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徐锡麟暗杀恩铭）

晚清的革命党为何热衷于暗杀呢，最关键一点就是就是成本低，成效高，轰动性大，能够起到起义无法达到的作用。又可以震慑满清大臣。所以满清革命党如汪精卫，阎锡山都热衷此道。

晚清时代的革命党人最喜欢的暗杀武器不是枪，也不是炮，因为不顺手。而是炸弹。晚清政府已经有了基本完整的军火工业。全套德国装备，应该说后勤设施相当地不错，已经可以自行制造无烟火药，在19世纪80年代，满清的军事部门已经会制造水雷与地雷。我们现在难想象，著名的北大学校校长蔡云培就是一个炸弹制造者，吴越刺杀五大臣的炸弹，就是他研制出来的。这里要指出的是，暗杀与起义是有严格区分的，起义是集团行为，暗杀是个人行为。

徐锡麟（1873年 —1907年），字伯荪，号光汉子，浙江绍兴府山阴东浦镇人。家中巨富。1901年在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副校长）。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就此加入革命党。回到家乡以后，就积极开始与革命党一起筹备起义。

光绪33年（公元1907）年的夏天，徐锡麟在安徽首府安庆要就要举行起义，说是起义，实际上就是暗杀行动。徐锡麟要暗杀的人是安徽巡抚恩铭。就是一种典型的以暗杀为手段，待暗杀成功后再起义的计划。应该说当初徐锡麟和秋瑾确实要发动一场起义，这场在浙江的谋划的革命党起义最初由于规模过于庞大，加上参加起义的人无纪律不听号令，鱼龙混杂，参差不齐，几次小规模起义基本都以失败告终，而徐锡麟当时的职务是安徽巡警处的会办兼警务学堂的学校的监督（安徽的警察厅副厅长兼警察学校的校长）。可以说有第一定的“兵权”。

徐锡麟数次鼓动警察学校的学生参加革命党聚集起义。但由于徐锡麟掌控警局时间太短，又加上一口绍兴土话，没有人听得懂，反正他提议和鼓动发动起义，几乎没有真心跟着他在一起的。就算起义的话也是仓促发动，根本无法成功。在此之前徐锡麟确实跟巡警学堂的学员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临时性动员，除了让学生们感到困惑之外，实在是不知道他们的校长要干什么。

徐锡麟起事的那天也就是恩铭送命的日子，说起来这个日子还是恩铭自己定的，本来安徽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定在5月28日，但是那天是恩铭有事。所以他把典礼提前到26日。而这一场所谓起义居然只有徐锡麟和他带着两个人，一个是陈伯平，一个是马宗汉。想想都搞笑，更诡异的是，起义得有枪，而实际有枪的也就是他们三个人，也就是说一起起义有三个人。徐锡麟在恩铭到达校场检阅警察部队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发难，三个人的枪都同时往恩铭身上招呼，恩铭一共中了八枪都被打成了筛子。但就这样恩铭还没有死。可见这三个人的枪法如如何了，大概和徐锡麟是个近视眼有关，恩铭在两个护卫拼死护卫下成功逃脱，两个护卫1死1伤，陪同的两个官员受了轻伤。

按照最初计划，徐锡麟让马宗汉关上大门，把学生们圈住，谁也别走，原本指望他振臂一呼，学生们都会跟上，结果枪声一响人根本圈不住，大部分都撒丫子跑了，剩下十几个人缩成一团，最初，徐锡麟骗他们说，有人刺杀巡抚恩铭，作为警察理应维护学校治安，可是这些学生们吓傻了。有人这时候已经通报驻军，清军闻讯赶来，剩下的学生们彻底没动静了，真正抵抗的也就是徐锡麟和陈伯平两人，连马宗汉都跑了，最后结果可想而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后来两江总督端方亲自处理这个案子，端方是满清少有的开明人物，处事十分冷静。经过详细审问，受到牵连巡警和学生一律释放不予追究，徐锡麟的父亲投案自首，经过审查也没有问题，端方下令也予以释放。在搜查徐锡麟的家中的时候，发现他与革命党其他人士往来的书信，甚至连革命党地址都在。端方就按图索骥几乎是一窝端。秋瑾也就此被捕。

尽管徐锡麟做了安徽省的警察头子，警察学校的校长位高权重，但是他由于刚刚到根基很差，当时起义时机并不成熟，而徐锡麟之所以能当上安徽省的警察头子，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面子，徐锡麟是俞廉三的表侄，又加上家里运作，结果俞廉三就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学生恩铭。一是老师的亲戚，再是老师推荐力度大，三是徐麒麟确实有能力，说起新政头头是道，所以徐锡麟在恩铭那里很受重用。徐锡麟被捕以后，审讯他的端方对他很是不满问：恩铭对你恩重如山，为什么还要这样，徐锡麟也承认恩铭待他很好，但因为那是个人私意，而他是杀恩铭属于公益，为了民族大义。个人不能因私而废公。而中枪正在抢救的恩铭，显然是不会接受徐锡麟这个说法的，他在给皇帝的遗嘱上写，徐锡麟明是俞廉三推荐而来，等于揭发了他老师的错误，他还提醒满清朝廷千万留神留洋学生。

徐锡麟所谓的起义，实际就是一个暗杀了恩铭，但是能杀掉一个巡抚，已经是相当有成绩了，根据徐麒麟的口供，其实他还要杀几个满人，一个是良弼，一个是端方，一个是铁良，一个是恩铭，这些人都是满人的人才，对汉人威胁最大，你还别说，实际上徐锡麟这说的这几个人后来都死于暗杀。1907年7月7日，徐锡麟被清廷杀于安庆抚院门前，心肝被挖，用于炒菜，时年35岁。满清末年实行司法改革，已经不没有株连九族了。枪毙就徐锡麟一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徐锡麟曾孙女是蒋经国的儿媳妇。

晚清时候，最大一次暗杀活动就是吴越在北京火车站暗杀满清五大臣，吴越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暗杀时代》，讲里面讲的就是如何进行暗杀，以及写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是如何被暗杀的。

吴越，安徽桐城人，生于一八七八年。自幼家境清贫，八岁丧母，其父外出谋生，靠兄长抚养。自幼读书，天资聪颖，尤好读史，颇具游侠之气。受参加革命党的哥哥影响，竭力赞成赞成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共和国家，而且与他人主张的起义不同，吴越主张暗杀，在他看来暗杀行为，成本小，收效快，震慑敌人，鼓舞革命士气。为了证明此事，杨守仁和吴越积极联系筹划，建立了“北方暗杀团”，吴越则是该团成员之一。

一九〇五年，慈禧太后宣布。国家开始“预备立宪”，为了考察西方宪政，决定组成满清西方宪政考察团，并商定由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财政部）戴鸿慈、兵部侍郎（国防部）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相（经济部）绍英等五大臣组成的政治考察团，出国考察欧美各国宪政。他们分两路出洋，载泽、徐世昌、绍英赴英、法、日本和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赴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杨守仁和吴越商议对策。杨守仁说：“此事若不能制止，极易造成国人被蒙蔽，斗志被松懈，革命受影响。”吴越听了，心情非常沉重，感到革命党人责任重大。吴越考虑片刻，慨然提出，自己要亲自动手暗杀五大臣，而当时炸弹并不稳定，去了就是人体炸弹，吴越说：“只要能炸死五大臣，为天下苍生计，我死而无憾！。

1905年年10月24日，吴越准备了一夜，应该说，吴越准备得并不充分，五大臣他一个都不认识，那个时候，已经有照片了，吴越也没有去看照片。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去执行任务的，吴越把自己打扮成仆人模样，怀揣炸弹，来到前门火车站。当时满清警卫条件和行为已经十分完备，是依照英国警察章程来运作的。北京警察总会办章宗祥（五.四运动挨打那位）全权负责这里的安全工作。这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荷枪实弹，盘查十分严格。没有通行证件很难进入火车站。

满清五大臣要乘火车出国访问，仆人随从，前促后拥，川流混乱。吴越夹在仆人中间，大模大样直接混进车站，走上月台，顺利地踏上五大臣所乘的高级包厢，急急向里走去。这时，一个卫兵拦住去路，问：“你是跟那个大人的？”吴越答道：“跟泽爷的！”恰逢这个卫兵就是跟载泽的，他觉得面生，顿生疑窦，又问：“我怎么不认得你？”吴越说：“我是新来的！”侍卫要去通报，吴越怕暴露被擒，便急忙掏出炸弹，点燃引信。他正要把炸弹抛进车内，不料火车发动，车身摇摆震荡，炸弹从吴越手中脱落，只听一声巨响，烟雾弥漫，车穿地陷。吴越壮烈牺牲，盘问他的卫兵身负重伤，五大臣中有四人轻伤。前门车站附近，人喊马嘶，有的东躲西藏，有的抱头鼠窜，一片混乱。而吴越则当场牺牲，时年不过27岁。

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的北京城，居然发生如此恐怖事件，朝廷命官竟然被炸，可谓是石破天惊，朝野不安，慈禧震怒，命内务尚书赵秉钧（警察部长）限期破案，朝廷命官竟然被炸，可谓是震惊朝野。慈禧太后闻讯后急令京城戒严，追查行刺之人及其党羽。由于刺客的下半身已炸烂，肠腹迸裂，手足皆飞，面孔血肉模糊，已难辨认，刺客的骨骸陈列多天也不见人来认领，血溅五大臣案陷入了扑朔迷离之中。后来，清廷的侦探史某偶到桐城会馆，才得知这件震动全国的谋刺案的刺客是吴樾。

革命党人马鸿亮得知此事以后在日记里写道：“虽荆轲之匕，力士之锥，未能命中，然而夺祖龙之魄，振志士之气，声闻全国，名震寰球。”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北京桐城会馆礼堂，举行隆重追悼吴越大会，章太炎、蔡元培、徐谦等都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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