落相一致,心灵里的善良意愿与行动中的美好效果相一致；以良知引领德行,以德行践履良知。作为今天的贵州人,不能不学习、传承、发扬我们的先贤王阳明先生留下来的精神遗产,特别要汲取他和他的弟子们在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自我提升方面的积极修为。当理想境界与现实“规则”之间剑拔弩张时,当内心平静与外在纷争如影随形时,考量的是人的精神定力。在事态纷繁、竞争激烈、变动不居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既积极进取,又从容不迫,内心的强大至为重要。

知行合一:

道义与事功的统一

儒家历来注重“修齐治平”、“建功立业”,在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对现实目标的诉求方面,强调道义的约束、良知的激励、精神的鼓舞、人格的感召。这是内化于“知行合一”当中的一种行为准则。

在道义与事功的互补、统一方面,王阳明说得好,做得更好。在坚守道义的前提下求取功名,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伸张道义,这是“知行合一”学说的世俗表达。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无不熟谙孟子关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义理,但这个义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尤其是在个人遭遇坎坷(即“穷”)的时候。即便是像司马迁、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王安石、苏东坡、朱熹、顾炎武这样的思想文化巨擘,当他们在现实政治或事态纷争中受挫、受窘、受难时,他们或愤世,或忍让,或隐居,都以某种“退避”的方式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居。唯有王阳明,选择在“入世”与“出世”间穿梭游走:或蹒跚,或缓步,或疾行,除了在贵州的三年,他在仕途上行走了一生。其结果,立德、立功、立言,他做到了“真三不朽”；谈笑间,精神追求与功名摘取两不误。

贬居贵州的三年,为王阳明后来的人生辉煌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和心理基础。500年前王阳明所在的贵州修文,以当时的生存标准看,也是一个极为偏僻、困苦、险恶之地,匪盗猖獗、虎狼横行、人迹罕至,基本就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处境。阳明先生来到这样的地方,首先面对的是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加上谪贬带来的悲愤、抑郁、凄楚、思乡等等,简直就要把人压垮。但阳明先生挺过来了,他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较自在、比较安详,有了邻里、朋友、学生,还可以赏玩自然风光、体察风土民情。最重要的是,他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做圣人”,苦思冥想、殚精竭虑、反省自我、格物致知。终于悟出:“圣人”之道,原来就在人的心中,“心即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心中的“德”与心外的“行”,原是一个东西。达到了这般“知行合一”境界,便可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北宋大儒张载曰:“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越是物质贫乏的地方,越能练就充实、稳固、强大的精神,这恐怕是阳明先生给予后世贵州人的一个特别的启示吧。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与王阳明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贵州需要富强,人民需要安康,这是目前贵州最大的道、最大的功。个人奋斗的成功与否,如果不与贵州的全面小康事业紧密相连,就会成为过眼烟云。不必“愤世嫉俗”,也不必“无欲则刚”,应该找到结合点。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贵州人文精神的开创者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思想,力求国家、社会的“大道”、“大功”与家庭、个人的“小道”、“小功”之间的相容、相通。还须明了一点:世界上最强大、最无情的是时间,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在时间的维度里,炙手可热的会冷却,春风得意的会暗淡,前呼后拥的会冷清。这种时候,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谈何容易。那就想想阳明先生吧!做成“真正的自己”,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精义所在。

人文精神,讲求的是一种高尚、远大的心态平衡或心理协调。贵州人文精神也是一样,追求的是一种既有涵养和定力,又富于进取、大有作为的精神状态。天与人、知与行、客观与主观、生态与心态、良知与德行、道义与事功等等的“合一”、“统一”,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定位人的欲念及其表现方式、满足方式。我们经常讲:人是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统一体,前者是基础、前提,后者是内涵、境界等等；但在具体生活实践中,却常常出现片面性甚至走极端的情况。如果把满足物欲定位为人的主要追求,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多少文化品味；反过来,如果拔高精神追求,搞普遍的“灵魂净化”,这个社会就肯定是物质困顿的,而且是精神压抑的。我们今天在贵州提倡“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就是要在物质与精神、现实与超越、当下诉求与长远发展、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达成相对的平衡。这一切都是为了贵州人——活在当下的贵州人和子孙后代的贵州人——拥有一种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全体贵州人的尊严与价值,为了找到贵州人真正应该追求的健康、合理、幸福的生活方式。

(作者为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书记、理事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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