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原来为我们保护了这么多文物古迹（周总理原来为我们保护了这么多文物古迹）

上图为：1961年周总理在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观赏书画

听过我播讲《风雪定陵》的朋友们都知道，解放后我国考古界刚刚振兴，很多学者希望有很多的机会，打开古代帝王陵寝，一探究竟，破解千古之谜。

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北京明定陵发掘之后，当时主张发掘明代帝陵的吴晗继续向国务院申请开挖明长陵。继而陕西文物局也申请发掘唐乾陵。其实当时还没有出现后来六十年代毁灭万历尸骨的惨剧，但是周总理毅然决然的否定了国内所有这类主动发掘大型陵寝的申请。一律不允许再进行主动发掘。

周总理之所这么坚决，是因为明定陵的发掘，在我们（至今也是如此）的科技手段无法无损的保护文物的情况下，宁可让他永远成为未知的领域，也不能贸然主动发掘。要知道，明定陵的结局是非常惨痛的，打开的皇陵，当时没有哪怕是像现在这样的相对先进的手段进行保护，很多文物在提取出来招呼，迅速的腐败破坏掉了。在六十年代中期，不但小将们扫荡定陵，将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一把火烧掉；连金丝楠木的朱漆棺椁也被管理者当做废品丢弃。丝织品等珍贵文物的保护更像是另一种毁坏。

在这种情况下，五十年代后期，周总理当再面临这种申请时，由国务院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坚决制止了这种发掘之风。

周总理面对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支持的吴晗想进一步发掘明陵时，坚决的回绝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寝里安睡至今。此后，国家文物局再未批准发掘帝王陵。

上图为：1973年周总理在大同华严寺观看经书。

当我们到莫高窟这样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旅游时，不少游客也会好奇的询问，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毁坏了大量的文物古迹，那莫高窟是不是也被破坏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莫高窟在61年就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幸运的躲过了上世纪的文化劫难。

除了这两处古迹以外，其实周总理还保护了大量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今天是周总理诞辰122周年，我们来回忆一下，周总理给我们文物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

早在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周总理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攻城时，一定要保住故宫古建筑。他还请来了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标清了故宫和其他古代建筑的位置，并印在军队的战士手册上。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一些出身贫苦的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因为他们一看到故宫就想到旧中国统治下的穷人受苦受难。苏联专家也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

在此情况下，周总理挺身而出，力主保住故宫。他认为：除掉封建思想，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进步，不在于拆除一座宫殿。故宫是古代建筑的典范，保留下来，可以供人民参观嘛！这样，建国之初拆除故宫的意见被否定了。

1966年8月18日，就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举行红卫兵接见后，周总理得知一伙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入故宫破四旧。他立即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一方面拒不开门，一方面加以劝说。门外的“小将”最后见没有冲入的可能，只好呼喊了一阵口号离去。

从此，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在许多地方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1971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即将重新开放之际，周总理还请郭沫若组织班子编写《故宫简介》，并逐字逐句审阅修改、定稿。

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多次跑到颐和园，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但万寿山、昆明湖面积很大，真要动手，很不容易。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在了颐和园东宫门外的过街牌楼上，要把它砸掉。

就在红卫兵们架好了梯子，登上牌楼，准备将其拉倒之际，周总理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颐和园管理处，要他们制止红卫兵，并派他的秘书到现场，向红卫兵头目说明道理，郑重地向他们传达了他的意见： “颐和园的牌楼必须保护，不准拆除”。这个牌楼就这样被保护下来，至今仍然竖立在颐和园东宫门外。

恭王府，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亲王奕訢成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1962年，周总理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拨款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时，考古人员在王府后花园的秘云洞内意外发现了失踪的福字碑。这“福”字大有来头：

据说康熙皇帝操心祖母孝庄皇太后身体康泰，为其“请福续寿”：他斋戒三日之后，化孝心于笔锋，一气呵成了震烁古今的“福寿”联体字。自得到了这“福”字后，孝庄皇太后的身体竟奇迹般康复了。有感于皇帝的一番苦心和孝心，也为了永久保存这世上独一无二的“福”字，孝庄皇太后命人将其刻石碑上，日夜抚摸，祈求多福。民间俱称这是康熙“请福续寿”带来的福缘。

北京人常说：“到故宫要沾沾王气，到长城要沾沾霸气，到恭王府就一定要沾沾福气！”恭王府的福气就来源于康熙御笔亲题、加盖有“康熙御笔之宝”印玺的福字碑。所以，当周总理得知此碑被发现后，欣然将其命名为“中华第一福”，又称“天下第一福”。

文革中的1966年11月，北师大的造反派头头谭厚兰一伙来到曲阜发动所谓“讨孔运动”。他们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鲁国故址，砸毁古碑，刨平孔坟……

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即作出指示：“曲阜的‘三孔’建筑决不许任何人破坏，要谭厚兰务必在三日内返回北京。”他及时制止了这伙暴徒的暴行，使“三孔”免遭更大的破坏。

1969年，周总理顶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毅然下达了大修孔庙大成殿的指示，由国家拨款13万元，重点维修大成殿。山东省和曲阜县有关部门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70年就完成了大成殿的大修任务。

北京古观象台，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建于1442年，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它以建筑完整、仪器精美、历史悠久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而闻名于世。从明正统初年到1929年止，古观象台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数据资料等，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

在北京修建地铁的初步规划中，要经过建国门的古观象台。施工指挥部提出了拆迁建国门古观象台的方案。这个重要的文物遗迹一旦被拆毁，将永不复存。如果搬迁，也会对资料数据造成重大损失。

对此，周总理批示道：“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1951年，百废待兴，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指示首先拨款2亿元，修复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还拨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问题，配备了吉普车，购置了发电机，莫高窟破天荒地第一次安装了电灯照明。

1962年，在周总理的关心重视下，新中国第一次敦煌莫高窟的大抢修拉开了序幕。当时我国刚刚度过3年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力十分拮据。但周总理说：“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解放前已遭受过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劫掠和破坏，现在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否则，我们这些人不能向后世交代。”

1966年10月，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公开叫嚣说：“敦煌艺术没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敦煌艺术是精神鸦片！”这无疑给敦煌艺术判了死刑。于是，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杀向莫高窟：专家学者被一一批斗，更严重的是，他们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

周总理得知后，立即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

敦煌莫高窟终于有惊无险，免遭了一场劫难，而且凭借周总理亲自签发的这份国务院文件，敦煌莫高窟奇迹般地平安度过了十年动乱岁月。

在解放江南之初，周总理曾特别指名要求南下部队对两座私家藏书楼加以保护，一为近代中国有名的嘉业藏书楼，另一座为宁波天一阁。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湖州市南浔镇西南郊，系刘镛孙刘承干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该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收藏古籍闻名。解放后，原书楼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现为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

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1966年8月23日，杭州中学生红卫兵捣毁了岳王庙后，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灵隐寺。浙江大学部分有正义感的学生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保护灵隐寺。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国务院。

8月27日，周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的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已算是侥幸。像灵隐寺这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除了不可移动文物以外，周总理还保护了不少可移动文物，这比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更加困难。

唐代韩滉创作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也是少数几件唐代绘画作品真迹之一，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1950年初，《五牛图》被一位寓居香港的爱国人士发现。周总理总理收到这位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他本来想从华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购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品。周总理立即给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

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确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

文化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获悉：流失出去的大批珍贵文物被人带到了香港。经再三思量，郑振铎向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三人经反复研讨，决定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周总理汇报这一情况。

王献之《中秋帖》

王珣《伯远帖》

1951年3月，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马远《踏歌图》

此后，文物收购小组又在香港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作品，都是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

让我们永远记住总理为保护文物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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