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的典故原文（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

离鲁流亡

孔子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仕鲁已经四年的孔子，确实没有食言，他已让鲁国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一个稳定而趋繁荣的局面正在出现。集市上的价格开始公平合理，没有了欺行霸市的现象，外地人到了都城曲阜，也不必向官员送礼求情，都能受到周到的接待。而夹谷会盟的胜利，更让鲁国在诸侯国中提高了威望。“堕三都”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也向列国显示了改革的态度与治理国家的决心与力度。这一行动，不仅像一颗炸弹在鲁国引起上上下下的强烈震动，也在列国尤其是东面的接壤邻居齐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正在形成，人们似乎已经看到鲁国的团结而又强大的未来。

但是这一切却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不仅是鲁国的形势使然，也是整个列国的形势使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注定还要碰更多的墙壁，而一个长达十四年的流亡之旅，正在等待着这个已经五十五岁的人。

这一次季孙氏的轻侮非同往常。他这是一种政治抉择的表示，是一种对于孔子政治观点与施政行动的一种强硬的否定。虽然看起来起因只是齐国的八十个盛装美女和一百二十匹华丽的文马，只是季孙氏的“三日不听政”，只是这一块祭祀后的燔肉——但是孔子内心里十分清楚，他的理想与追求，实质上是与季氏为代表的“三桓”势力水火不相容的，而他一介儒生(最多只是有一些也是儒生的学生)，是无法与他们抗衡的。不知是暗藏着杀机还是孔子有着强烈的愤怒，五十五岁的孔子走得十分匆忙。虽然那次离齐也是这样的匆忙，匆忙得只好边走边把正淘着的米滤干。但是这次是离开自己的故里自己的国家呀，他却仍要匆忙得连春祭时戴的礼帽也来不及脱下——“不脱冕而行”(《孟子·告子下》)。

“不脱冕而行”的孔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学生闵子骞。那时的季孙氏还对自己保持着信任吧?从他对于自己学生的信任上就可以看出来。季孙氏重用子路。继而又想让闵子骞为费邑宰。这个费邑，可是南蒯反叛、阳虎反叛、公山不狃反叛的根据地，而季孙氏却要让孔子的学生担当此任，这个信任是不小的。可是以孝闻名的闵子骞，却拒绝了这一任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在汶上矣。”(《论语·雍也》)以当今看，这只是一个县长的职务。如果以一个国家来论，则也可算是个省长了吧?可是贫穷的闵子骞不为所动，坚决的对季孙氏的使者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若是再来找我的话，那我一定会逃到汶水之北去了。”汶水之北，是鲁与齐交界处，也就是说，再逼我为官，我是要逃到国外去了。要知道，闵子骞只比孔子小十五岁，正是当官做事的年龄。难道是他早已想到老师与季孙氏最终必然的决裂，或者他早已体察出了老师的去位之意?

匆匆的孔子更是恋恋不舍。那里有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的阙里，那里有他父母长眠的墓地，那里有他设教授徒的杏坛和留下的众多学子，那里有他呕心沥血了四年的鲁国政坛，当然，那里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女儿……

国境线上，离鲁的孔子徘徊复徘徊，回望再回望。天这样晚了，暮色已经四笼。跟随的学生们催着老师，该走了，总得走呀。可是他们的老师，还是久久不能迈开离鲁的大步。

这个春天的夜晚，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就住在鲁国边境上的一个叫屯的地方。

那是谁呢，在这种时候，前来送行?噢，那是一个与孔子相熟名叫师己的乐师。孔子对于音乐是有着深厚的造诣的，他不仅在乐与歌中寄托着礼，还在乐与歌里放置着自己难以为世理解的性情与理想。

夜暮已经将一切都抹得混沌一统，但是惟独鲁国在他心里清晰如朗日照耀。师己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正痛苦着，他不知道该怎样去抚慰。他只是不由自主地说：“先生，您是没有过错的。”孔子感动着，他知道不仅是眼前的这个师己，还有鲁国的士子鲁国的百姓，也会有着这样的想法。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一定还有鲁国的国君，那个傀儡一般的鲁定公。

夜色里，有春风拂来，带来泥土与花草的气息。孔子对师己说：“我们唱一首歌吧。”于是，有歌声在这春天的夜里荡漾开来：“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善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史记·孔子世家》)

只是，谁能够听懂这歌声背后的忧伤与愤懑呢?

公元前四九七年(鲁定公十三年)至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就要开始了。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四处碰壁却上下求索不已的孔子，就要走过他人生最为艰难也最为丰富的阶段。

那是一个动荡不已、变化频仍、礼崩乐坏、裂变与整合交互进行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欲望丛生、思想疯长、竞争炽热、人才可以自由流动的时代。只有这样一个时代，才能够出现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现象——大知识分子的孔子带着他的一班学生——大多说有数十人，我认为最多也就是十几人，《语论》中出现过的不足十人，不然，交通、吃饭、住宿等都会成为大问题——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用了整整十四年的光阴，流亡列国，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思想与理想，虽一再碰壁却在列国发生着轰动，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斑斓的故事。

孔子此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求仕”、“行道”、“教学”。五十五岁的孔子，尤其有了鲁国四年从政的实践之后，他的“行道”雄心——克己复礼，以仁德政治平治天下——似乎更加勃发而不可抑制了。他觉得，天下之大，不信没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更何况孔子及其学生的名声，已是“名闻遐尔”了。当然，在那样的时代，没有现代印刷下的现代文化建设，也没有现代交通下的现代商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出仕”一途。所以，十四年流亡列国之旅，也可以称之为求仕之旅。尽管在他的“求仕”之旅中，经常要与君、大夫、隐士、学生等各种人进行多种有关政治、历史、学术及伦理道德等方面问题的研讨活动，当然还有随时随地的教学活动，但是这些都不是主题，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他并任用他的贤明的诸侯君主，让他将在鲁国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虽然他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带了一个依附帝王君主的坏头，但是他的那种屡挫屡起、奋斗不止的精神，他的那种虽找“明主”却也不失自己的理想、并始终坚守自己独立主张的站立人格，却也为后世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任何政治理想的实现，都或多或少要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而知识分子的从政历程，从来都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司马迁“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之说，虽然道出了孔子到处碰壁的历史真相，但是“干七十余君”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这十四年之中，孔子真正到过并有资料可证的国家，也就是卫、陈、曹、宋、郑、蔡等六个国家，而且还不是齐、楚、晋、秦等这样的大国。他经过停留并有记载的地方，也就是卫国的匡、蒲、陬和楚国的叶。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分布在现在的山东、河南两省，北没过黄河，南未达长江，也就是在方圆一二千里的地方转悠。而在这十四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又以在卫(近十年)在陈(三年)为主。即使在对孔子最为礼遇的卫国，孔子也没有受到真正的任用。终其流亡求仕之旅，甚至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够像鲁国季桓子那样重用过孔子。《孟子·万章下》说：“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士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见行可之仕”，即有希望实行自己主张的官;“际可之仕”，是受到礼遇的官，得到了尊重，却不得重用;而“公养之仕”，则更要差一些，仅仅是受到供养，也就是管你吃住罢了。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的话：“孔子曰‘於乎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孔子曾经这样的叹惋过：“可悲啊!我看周代的制度，由幽王、厉王破坏尽了。目前，除鲁国之外，还到何处去找呢?”这个一生对周礼有着痴迷的人，怎能不对保存着周朝典章文献的自己的国家，有着深深的留恋?可是他却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了。好在他不是第一个走上流放之路的人。他之前，那个持不同政见者共工与驩兜，就曾被舜流放于幽州与崇山。他之后，有个叫屈原的人，又被流放于汨罗江畔。

孟子是对孔子真正理解的人。

在《孟子·万章下》中有这样的话：“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之道也。”“迟迟”二字，既说出了孔子对于鲁国的难以割舍，又预示着他的流亡列国之旅的艰险无望。

是啊，迟迟吾行也，迟迟吾行也……

子畏于匡

孔子流亡列国的首站便是卫国。

孔子离鲁没有再去东边的齐国。虽然齐国是大国，但是孔子早已在夹谷会盟的时候，得罪过齐景公。而造成自己离鲁的直接原因，正是齐国向鲁赠送女乐之事。

西行来卫，不仅因为卫国与鲁国接壤，还因为卫国、鲁国是兄弟之邦，“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鲁国为周公之后，卫国为康叔之后，周公与康叔是骨肉同胞，所以政治情况也相似，保存了不少周朝的文化和周公的流风遗政，像兄弟一样。更因为卫国以贤人君子多而闻名列国，如贤大夫颜浊邹、蘧伯玉等。而颜浊邹又是孔子学生子路的妻兄，正是他们师徒可以落脚的地方。

刚至卫国边界一个叫仪的地方，管理边界的“封人”就要求与孔子谈谈。

学生们先是以老师旅途劳累挡了驾。但是封人有他见孔子的理由，他向孔子的学生们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我见过的多了，他们到了我这个地方，每个人我都见过。我知道你们的孔老师是个大学问家，又当过鲁国的上卿，但是见见我总是可以的吧?我也不用说这也是一种惯例的话了。”孔子是个讲礼的人，对于封人的请求，他不能拒绝。到底他们相见时谈了什么，怎样谈的，历史资料中没有记载。只有《论语·八佾》中这样记述说：“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封人的话很值得回味。他见过孔子出来就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诸位不必担心了，文化衰落不了，你们的老师失去鲁国上卿的位置也没什么了不起。是的，天下乱得不可收拾，文化也已凋零不堪。但是有了你们的老师，天下的文化就有救了，因为是上天降生了孔子，让他的学问道德去影响后世，也让他去作警醒世界的木铎，成为世人的向导。”

木铎，古代手摇的铜铃，以木为舌，声音温润朗亮，用作宣讲或作作警惕用的，如佛家的磬。

封人的理解，肯定让学生们相当振奋与亲切。这是他们十四年流亡生涯的第一站，而第一站就遇到了对于老师这样高的评价，怎能不在师徒之间激起欢乐的气氛呢?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惆怅，也就暂时淡化了一些。

当他们走近卫国的国都帝丘(现在河南濮阳附近)的时候，更被卫国的繁荣所吸引，师徒们由此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讨论。而这次著名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做好。

孔子赶往卫国的时候，当然没有汽车更没有火车，而是以牛车代步。为孔子赶车、搞服务的，就是他的学生冉有，名求，字子有。冉有有才艺，长于政事，曾率兵打仗，出使他国，协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等，孔子称赞他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但是同时又因为他长期为鲁国季氏家臣，受到孔子的批评，“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面附益之”，并要“鸣鼓而攻之”。批评也好，表扬也罢，师生间的平等和谐是改不了的。

见到卫国的繁荣，孔子禁不住感叹开了：了不得，真繁荣呀!听到老师的感叹，正赶着马车的冉有就问老师：“像这样繁荣了，再进一步该怎样做?”他这是向老师求教，又是在考问老师。孔子的学生对于老师都很大胆的，也无拘无束。孔子见学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当然得郑重回答，也是一次教育学生的机会。他说：“繁荣了，各种事业发展了，但是这都不值得骄傲，还要把经济搞上去，让人民富裕起来。”我常常想，大哉孔子，他“大”在何处?他大在那颗“仁”心，大在那颗忧国忧民忧世的仁心。看到别国的繁荣，他没有妒嫉，更不去污蔑，而是由衷的高兴，并指出一个根本的问题：让人民富裕起来。

冉有真不愧为孔子的学生。他并没因为老师的回答而唯唯喏喏地到此为止，而是接着追问：“社会繁荣了，人民也富裕了，那么就完了吗?还有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吗?”孔子立刻回答：“那就是办好文化教育了。”

想想我们半个多世纪来的历程，繁荣来之不易，而知道以经济为中心、让人民富裕起来过上所谓的“小康”生活，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的。而明白富裕之后的文化教育的重要，恐怕还是我们正待解决的事情。我们不是至今还在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忽略文化教育的口号吗?只是我们忘了，我们的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给我们说过了，敲过了警钟了。可是我们却把这个警世的“木铎”忘记了。让我记下这段话吧——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这样繁荣的地方，其管理者当是不差的，师徒们就在这卫国的都城帝丘住了下来。到底是住在了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还是在帝丘赁房而住，我们且不管他，倒是这些个客居他乡的旅人刚住下不久，就让清远而又惕厉的击磬声传于帝丘的僻巷间了。

击磬的就是孔子。

磬是古代用玉石之类的材料制成的敲击乐器。孔子曾经学琴于师襄，而师襄又称击磬襄，或许孔子的击磬就是学于师襄?求仕的孔子，此时刚在卫国住下，当然还没有见到卫灵公。离鲁远行的孔子，对于茫茫的未来，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栖所和明晰的归宿。流亡者的孔子，却能让自己沉于音乐之中，击磬自道又击磬自遣，将天涯羁旅当作向上人生的一段风景，虽然有不满愤世之意，却又有天地间只有我一人的忘情怡情。这是非同寻常的心胸，是一种道德人生、艺术人生、乃至于庸常人生的融铸与化凝。

想不到完全是“意识流”之类的磬声，竟然能够引起一个农人模样的汉子的注意。他背着劳动的草筐，停在孔子的门前，仔细地听着。“子击磬于卫。有荷篑而过孔氏之门者”(《论语·宪问》)。听着，这个“荷篑者”就自言自语着，“这个敲磬的人，可不是个凡人，这磬声，载着多少事情啊!只有一个心怀天下的人，才能有如此如泣如诉又辽远得声声干云。”“曰：有心哉，击磬乎!”(同上)是什么深潜的东西攫住着这个背草筐的人?他索性放下草筐，更深入在磬声里。听着听着，竟忍不住同情起这个击磬的人来。

孔子的学生们，也感到奇怪，奇怪一个农人竟能够对老师的磬声如此入迷。更让他们奇怪的，是这个农人竟然又批评起老师来。只见他边听着磬声，边责怪着：“太拗了太拗了，自信得有点不自量了吧?你这不太苦了自己吗?该放手就得放手，这个世道已经糟糕成这个样子了，你一个人是救不了的。要是有一点可救药处，你尽力做好了。可是已经是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了，没有人知道你理解你，你就做个隐士好了，也比你这样硬做的好。这好比过河，河水浅一些还可以将衣服提起来趟过去，可是现在河水都深得没顶了，再怎么弄衣服也是个湿，还不如干脆不管衣服的事游过去就是了。”“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同上)

学生们也看出了这是一个打扮成农人模样的高士。便把他的话与表情告诉了孔子。“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同上)孔子停了磬，惊奇却又坚定地说“真是这样吗?最后的结局是很难预料的，难道我的“道”就没有通行的地方吗?不做怎么会知道呢?”末之难矣，是一股百折不挠之气，而那些把孔子当成神当成圣当成教主的腐儒们，则把“末之难矣”当作“没有什么困难”解释，好象孔子无所不能一样。从“有荷篑而过孔氏之门者”看，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刚到卫国应当是租赁房屋而住，不然，如果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则不会说“过孔门”，而要说“过颜门”了。

就在孔子这一段话的前面，也就是《论语·宪问》第三十八节，记着另一件事，也是一位隐士论说孔子的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不知这个石门在卫国的哪个地方?子路又为什么要晚上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当子路说到自己来自孔先生那里时，这个看城门的隐者一下子就猜到了是孔子，而且很自然地给予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评价。可见孔子当时的名声有多大，可见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有多大。这种精神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行不通还要硬做硬行，也就是那个磬中所表达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孔子贯穿一生的精神。论思想的深邃、学问的精深与人性的博大，老子庄子不在孔子之下。但是他们所不同的，就在于一个知其不可而不为，隐入山水，隐于僻壤，独善其身独安其身;一个却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碰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四处流亡无家可归，还是意气风发不改初衷，只顾向前。

这就是孔子。如果说真的是“圣”，那么他就圣在这个地方、这个为别人难学的地方(不管是常人还是高人)。这种精神，在其后的“子畏于匡”的著名事件中就得到了验证。

还是先说一下孔子在卫国的状况吧。

卫国虽然是个可留之国，但是卫灵公却不是个可与之共谋大业之人。在卫居住十个月之后，孔子有了去晋一试的想法。晋国与鲁国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公室形同虚设，而让卿大夫实际掌握着国家权力，鲁国是季氏，晋国是赵氏。

据传，孔子曾经到了黄河边上向着晋国了望。但是就在这个时听到了赵氏杀害“晋贤大夫”窦鸣犊、舜华的消息，所以才有了临河不济的感叹“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并就自己的感叹向子贡解释说：“窦鸣犊、舜华晋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违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同上)

也是在这个时候，赵鞅家臣佛肸做中牟的长官。就是赵氏与晋国范氏中行氏发生内战的时候，佛肸据中牟反叛了赵氏。他知道孔子正在四处求着出仕，便派人邀请孔子到他那里去。正当孔子打算去的时候，子路表示了反对，反对的理由似乎还很正当：“我听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自己占据中牟闹独立，您却想去帮忙，这是为什么呢?”孔子最后当然是没有去。但是孔子的回答却也在理：“我是说过这句话。但是我也说过，一个很坚硬的石头随便你怎么磨它也不会碎，一块真正洁白无瑕的玉，无论如何也染不黑它。”并说我不能像个匏瓜一样只挂在树上当摆设而不给人吃。(见第九章里)

也就是在他们这次离卫赴晋的途中，发生了“子畏于匡”的著名事件。

关于“子畏于匡”事件所发生的地点，有的认为是发生在孔子离卫赴宋的途中，而钱穆先生等人则认为是发生在其离卫赴晋的途中，并认为“子畏于匡”并非因为孔子长相与阳虎相似、而当年阳虎又强暴欺负过匡人、所以为匡人所围。钱穆先生考证的结论是卫之匡、蒲在陈留长垣县，该县有匡城蒲乡，是孔子及其弟子经过匡蒲之地时，适逢公叔戌率蒲人反叛卫灵公。公叔戌害怕孔子及其弟子帮助卫灵公，所以才将其团团围困。钱先生还认为“子畏于匡”与“蒲人拘孔”实则一个事件，即孔子与阳虎貌相似可以一言释之，且颜渊与孔子同行，拘则同拘，不可能只余颜渊一人在后。

我同意钱先生的观点，只是认为孔子与阳虎长相相似，也可能在公叔戌围困孔子及其弟子时，有人说孔子是阳虎，而使围斗形势更趋紧张。但是不管怎样，孔子及其弟子在这一事件中的一些表现，历史记载却是一致的。

如孔子的临危不惧。子畏于匡，被阻以至被围被困，肯定还有激烈的打斗。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

一个“畏”字，把当时的危险紧急尽皆描出。在这样激烈而又危急的时刻，感到情势严重的孔子没有一点慌乱。他向他的众多弟子说，没事，你们放心好了。周文王死了有五百年了，中国的文化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上天一定要把中国文化的命脉给断了，那么就应当是我一辈子也不会接触到文化。可是事实你们是看到的，我老孔是在承担着中国文化的承前与启后的责任。假如说上天无意断绝中国文化的根本，而要让它流传并发扬光大下去，那么这个文化肯定是还存在着，那么，还是那句话，我老孔就在承担着这个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的责任。既然这样，你们就放心好了，我死不了，匡人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他这是在说自己，也是在教育大家，他要让学生们与他一道，以“舍我其谁”的气慨，担当起中国文化复兴的重任。

又如生死与共的师生情谊。《论语·先进》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这一段记载，首先让我们看出了这个事件可生可死的严重性，在激烈的打斗之中，颜回失散不见了。见不到自己所爱的学生颜回，老师难过地说，真是把人急坏了。等到颜回散而复见，老师的高兴得很，也就把自己的担心脱口而出了：“我以为你已经被杀死了呢!”颜回真是贤人，他的回答将千般情谊尽融于几个字间：老师，你还在，我怎么敢先死呢?

镇静的孔子，在危难当头之际，又有着相当的灵活性。既然已经证明是孔子不是阳虎，那就只剩下一个能够活命的条件：答应叛乱者公叔戌的要求，举行盟誓，不得再回卫国。谁知盟誓刚过不久，他们却又接到了卫国贤大夫蘧伯玉的信，卫灵公邀请孔子一行返回卫国。

何去何从?弟子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说刚刚盟誓，迅即违盟，要得天谴。有的说不用管什么盟誓，应当回到卫国。大家当然急于想听到老师的意见。子贡首先将问题向老师提了出来：“盟可负邪?”孔子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要盟也，神不听。”威逼要挟下的盟誓，神不承认，不作数。

这也是孔子。

于是孔子领着他的学生，又回到卫国。这是在公元前四九六年春天(鲁定公十四年)。

子见南子

卫灵公对待孔子重返卫国相当重视，他亲自到卫都郊外去迎接孔子一行。被一国之君迎至郊外，这可以说是孔子十四年流亡生涯中仅有的例子。

根据《孟子》记载，这次重返卫国的孔子师徒，就住在子路的妻兄颜雠由家(即颜浊邹)。颜雠由向子路说，让孔子住在我家吧，他可以当上卫国的卿大夫。

作为卫国大夫，颜雠由在卫灵公接见孔子并际遇孔子这件事上，肯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想来，卫灵公其实是一个对待人才相当不错的国君，他并不是只想让孔子仅仅装潢门面，这里面更有着一种欣赏。加上孔子已经很高的声誉，又做过鲁国的上卿，所以卫灵公对待孔子相当尊重，也有着爱惜的心情。卫灵公在与孔子初次相见的时候，就询问孔子在鲁国的待遇，孔子说“俸粟六万”，是指六万小斗，也就是领取实物薪水粮约合二千石。卫灵公听完后二话没说，就答应也给孔子二千石的待遇。行道先得谋生，二千石对于孔子与他的十几个学生来说，生计的无忧也就为谋求行道打下了一个可观的经济基础。

只有俸粟，没有谈到具体的职务。即使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孔子在卫任职一事，但是既然把卫灵公的“际可之仕”区别于卫孝公的只有俸粟没有职位的“公养之仕”，那就是一定有着职务的。可能虽有职务却也是不重要的职务或者一种虚职、荣誉职，使孔子不能有所作为，史书上也就从略了。

在卫不能有所作为的孔子，却让“子见南子”一事，在他的十四年流亡之旅中，留下了浪漫而又有些亮色的一笔。

灵公夫人南子是宋国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又富有风情。而我们的史书与大人先生们，又总是对漂亮女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漂亮的南子也就有了“淫行”，并且有鼻子有眼地记录着她与宋国一个叫朝的贵族公子相好。而且还说因为她而使卫国发生了争夺国君位置的内乱。

卫灵公的世子是蒯隤，说他反对母亲南子所谓的淫乱行为想杀死她而未成功，才出奔晋国，投靠了赵鞅。等到卫灵公去世，卫立蒯隤的儿子辄登上了君位，即为卫出公亦称卫孝公。以至于卫国君位的继承问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引起了大国齐、晋的介入。如晋国赵鞅支持蒯隤回国向儿子争夺君位，帮助他在晋卫边境一个叫戚的地方住了下来，而齐国则协助新君辄把戚地包围了起来。其实，我想蒯隤的企图杀母，只是以“淫行”为幌子罢了，实质应当还是权力的争夺，只是具体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了。

“子见南子”，其主导是南子，是南子要见那个大名鼎鼎的孔子。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说的：“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

灵公夫人南子不仅想见孔子，还很迫切。司马迁不愧为写史的圣手，南子想见孔子的口气栩栩如生——各国的君子(请注意，人家南子要见的是“各国的君子”，并不是污七八糟的人)，凡是看得起我们国君，愿意与我们的国君建立像兄弟一样交情的，必定会来见见我们的南子夫人的。我们的南子夫人说了，她也愿意见见您。

《史记》对子见南子的过程写得有声有色，至今读来还让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司马迁太爱孔子了，孔子的一生坎坷与自己的一生坎坷，都让他产生着惺惺相惜的情结。于是他的记录也便是孔子对于南子的求见一再推辞，并且见了之后还“于是丑之，去卫，过曹。”不过司马迁到底还是有着知识分子了的一颗良心，所记场景应当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吧。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孔子开始还推辞谢绝了一番，最后不得已才去见她。南子夫人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后，而朝北叩头行礼。南子夫人在帷帐中回拜了两拜。她回拜时，所披戴的环佩玉器首饰发出了叮当撞击的清脆声响。事后孔子说：‘我本来就不愿意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

这个南子夫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并不怯那些个有头有脸有名有望的君子，她的不怯，除了自己的国君夫人的位置外，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有着与他们对等、做人做事不弱于他们的想法吗?当然，这个南子也许还有着丈夫的气慨与君子一般的见解。还有，好见君子，这不也是一种好学精神下的好奇心吗?当然，人们还会不自觉地就服从了女人不得参政的“古礼”，甚至会不自觉地认为她们参政就是僭越，非有点什么“越轨”行为不可。她的非要见孔子，里面甚至是否还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你孔子不是天下最知礼的吗?好吧，我就看看你怎样跪拜，我就看看你敢不敢正眼看我南子。“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当然，子见南子无法与孔子见老子相比，但是却有着另一种孔子见老子所没有的风味。尽管事后孔子好似“后悔”得不轻，又赌咒又发誓，但是南子在他心中留下的愉悦是肯定的。他的学生中没有女性，他也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而后世许多人为了把孔子“护守”得又神又圣，甚至把孔子上面的这句话解释为见了南子之后才说的，以示孔子的“清白”。但是，我倒宁可相信，与南子的相见，或许会是对于他的妇女观的一次矫正。

子见南子之后，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子路。他是有着根据的，因为西周礼法，有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看着满脸不高兴的子路，孔子只得郑重地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对于这段话，有的解释为“我假如不对的话，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有的解释为：“假如我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给天雷打死!给天雷打死!”这样解释当然生动，但是却把大哉的孔子放在了一个偷嘴吃的小孩子的位置上。这里，台湾南怀谨先生理解得有新意，也似乎更贴近事实。孔子的意思是在说你们对南子的看法不对。他说我所否定的人、认为不可救药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不但人讨厌他，天也讨厌他，那么这种人我是不会与他来往的。可是南子不是这样的人，南子也不是你们议论的那种人。虽然孔子没有具体说出南子好在哪里，但是对她的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南子的好也是明摆着的。且不说卫灵公十分地迷恋她，就是查查卫国的历史，她也没有什么劣迹。当时卫国的政治，在列国间还算是好的，不然孔子也就不会让自己十四年流亡岁月中的将近十年都在卫国度过。卫灵公敬重孔子，南子也敬重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难道一个国君敬重一位贤者是美德，而一位女性敬重一位贤者就成了一桩罪状?况且这个宋国的俏女子，在自己情窦初开的时候与那个闻名于列国的俊男子宋朝有过相恋的经历又有何不可?这不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吗?而且在《论语》中，连孔子都肯定了宋朝的美仪，“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世矣”(《雍也篇》)，意即没有祝鮀的口才，光有宋朝的美丽，在今天的社会里是难免要出事的。

后人对于南子夫人的批评，主要来自于这次相见一个月以后的又一件事情。即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坐了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车右。出宫后，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并大摇大摆地从街市上走过。而且还有孔子对此事的一句评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并说孔子对此感厌恶，就此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我们如果挣脱了古人设下的绳套，平心想想，孔子的这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虽然有着对于卫灵公崇尚德行不够的不满，但是更多的，不也是对于“好色”的正当性的肯定吗?首先便是肯定了美色的好，进而说出了喜好美的东西，这是人的本性，而且是优良的本性，只不过孔子在这里倡导人们要像“好色”一样“好德”罢了。而且孔子所说的“好色”，与我们当今所说的“好色之徒”的“好色”，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孔子是在说对于美色的欣赏与热爱，当然也就不含有淫邪的成份。

就因为孔子见了这样一个女子，历史就要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直到“五四”运动开始十年之后的一九二八年，林语堂先生又编写了一出历史独幕剧《子见南子》，发表于十一月三十日的《奔流》杂志一卷六期，并因此酿出了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事件”。这个剧本发表之后的一九二九年，孔子的故乡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的师生，将其改编成讽刺喜剧，并于当年六月八日晚的家长游艺会上公演。此事引起孔氏家族的强烈不满，孔传堉等人以“孔氏六十族人”名义控告曲阜第二师范师生“侮辱宗祖孔子”。后经国民政府派员调查处理，结果将校长宋还吾撤职，并开除了两个在剧中担任男女主角的学生与教师。孔传堉等的控告书中写道：“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慨。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鄘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校长宋还吾在答辩书中说：“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演时务求逼真，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貌极庄严。扮南子者，古装秀雅，举止大方。扮子路者，雄冠剑佩，颇有好勇之致……则各本《诗经》，均存而不废，能受于庭下，吟于堂上，独不得高歌于大庭广众之中乎……总观原告，满纸谎言，毫无实据。谓为‘侮辱孔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纵使所控属实，亦不出言论思想之范围，尽可以公开讨论，无须小题大做。”教育部朱参事及山东省教育厅的“会衔呈文”称：“‘孔子见南子’一剧，确曾表演，惟查该剧本，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内林语堂所编成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又查学生演此剧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八月十六日《新闻报》报道说：“十一日孔祥熙随蒋主席过济南时，对此事仍主严究。教长蒋梦麟监察院长蔡元培日前过济赴青岛时，曾有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鲁迅先生在《关于“子见南子”》一文的结语中评论说：“以上十一篇公私文字，已经可无须说明，明白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演《子见南子》一案的表里。前几篇呈文，可借以见‘圣裔’告状的手段和他们在圣地的威严;中间的会呈，是证明控告的说诳;其次的两段记事，则揭发此案的内幕和记载要人的主张的。待到教育部训令一下，表面上似乎已经无事，而宋校长偏还强项，提出种种问题，于是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笠翁就说过，人生是台戏，历史也是台戏，而且演戏的只有两个人：男人与女人。

只可惜我们中国让男人唱独角戏的时间太过久长了。一个子见南子，刚出来了一个女角，又被我们丑化了。好在孔子在，记载孔子思想与生活行状的《论语》也在。

其实，孔子的离卫，是与南子没有多大关系的。主要还是卫灵公的不能重用孔子，孔子又有了在鲁国时的那种无望感、失意感。

《论语》与《史记》则分别记录了两个直接导致孔子离卫的事情，都与卫灵公有关。

《论语·卫灵公》说：“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关于军事布阵方面的学问，孔子说礼乐文化方面的事情吧我还懂，军事布阵方面的事情我却没学过。其实孔子是懂军事的，如在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的学生冉有率鲁军打败了齐国的侵略。在庆功会上季康子问冉有跟谁学的军事，冉有说是跟老师孔子学的。这里孔子之所以以不懂作答，显然是对卫灵公好大喜功、连年战争的不满。卫灵公于公元前五零三年(鲁定公七年)就会齐叛晋，附和于齐国与晋争霸的阵营，此后连年参与战争。孔子亲眼看到的就有公元前四九四年(鲁哀公元年)夏四月，会齐侯救邯郸、围五鹿，同年秋八月，会齐侯于乾侯，救范氏。这个时候正是晋定公失败，晋国赵鞅与范氏中行氏连年进行国内衅斗、兵争不已。他问阵于孔子的时候，正是准备伐晋援救他所支持的晋国范氏的时候。

《史记》则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卫灵公在一次与孔子聊天的时候，看到空中飞来了大雁，只顾抬头仰望，神色就不在孔子身上了，孔子因此离开了卫国。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要是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让孔子生气以至于甩手离开，孔子的心眼也就太小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卫灵公随着年纪的增大，不仅懒于处理政务，也不谈启用孔子的事情。孔子是在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离卫的，与当年离鲁时的情况虽不一样，在本质上却是相近的。

肃慎之箭

离卫适陈，大概在公元前四九二年(鲁哀公三年)，这年孔子六十岁，正好是他的耳顺之年。

孔子与其弟子赴陈的旅途并不平坦。经过曹国，曹国没有接待。路过宋国，非但没有人接待他们，还遭到了宋国司马桓魋(亦叫向魋)的威胁与恐吓。

就在孔子及其弟子在一棵大树下习礼的时候，桓魋却指使一批强人涌来伐树，不仅态度强硬，嘴里还骂骂咧咧。这个桓魋表面上说是为了宋国的利益，说孔子一行在宋国的滞留将会给宋国带来极大的不安定，会危及到当政者的利益。但是真正的原因，则是因为孔子曾经给予过桓魋以严厉的批评。就是这个桓魋，为自己造了一口石椁，花了三年时间还没完工。孔子对此批评说：“这样浪费，死了还倒不如快些烂掉好。”(《礼记·檀弓上》)

史书上记载说桓魋想杀掉孔子，我想倒是没有这么严重。他伐树就是伐树，不过威胁罢了。如果真是要杀，我想孔子他们也是抗不了的。即使没有杀的意思，但是要赶他们快些离开宋国的企图却是明摆着的。如果不识时务，继续在宋国呆下去，结果恐怕要比伐树来得严重。所以孔子师徒也就决定早点离开，为了安全，他们还脱下了习礼的服装，换上不引人注意的便装，匆匆离开了宋国。“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微服去”，也就是化了装逃走。

可能有的弟子过于紧张，还惹出了孔子的又一次感慨：“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上天将历史与文化的责任放到我的身上，他桓魋又怎能伤害于我呢?

虽然孔子沉着，但是毕竟形势紧急。我估计这个桓魋是有点凶恶的，不仅派人将孔子师徒习礼的大树伐掉，还在他们急急离开的时候有着追打的行为。躲避着，抵抗着，师徒们也就走散了。等到逃到郑国，落魄的孔子已经与所有的学生失散，一个人站在郑国一座城市的外城的东门处，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学生。郑国有人看见了孔子——我想一定又是一个隐者，不然不会看出孔子——就对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郑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禹又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像一条丧了家的狗。”特别是最后一句，“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累累”是颓丧憔悴的样子，而且还是一条颓丧憔悴的找不到家的狗，真是把孔子流亡时的窘迫情况说得活灵活现。

这本是一个有点悲壮凄凉味道的场景，孔子他们也确实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况且还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但是，孔子总会在这样的时候，让人有着意想不到的化解困难的办法。当子贡将那个隐者的话原封不动地向他说出的时候，孔子出人意料地说，而且还是“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形状不大重要，倒是说我像一条丧家狗，说得太对了、太对了!哈哈哈!

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一个走投无路的老人，还能有着“欣然”的心情，幽默地笑着，夸奖别人说得对。这个时候，让我们拿“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孔子与“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子相比较，哪个更真实、更能代表真实的孔子?其实，这种乐观不就是一种自信、正蕴藏着无尽的力量吗?还有，这还是一种胸怀。危难之中最见人的胸怀，胸怀大志者胸怀他人者，就能从长远着眼从容对之，只有心地促狭、阴私自图(这种人还往往会有一副伪善的面孔)，就会惊惶失措，露怯出丑。像孔子，岂止是胸怀大志，他是将天下众生装在胸中，一个小小的桓魋等，当然是“其如予何”!当然，作为后人，我们可以从孔子当年对待逆境的态度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量，在孔子欣然的笑容里，不是也透露出一种泪光吗?这样一个忧国忧民而又品德高洁有着大学问的知识分子，却要处于一种“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境地，这是谁的过错?而且还要让这种情况延缓再延续，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受着不尽的折磨、怀着不尽的悲苦，这是为什么?想到孔子，学习孔子，就是要改变这种专制而又霸道的世道，建起一个平等而又自由的人的世道来。

郑国不仅无人接待这群流亡者，这个国家的世风之糜颓，也让孔子不能有长远的图划，于是他又带领弟子们直奔陈国。

根据《孟子》记载，“孔子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到达陈国的孔子师徒，就住在司城贞子的家里。司城，本是宋官名，陈也有这样的官，贞子是他的谥号，有这样的谥号，当然是一位国内有名的贤君子。一路遭受冷遇的孔子师徒，骤然受到司城贞子的尊重与热情接待，一定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是司城贞子，为陈湣公(陈侯周)推荐了孔子，也是司城贞子，让孔子下了仕于陈的决心。虽然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而且俸粟也没有卫国优厚，但是对于颠沛流离的孔子师徒来说，起码有了一个安居以图将来的地方。

孔子师徒在陈大致住了三年，即从公元前四九二年(鲁哀公三年)到公元前四八九年(鲁哀公六年)。三年时间，陈湣公还是仅仅把孔子当作一个他“礼贤”的摆设，致使孔子无所作为。在陈，历史上只留下了“肃慎之箭”的故事，证明着孔子的博学。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陈期间，有一次他正与陈湣公或讨论问题或说着闲话。这时，突然有一只鹰从天上急速地落于庭院中的大树上，一会工夫，却又跌地而死。大家都很惊奇，围观的时候，发现这只鹰身上带了一支箭，箭头是由砮石制成，箭杆则是用楛荆木做成，箭长一尺八寸。这种箭的来历，不要说陈湣公身边无人知晓，就是天下知道的人也已经很难找到了。

是孔子给了陈湣公一个详细确切的答案。孔子告诉陈湣公，这种箭产生于北方的肃慎国。那是在周武王平定了天下之后，各国都把自己特殊的物品拿来进贡。肃慎国就是将这样的箭进贡给周武王。武王很欣赏，并命人在箭上刻下“肃慎氏贡楛矢”六个字，并将此箭分赏给了大姬(武王长女)配虞胡公而封于陈。这也是古代的礼制，分封给同姓的是珠玉，用来表示亲近;分封给异姓的是贡品，以志远服。说完，孔子还请陈湣公派人到仓库找找，看看是否还能找到这样的箭。让陈湣公惊奇不已的是，他的仓库中，真还找到了这样的箭，楛荆木的箭杆上，正镌刻着“肃慎氏贡楛矢”六个字。

在陈住了三年，恰遇吴国侵略陈国，陈国政局混乱，孔子师徒又不得不避兵离去。这一年是公元前四八九年(鲁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岁。

厄于陈、蔡

屡屡碰壁的孔子，想到了楚国。

也许他早就想到了这个国家。它的辽阔的幅员，它的国际地位，都会为孔子提供一个甚至比齐国还要大的政治舞台。但是当时的楚国毕竟还是一个被中原国家称为“蛮夷之地”的南方国家，风俗与语言都与中原之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当在中原各国到处碰壁、几尽无望的时候，孔子不能不将目光投向它。

从前面孔子流亡的经历看，凡与诸侯相交，总有贤君子而又居卿大夫之位的人为其搭建桥梁，以作引荐。而其时楚国正有一位名叫沈诸梁的贤大夫，被孔子选作了与楚国国君相交从而仕进的桥梁。因为他的采邑在叶，人称叶公，他也是中国著名成语故事“叶公好龙”的那个叶公，此时正驻守在楚地负函(现今河南信阳)。

公元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楚国伐蔡，蔡败而迁至一个叫州来的地方(今安徽寿县)，而楚国就将原蔡国属地的民众迁徒至负函。正因为叶公是一个贤明的政治家，所以楚国才选任他去负函管理这些蔡国移民。

在他们一行向着负函进发的时候，正值吴国攻打陈国，楚国又救援陈国，战争打得如火如荼。行进到陈蔡之间，孔子师徒又一次陷入危险的境地。

关于这次危险，基本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驻扎在城父的楚昭王听说孔子师徒正在陈蔡边境，便派人持重金前去聘请孔子。并且说楚昭王不仅要聘请孔子，还要“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也就是说要将有户籍登记的七百里的地方封给孔子。但是楚昭王封赏重用的想法却遭到了令伊子西的嫉妒。令伊子西向楚昭王连连发问“大王派往各诸侯国的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的吗”、“大王左右的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的吗”、“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大王的各部主事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等问。当楚昭王全部给予“无有”的回答时，令伊子西接着又步步紧逼地说：“况且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到周天子分封的时候，封号是子爵，土地跟男爵相等，方圆不过五十里。现在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申明周公旦、召公奭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如果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年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作为只有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终能统治天下。现在如果让孔丘拥有七百里的土地，再加上他的那些有才能的徒弟辅佐，这可不是楚国的福啊。”这些理由是充分的，楚昭王当然也就打消了重用孔子的想法。

基于同一个理由，当孔子正要前往楚国拜见楚昭王并接受聘用的时候，陈国和蔡国的大夫们却害怕了。他们的理由几乎与令伊子西如出一辙：“孔子是位有才德的贤人，他所指责讽刺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长久地停留在我们陈国和蔡国，大夫们的施政措施、所作所为都不合孔子的意思。如今的楚国是个大国，却来聘请孔子。如果他真的在楚国被重用，那么我们在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可就危险了。”于是，他们双方就派了一些服劳役的人把孔子及其学生围困在了野外。于是“绝粮”，没有了吃的。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孔子的绝粮实则由于战争。战争之时，而且是频繁的战争，粮食本来就很短缺，况且孔子一行不只一人二人，而是一二十人，其吃饭问题如果没有诸侯或大夫的资助，立刻就会成为问题。即便他的学生中不乏富有资助之人，但是在战乱之时，空有金银财宝也是无法立刻就能换来粮食。这种意见并认为，当时楚昭王就在陈国的城父这个地方，子贡也不用远赴楚国请来救兵解围。

我同意后一种意见。前一种意见，无非是后世儒生为了给“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先师壮壮声威，好似说，你看，有人知道孔子并打算将七百里的地方封于孔子。七百里之巨，是比一般的诸侯国还在大的。这也叫一种精神会餐吧。况且，这样一种假设，也可以满足那些前赴后继的求仕的知识分子们的一点虚实心。

但是，不管是哪种意见，有一点是肯定的：孔子师徒，确实在陈、蔡之间遇到了粮食断绝、没有食物的重大困难。

断粮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连续七天。七天没有吃的，这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

跟从的弟子有的饿病了，有的饿得已经站不起来了。当然，还有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弟子们中间蔓延。碰壁也好，艰苦也罢，总是在坚信着老师、跟随着老师。可是如今死亡的威胁正在慢慢逼来，而前面又没有一丝光亮。

不安之中，当然隐含着一种动摇。

孔子越发地镇静与安祥了。我们都还记得，桓魋派人伐树的时候，孔子的镇静与安祥，“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们当然还记得，匡人围困他们师徒的时候，孔子的镇静与安祥，“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今，断粮就断粮吧，天之未丧斯文也，天生德于予，“断粮其如予何”?!上天将承接并光大中国文化的重任放在了我老孔的肩上，断粮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也是饥饿相煎的孔子，不停地给他的学生们讲课，不停地给他的学生们朗诵诗歌、唱歌、弹琴。这需要更大的消耗、更多的体力，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一切都因为有着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而成为可能。

大家被老师感染着，在饥饿中度过着一个又一个时辰。

到底是直肠子的子路忍不住了。“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论语·卫灵公》)莽子路满脸的不高兴，走过来对着老师质问着：“老师你天天讲道德讲学问，结果怎么样?现在同学们都快饿死了。还君子君子的，君子就该又饥又饿死倒楣?”真是一个教育弟子的最好的机会，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同上)别看只短短的十个字，却蕴藏着历史与人生的丰富的内涵——是的，只有君子才能够不怕穷与饥饿，因为他们虽然在这样的困境中，也会坚守自己的信仰毫不动摇，甚至会将这种困境当作磨砺自己提高自己的磨石与台阶。小人却不，正好相反，一穷一饥饿，什么样的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们不妨想想、看看我们的周围，孔子说得多么正确。至于那些本来不穷不饿，非但不穷不饿，喝着人民的血却连根草也不吐，只知腐败、腐败着还要向人民板着个官僚脸的人，不是连小人也不如的吗?

对于这件事，《荀子·宥坐》中也有一段重要的记载：“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san)，弟子有饥色。子路进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善，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穷困)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汝，你)。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弃市，古代的一种酷刑)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

遇到这样的困难，连子贡的脸色也有些变了。孔子看在眼里，就问子贡：“赐啊(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你认为我是博学强记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种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知识之中的。”(“非也，予一以贯之”——《史记·孔子世家》)这句话是有着弦外之音的，“一以贯之”，就是始终如一，始终不渝，并不会因为遇到困难如断粮之类，就会让自己的“仁”“礼”“君子”等主张随之起什么变化。

孔子知道弟子们因为连续的断粮，已经在心里产生了不满，也有一种紧张与害怕在纠缠着弟子们。他想，这样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呢，不妨将此困境作为一次特殊的教学实验、特别的学术研讨吧。也许，他们会在心里记忆一辈子，并让自己的人生境界得到一次真正的提高。

孔子最会因材施教，他安排大家挨个儿进来与自己进行一对一地研讨。

子路性急，那就先叫来子路吧。孔子问子路：“《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们却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直率的子路说着直率的话：“大概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通行。”孔子知道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有半点客气的，于是对子路说：“怎么能这样理解呢?仲由啊(姓仲，名由，字子路)，假使有仁德的人必定能够使人信任，哪里还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假使有智谋的人就能畅通无阻，哪里还会有王子比干的被剖心呢?”这样的假使，我们每个人不是都可以列出好多吗?“假使有仁德、有智谋的人必定能够使人信任并能够畅通无阻，哪里还会有‘胡风反党集团’、‘五七反右’、‘文革’……呢?”

子路退出，是子贡进来见孔子。孔子还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们却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子贡的回答与子路的有所不同：“老师的学说博大到极点了(饿得太厉害了，所以话中有了点讽刺的味道)，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纳老师。老师何不稍微降低一些您的要求呢?”

子贡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让孔子降低自己的主张去适应各国诸侯。

孔子同意吗?尤其是在就要饿死的情况下。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耕种，但是他却不一定有好的收成;好的工匠虽然有高超的手艺，但是他的作品却未必能使人们都称心如意(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同上)。有修养的人能够更加坚定地研修自己的学说与主义，就像结网一样，纲举目张，依次进行，但是却不一定被人接受。现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学说坚守自己的主义，反而要降低自己的标准来苟合取容。赐啊，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这回该轮到颜回了。这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当他们面临同一个“绝粮”困境的时候，他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回答吗?孔子还是那样提出问题：“《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们却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颜回的回答确实不一样，是一种崭新的角度，也体现出一种不一样的胸怀。颜回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地回答，好象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了好久好久了：“老师的学说博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容纳得下。虽然是这样，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推销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天下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接受，这样才更能显现出君子的本色!一个人不研修完美自己的学说，那才是自己的耻辱。至于已经下了大力气甚至是毕生精力研究的学说不能够被人所用，那只是当权者的耻辱了——大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说到这里，胸有成竹的颜回，又加重语气，把自己最后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同上)不被天下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接受，那样才能显出君子的本色!”

我每次读到颜回的话，总会感到一种共鸣在两千多年来的知识分子的心中如江河一样隆隆作响，而且也能够感到孔子听到自己的学生这样的回答后的欣喜欣赏与欣慰。

如果把颜回的话，刻成碑，树在我们的广场上，那该是多大的警示啊——大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两千五百年过去了，这话还是那样有着现实而又新鲜的魅力。

颠簸流亡的孔子，听到了颜回的回答，他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孔子欣然而笑曰——又是欣然而笑，那次别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时他就是这样欣然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同上)是这样的呀，姓颜的小伙子!如果你有很多钱财，我愿意给你当家臣做管家。

叶公问政

有孔子不停地给他的学生们讲课、朗诵诗歌、唱歌、弹琴，度过难关是必然的。度过难关的孔子师徒，又按照既定目标，向着楚国叶公所在地负函前行。

孔子与楚国叶公在负函相见之后，叶公就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出了后人皆知的名言：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这里“说”即悦，高兴快乐的意思。孔子说为政者要想成功，那就是要让境内的人感到幸福快乐，让境外的人争相来投奔。春秋的时候，人口少，土地多，加上连年战争，人口更成了各个诸侯国家最为急需的。

从刚一相见便向孔子问政，可以看出叶公的勤政与贤良。孔子在卫多年，卫灵公没有问政，在陈多年，陈国国君也没有问政。《论语》中别人向孔子问政的情况不少，但是孔子回答得却不一样。并不是孔子对于“政”没有统一的看法，而是孔子会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地点而作不同的回答。如齐景公的两次问政，孔子就分别作了不同的回答，一次是向问政的齐景公讲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话，一次是向齐景公提出了“政在节财”的建议。前一次是孔子针对齐国大国的背景，寄恢复周礼、天子一统的希望于齐国;后一次则是针对齐景公的奢侈劳民而谈。他的学生仲弓在去作季氏的家臣之前曾向老师问政，孔子给他说了三句话“给工作人员带好头，不计较人家的小错误，提拔优秀的人才”。看来他的学生从政之前，往往都要来向老师请教一些从政为政的道理，孔子则总是因人而异，给以不同的回答。如学生子夏去作莒县县长的时候，孔子是劝子夏不要图快，不要只顾小利，告诉他“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子路也曾向老师问从政的道理，孔子却又是另一样回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同上)仔细品品，这个孔子可是真有意思。这个“先之”，就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带头吃苦耐劳。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从孔子的“先之”这里来的。想想孔子的教导，再想想我们的行为，不是要有些羞愧的吗?带头坐好车，带头住好房大房，带头拿高薪，带头先安排好自己的子女亲戚，甚至带头搞起了腐败等，正好弄反了。然后是“劳之”，让自己的人民勤劳地工作。子路问，如果再进一步呢?老师不客气地说：不倦。孔子真是聪明，知道自己学生子路的脾气，好冲动，遇到情况会捋袖子就干，也会不高兴了甩手而去。所以老师嘱咐他，要“无倦”。这次对于叶公的问政，也是有针对性的，叶公把守着楚国的北大门，而且所辖大部分是蔡国移民，所以必需“近者说，远者来”，而要做到这些，施行仁政那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叶公与孔子还有一次谈心活动，议论的话题是关于父子关系的有关伦理方面的问题。叶公先向孔子介绍了他们楚国的一种民情方面的事情，说我们这里，老百姓的性情比较直爽，一点也不狡诈。比如一个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的儿子就会挺身而出予以告发。孔子则说了鲁国等中原地区此类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孔子说，我们那里与你们这里的情况有些不同，父亲做错了事情，儿子为了亲情往往会为其做些隐瞒，反过来也是，儿子做错了事情，父亲也会为其做些隐瞒。可能你们觉得这样不太正直，可是我倒觉得我们那里的做法，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

法与情，理与义，总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虽然叶公与孔子我们还不能硬性地分出是非，但是南方楚国与北方中原地区国家民情民俗的区别，却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了验证。

孔子赴楚负函会见叶公，也就是有数的这么几次记载。多的，还是赴负函途中所遇到的一些个隐士，这也是《论语》中对隐士记述比较集中的地方。

虽然沿途已是楚国的地盘，但是毕竟这些地方曾是蔡国的领地，加之孔子在列国的声望与他们师徒结伴而行时的阵势，都会引起沿途的注意。于是，一边前行，便不断地有隐士高人来与孔子或交锋或切磋，我们也会从中更深刻地了解孔子的为人与思想。

中国是盛产隐士的国度，而隐士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专制制度时间太长也太酷烈，让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变得相当恶劣，不隐不足以活命护家。专制制度又是盛产奴才小人的制度，不允许有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而心理与情感细腻而又丰富的知识分子，又往往有不愿屈辱屈服苟活苟仕于朝又不愿挺身而出作义士的，便想方设法或隐于山水或隐于民间，更有大隐隐于朝、伺机激流勇退者。这种隐，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流放，流放在山水之中，流放在偏僻乡野，流放在民间，更流放在与当权者划清着界线的心灵之中。当然也有以隐为进身求仕之道的，又另当别论了。只是隐士们并不是对于世事毫不关心之人。他们大多身怀救世之道却又遭逢乱世恶世而没有用武之地，虽然隐着、好象立世之外，实则对世事有着独到的洞察和关心，总会在历史的某一重大事件或某一重要人物身上现身而偶尔露出真的面目。如果到了想隐之人连个隐身之处也找不到的时候，那么这个专制的制度也就到了登峰造极、该完蛋的时候了。虽然历史往往对他们采取忽略的做法，但是已逝的历史往往有着他们的参与。如隋唐间的隐士王通，虽然当了一辈子隐士，却为唐朝培养出了李靖、徐世勣、房玄龄、魏徵等一批开国元勋。

孔子首先碰到了楚国的狂人接舆。他在楚国的名气很大，是个道家的人物，狂并不是疯狂，只是装疯而已。钱穆先生说他是个蔡国的遗民，亡国之后才隐才狂的。不管怎样，狂人接舆是不同意孔子的主张与做法的，他认为从政者已是无药可救，不应当再为他们帮什么忙了。《韩诗外传》中记载说楚狂接舆是以农耕为食，楚王曾经派遣使者拿着“金百镒”，请他出来治理河南，但是被他拒绝了，而后便与妻子一同隐姓埋名，从此不知去向。

《论语·微子》篇记载了他与孔子的故事：“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这个歌当然是唱给孔子听的，但是并不直说，而是以凤凰代替孔子。古人往往将麒麟、凤凰代表人中的君子，认为只有太平盛世才能出现这两种祥物，如果在乱世出现，那麒麟、凤凰就相当危险了。这个歌词相当通俗，等于说“凤啊凤啊，你可要倒霉了，这个时代出来干什么?过去的错了也就算了，未来的你还是可以改正的。你想把这个时代挽救过来，这是挽救不了的啊!算了吧，算了吧，这个糟透了的时代是没法挽救了，你这个时候出来求仕真是太危险了。

也许，他的亡国之痛还在心头放着?他怎么能够乐意鲁国的孔子、这样一个闻名列国的大学问家来帮助楚国呢?

这个接舆，虽然有着对孔子的不满，但是还是劝的意思多，甚至对于孔子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孔子一听，知道这个人不简单、有道道，赶快让车停下来，甚至车未停稳就跳下车，想与这个唱歌的人谈谈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可以千里迢迢前去雒邑向老子求教，现在有个高人送上门来，岂有不请教的道理?可是狂人接舆一见孔子要与自己说话，马上加快脚步走开了。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隐士真是接踵而至了。紧接着，就是长沮、桀溺两位隐士了——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与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这一次更有意思，是孔子师徒要过一条江或者一条河，不知道渡口在哪里，正好遇到两个在田地里并肩耕种土地的人，于是就派子路前去“问津”，也就是问路，问过江或者过河的渡口。

“问津”，是这次与长沮、桀溺与孔子间所发生故事的关键所在。明是问渡口所在，实际是寻找救世道路与人生道路的问题，这也就牵涉着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也是道、儒两家观点、两种人生观与政治观的集中体现。在我们中华民族语言库中，“指点迷津”的典故，出处就在这里。

子路好象是先问的长沮，长沮先不回答子路的问题，却向子路发问说：“你替他赶车的那个老头儿是谁?”其实孔子他们没来之前他们早就知道了孔子，也知道孔子的到处碰壁，这里是明知故问。子路就怕人家不知道车子上坐的是谁，马上告诉他：“是我的老师呀，世人皆知的孔丘啊。”“就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是啊，就是他，那还能错!”这时长沮才将自己心里的话讲了出来：“既然是孔丘，那他当然知道该怎么走、走哪条路，还要来问我们这些个种田人吗?”批评之意是明摆着的，言外之意多着呢，无非是说，他孔丘流亡列国，到处传道布道，向各国的国君“指点迷津”，他自己反倒不知道该走哪条道了?这个言外之意之外，还有一层，那就是那个楚狂接舆所说的这个世道已经没法救了，算了吧，算了吧!

子路没完成任务当然不甘心，又转而问桀溺。桀溺却问起了子路是谁，是不是鲁国孔丘的学生等，问完也是没有回答渡口到底在哪里，还是议论了一番别的：“礼崩乐坏，战乱不止，争权夺利，世风日下，这已经像滔滔的洪水，成了时代的潮流，谁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变革它了。你们的老师孔丘不是在鲁国遇到像季氏这样的卿大夫却篡夺了国君的权力、没有办法不得不离鲁而流亡列国的吗?这些年来又怎样呢?还不是到处碰壁，找不到一个理想的诸侯而让你们施展抱负吗?与其跟着孔丘四处碰壁，还不如像我们一样脱离这个洪水滔滔的世道，种田糊口，不管世事。”说罢，再也不理子路，只顾不停地耕种他们的田地。

碰了一鼻子灰的子路，回来就将他们俩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脸色都变了，好长时间没有吭声，一股酸楚，一股悲凉，一股落寞也就在心头弥漫开来。末了，才难过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鸟是飞的，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兽是在山林中走的，无忧无虑地行走，人各有志，只有各走各的路了。其实，我也知道这个世道是改变不了也救不了的，我又何尝不想与他们一样丢下这个世道、这个丑陋的社会不管，只管自己种田?但是都不管，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是没有一点希望了吗?那就让我牺牲好了，不到我闭上眼，我不会停止的，我就是要努力地去改变这个社会，咱们这样的人多了，谁能说就没有一点希望了呢?不是还有三千个同学吗?‘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天下太平，仁政遍施(按照我们现在的追求便是到了自由平等民主的进步社会)，反倒不用我孔丘去改变(易)什么了，那时我倒可以去种田了。”(《论语·微子》)

后世儒者认为孔子是在骂道家，说他们是禽兽，不与他们为伍等，是完全弄错了的。其实孔子对于社会的认识与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们的观点，只是走的路不一样罢了，一个是避世，一个是入世。当然是孔子的这条路要更难、难得多，因为他是在把天下挑在自己的肩上。于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带着他的学生们，一路前行。

第三拨隐士还是子路碰到的。

子路在跟随老师前去负函的路上，有一次掉了队。正在他不知老师已经到了哪里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的老人——“荷蓧丈人”。于是子路就有礼貌地问“看见我的老师了吗”(“子见夫子乎?”《论语·微子》)?这个老头虽然还是没有回答子路的问题，却待子路不错，不仅留子路到自己家里住了一夜，还杀了鸡，做了好吃的饭，并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陪着客人用饭。

子路第二天找到老师，老师听了子路的汇报，就说这是一个隐居的高人，并让子路回去找他。谁知等子路前去找他，这个“以杖荷蓧”的老头却连家也搬得不知去向了。

孔子的让子路前去寻找这位老者，并不是因为他盛情款待了自己的学生，而是因为子路向他寻问自己的老师去向的时候，这位老者所说的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子路问他“子见夫子乎”)?什么你的老师?这种人不会劳动，连五谷都分不清楚，光会靠张嘴巴吹牛，谁见过你的什么老师?

不过这一次子路倒是露出了孔子大弟子的水平。他对于这位荷蓧老人的评论，显示着思想与精神的高度。他向老师说：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出来做官是不义的，人在家庭、社会之中，各应承担责任，如果都像这些隐士一样，社会的责任谁来负责，那还不乱了套?君子出来做官，就是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这就是“义”的一种表现。至于，这个社会已经糟糕透顶不可收拾，我们的主张行不通，老师您不是早就教导过我们了吗?

这里，倒让我想起钱穆的一句话：“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然君子亦必不认仕为不义。”(钱穆《孔子传》)

这是一些真正的隐士，隐得连名、姓都没有了。比如以上《论语》中所出现的这几个人，都是随便以事指称的，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姓名。如以拐杖荷蓧的便称为“丈人”，问津时的就称之为“沮”、“溺”，从孔子车子旁边过的叫他“接舆”，舆为车意，前面提到的那看守城门的谓之“晨门”等。

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包括晨门，其实就是一面面镜子，既照出了社会的无道与黑暗(被逼为“隐”)，也照出了孔子思想与人格的非凡。孔子是走了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而且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由此，孔子的一生确定了要经受无穷的坎坷，那也是必然的了。“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一个读书人而留恋安逸，求田问舍，只图个人享受，便不配有士的称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中庸》里，孔子还表达过这样的思想：“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孔子是在说：追求隐僻的生活，做些怪诞的事，用以欺世盗名，后世也会有人称道，可我不会这样做。有些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可是走到半路就停止了，可我不会中止。君子依照中庸之道而行，即使隐遁山林而不为世人所知所用，也不懊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他这也是在以圣人的标准勉励自己。

孔子，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伟大的吗?

还是这个叶公，有一次突然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子路想了想，觉得不好回答，也就没有回答。孔子知道以后，对子路说：“你为何不告诉他，我是一个为了发愤求得学问，可以忘掉吃饭、一旦学问上获得长进有所收益就会快乐得忘记忧愁、甚至忘记了衰老到来的那种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

重回卫国

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后四年，即从公元前四八八年(鲁哀公七年)——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是在卫国度过的。

孔子的再次赴卫，当然是受到了卫国国君的邀请。此时，卫灵公已经去世，君位由他的孙子辄继承。况且孔子的不少弟子还在卫国做官，加之卫国贤大夫蘧伯玉的家可以为孔子师徒提供住处，所以流亡不已的孔子，还是选择卫国作为他流亡生涯的最后一站。

对于孔子的再次仕卫(其实只是公养之仕，没有什么实职的)，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庄子·人间世》，就认为其时卫出公(即卫孝公)年轻，独断专行，任意杀人和挥霍，老百姓几乎就要活不下去了，孔子是听从了颜回的意见，并按照“治国去之，乱国就之”的观点，前去帮助卫国治乱。

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卫国并不是像庄子所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卫出公并没有任用孔子担任要职的想法，况且孔子也没有能力可以让卫出公重用他们来“治乱”。

我则认为孔子的再次仕卫，纯属卫出公的主动邀请，而且这也是卫出公统治卫国的需要。这一需要，又与卫国当时所处的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卫出公辄本来没有继承卫灵公君位的机会。他的父亲、也是灵公君位继承者的蒯藬，因为不满母亲南子的所谓“淫行”而欲谋杀没有成功，叛逃至卫国的敌对国家晋国，投靠了晋国权臣赵简子，这才出现了别人继承君位的机会。当蒯藬逃亡在外、卫灵公又已去世的时候，灵公夫人南子本想让幼子郢来继承灵公君位。只是贤郢拒绝了母亲的这一决定，说蒯藬虽然叛逃在晋，他的儿子辄还可以继承君位。卫出公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继承君位的。况且，就是在他坐上了卫国国君的位置之后，他的父亲蒯藬仍然在卫晋边境处虎视眈眈地要与他争夺国君的位置。对于卫国国君位置的继承权，卫国内外争执相当激烈，有的支持卫出公辄，认为他是受祖母之命而继承，又是在父亲欲杀母不孝、且又叛逃敌国的时候承继君位，名正言顺。有的则认为卫出公将父亲拒之国门之外，是抢夺了父亲的国君君位等。

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卫出公请在列国享有很大声誉的孔子出仕卫国，无疑是对自己政权的一种有力的声援，无形中也是对于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一种有力地肯定。

而孔子行前与子路的对话，也证明了这次仕卫的背景与目的。

子路说，老师啊，卫出公好象正等待着您去帮助他治理国家，您要是去了，首先要干什么呢?孔子回答得很干脆、也很果断：“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

对于“名”，汉代以来就是纷争不断，而且也莫衷一是。有的说“名”是指思想与文化，因为先秦时期专门有一门学问即名学，研究思想与逻辑的。有的则认为“名”是有关于礼制、名分上的用词当否的问题。其实根据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语言环境，这个“正名”，显然就是当年回答齐景公时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就各位，名副其实。既然要“正”，说明当时列国的实际情况是基本上都乱了套，而孔子一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正名”，他在鲁国的“堕三都”，不就是一次“正名”的重大行动吗?在《韩诗外传》卷五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天孔子在季孙氏家里坐着，季孙氏的一个叫通的家臣问季孙氏：“鲁国国君派人来借马，是借给他还是不借给他?”没等季孙氏说话，孔子就插话说：“我听说君取于臣，应当说取，不应当说借。”孔子接着又解释说：“改正了借马的说法，也就是端正了君臣之间的关系。”

针对卫国的具体情况，孔子是准备怎样去“正名”呢?史籍没有记载，加上卫出公也只是要一个“孔子仕卫”的名誉，并不准备让孔子真的去正名。而且真的让孔子在卫国正名，他卫出公受不受批评还很难说。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孔子既然接受卫出公的邀请，前提就是承认了卫出公地位的合法。他要真的去“正”，也不会越出这个界线，顶多是要从更高处更深处论证卫出公承继君位的正当性。因为从孔子与卫灵公及其夫人南子融洽的关系，从孔子十四年流亡之旅就在卫国住了将近十年、其学生多人在卫国从政等这些事实，都能够看出孔子对于卫国的接受与肯定。

子路似乎没有明白这一层意思，反而对于老师的“必也正名乎”表示了不满。子路不以为然地说：“怪不得不少人说您迂腐，您可真是迂啊!名正与不正有什么大的关系?”孔子见子路这样不懂事，也就不客气了，有些生气地反驳他：“你怎么这样卤莽!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采取保留态度就是了，哪像你这样乱说?”并说出了下面这段著名的论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

这样一个有声望有能力的学问家政治家，又带着一大帮能干的学生，在列国引起“是否会夺取政权”的猜忌是正常的。也许孔子在卫国就面临着这样的谣诼。当年不光卫灵公与南子，就是在大臣中，也有不少人对孔子有着好感，何况卫国又是贤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当孔子面临这样谣传的压力的时候，他的弟子们一定也会听到这样的风声。于是就有了疑问，想找老师问个究竟。这个问题是冉有先提出来的，他问同学们：咱们的老师真的想做卫国的国君吗?子贡是最会讲话的，这时他自告奋勇地说：好吧，我去问问他。

这个子贡很聪明，又有讲话的艺术，他才不会让老师尴尬呢。见了老师，他根本不提卫国国君的事，却说起了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孤竹君的儿子，父亲死了之后，互相让位，都逃到了周文王那里。周武王起兵讨纣，他们弟兄俩又拦住车马劝阻。周朝统一天下，他们又觉得吃周的粮食可耻，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都饿死在了首阳山上。子贡这样问老师：“伯夷叔齐何人也?”子贡多滑头，老师还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孔子心里很清楚子贡要干什么，回答说：“当然是古代的贤人呀。”这时子贡才问到实质的问题：“他们都没当成国君，反倒饿死了，您说他们会不会埋怨，会不会后悔?”好歹没问老师您如果当不上卫国国君后不后悔。孔子的回答一下子打消了弟子们的疑惑。老师说：“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求仁得仁’，有什么好后悔好埋怨的?”子贡没有再问，也不用再问，出来就给同学们宣布：放心吧，我们的老师才不会做名不正言不顺的什么卫国国君呢!

这些是正言，是历史，但毕竟也有着“大道理”的味道。其实孔子又是一个相当实际的人，“无可无不可”，让我出来做事，就放手做、做好它，不让我出来做事，绝不去委曲求全地硬做，那就去做我喜欢做的另样的事情，比如教导学生，比如学习与整理古籍。

他的再次去卫国做官(实则是只拿俸禄没有实职的“公养之仕”)，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为了糊口，有个安顿的地方，才能谋求其它。再则，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就会明白，他的恋于卫，与那里的贤才多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同气相求，相知的在一起聊聊天也是愉快的。

比如卫国有个公子荆，孔子就特别欣赏。孔子欣赏公子荆的会居家过日子。公子荆本来是一个世家子弟，有钱有财，阔得很，可他的性情却淡泊得很。在人们都竞相豪侈的住房上，刚有一点可住的，他就满意地说，这将就着可以住了。后来又扩大了一点，装修也好了一些，他说相当完备了，不用再弄什么了。想不到还能够再好一点，这时，公子荆就说：“够了，太好了，简直是富丽堂皇了!”

其实，孔子这是在说一个道理，那就是从政的人一定要“寡欲”、“少欲”，事情才做好，百姓才能享福。有一次，孔子感叹地说，现在是很难遇一个刚强的人了。当然，这个刚并不是脾气大或者暴烈，而是刚正不阿，处事公道，还要有品德有智慧有修养。听到孔子的感叹，有人就说，怎么没有刚强的人，申枨不就是一个刚强的人吗?孔子说，申枨怎么能算刚强的人，他的欲望很多呢。这里孔子讲了一个让后人回味无穷的道理：无欲则刚。不要说别的，光是就公子荆的房子说起，如果从政的当权的，房子要越换越大，越置越多，收下别人送的，再拿受贿的款购置下一处处豪宅，以至于胃口越来越大，这样刮民损国的人成了堆，国家还能好?人民还能不遭罪?

孔子与卫国的贤大夫蘧伯玉的关系相当好。蘧伯玉不仅向孔子师徒提供住处，还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用项。有一次蘧伯玉叫人去看望孔子，孔子很高兴地陪着来人坐着啦家常。当孔子问到蘧老先生最近在家里干什么时，这个使者回答说：“我们蘧先生天天做修养的学问，希望自己每天少犯些错误。”这就是《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啊，孔子感慨地向他的弟子们说：“使乎!使乎!”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蘧伯玉的使者都有着这样高的水平，蘧先生本人好学自省的形象也通过这位使者的口一下子立了起来。

孔子好几次都说到了蘧伯玉。有一次说到了蘧伯玉时还说到了卫国的另一个以直著称的贤大夫史鱼：“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好一个刚正不阿的史鱼，不管国家社会是黑暗还是清明，是混乱还是安定，他都能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直。孔子对他们两人都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对于蘧伯玉，更是屡屡夸赞。蘧伯玉在邦有道或者邦无道的时候，则是另外一种处世方法，政治清明，他就出来做官干事，政治黑暗，那就卷而怀之，藏起自己的本事与锋芒，修炼自己。也就是后来孟子讲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对于卫国的尊重人才与任用贤才，孔子后来回到鲁国之后还有过一次感慨。那是在与鲁国权臣季康子的一次谈话中说到的。季康子问孔子，国际上都在传说卫灵公的无道，您也不否认这一点，只是卫国为什么没有亡国呢?“夫如是，奚而不丧?”虽然孔子在卫国没有得到重用，但是他的眼睛清醒地观察着卫国的全局的情况。孔子一针见血地说：“卫灵公有三个大才替他治理国家，他有仲叔圉(即孔文子)替他办理外交，有祝鮀替他管理宗庙祭祀等文化事业，又有王孙贾替他治理与率领军队，又怎么会败亡呢?——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

就是这个仲叔圉、也叫孔文子的人，还让后人把他与孔子捏造过一桩公案，甚至说孔子的离卫返鲁就是因为他。说他有一次要进攻卫国的另一个大夫太叔，去见孔子并请求他的帮助。孔子仍像回答卫灵公问阵时一样，说祭祀之类的事我学过，甲兵之类的事我没有研究过。孔子送走孔文子之后，发了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的感慨，就收拾了一下行李回国了。我想这或许是一种杜撰，孔子的离卫返鲁，自有其重大的理由，不可能因为这样一次谈话说走就走。再就是在《论语》中，孔子对于这个孔文子是赞赏有加的，说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尽管卫国与鲁国有着相同的政治与文化，尽管卫国有着那么多的贤人君子与孔子有着心灵的相通，但是已经六十八岁的孔子到底还是想家了。在无人的夜里，这个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一定会仔细的回顾这十四年的流亡之旅，他也一定得出了再流亡下去也于事无补的结论。

于是，他的眼睛深情地盯在了回家的路上。

离卫返鲁

鲁国需要孔子回去。孔子更想回到鲁国。这两个条件一起具备的日子来了，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还是在陈国的时候，孔子就忍不住发表过回家的“自白”：“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党在古代是乡党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指他的鲁国的弟子们。回去吧!回去吧!这是孔子内心的真实道白。回去干什么呢?重新设坛授徒，教育自己的弟子。他说他们是些有大志有豪气又有见识有文采的青年，只是还不成熟，还没有做事的经验与能力，需要锻冶与指导，犹如一块斐然成章的锦缎，还需要高超的裁缝进行精心地裁剪，方能成为合体的衣裳。

就要年届七十的孔子，当会常常回首往事的吧?他知道，已去的岁月里，哪一件高兴的事畅意的事，不都是与自己的学生与教育有关?如果说苦乐参半的话，而这一半的乐或曰幸福，不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教学事业之中吗?这十四年的漫漫流亡之路上，当然总有弟子相随身边，并始终没有离开教育自己的弟子。可是，这毕竟是小规模的，也只有十数个弟子，而且大部分是已经学有所成早已可以出师的了。可是在鲁国，却是有着三千弟子的啊，而且是三千忠诚而又青春勃发的弟子。那种滔滔不绝，那种吟咏歌唱，那种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纵横驰骋、海阔天空，以及教、学相长的心灵的解放与开拓，都是那样越来越强烈地让他将眼睛一次次地转向泗水边的那块生他养他的地方。

那里当然还有他的惟一的儿子伯鱼。他让家乡的人捎过信来，说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大大不如从前了。不过，伯鱼也让人带过来了好的消息，说自己也可能要有自己的后代了。这些是多么的让他牵挂。只是那个伴了自己一生却又没有享了几天福的妻子亓官氏，已于上一年去世了。也许，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和谐，甚至有着某种隔膜。亓官氏对于孔子，也许没有颜征在对于叔梁纥的那种理解与追寻。在鲁国最终不能见知见用的孔子，心中的孤独是难免的。而精神与思想上的不懈地探寻，更让他的这种孤独在家庭之中难以得到理解与慰抚。这，也许是他流亡列十四年的原因之一吧?即使如此，孔子的心里，还是有着哀伤，甚至会有点点的疚歉泛起。毕竟，一个女人，最是将自己的丈夫当作天的。可是十多年来，她的天却不能为她遮风挡雨，更不要说人之常情的夫妻生活。是的，赶紧回去吧，回去了，也好在她的墓前站站、想想，再陈放上一些哀思。

孔子也观察到了一个现象，跟随自己的弟子们，是越来越频繁地来往于卫鲁之间了。他们或者在鲁出仕，或者处理一些事务，还有没有说出口的、也许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要与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的女人相见相晤相亲相融。比如子贡，在公元前四八八年的鲁哀公七年到鲁哀公十一年的四年里，就已经在鲁做到大夫，并常常来往于卫鲁之间。《左传》哀公七年就有这样的记载：公(鲁哀公)会吴于郐，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这年的夏天鲁、吴相会之时，吴国的太宰嚭要鲁国季康子前往，并向鲁国索要牛、羊、猪各一百头为祭品。是季康子让子贡作为大使前去接洽，并用周礼说服了吴，很好地完成了使命。作为老师，自己是忽略了弟子们的这个方面了，他们都是正处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啊。一群男爷们，在十四年的风雨之中，竟然与女性处于一种隔断的状态，这既是一种坚韧，当然也是一种残忍。还有那个南子，她的心与她的貌毕竟都是让人无法挑剔的，也是让人不能忘怀的。自己的在卫被尊重受款待，不也是有着她的一份宽容一份功劳的吗?

还有，还有无法与弟子们述说明白的关于生命、关于人的生死的哲学与实际、身体与精神的问题，最近一两年来是越来越多的萦绕在自己的脑际了。头发越来越多的白了稀了，虽然思绪更加深长而高远了，但是精力的不济却让他时时感觉到。那个不出口的“死”字，其实是这样清楚地常来打扰了。他不说，但他想到了。而自己那个庞大的文献整理计划，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

陈、蔡绝粮之时师徒之间的那次对话与研讨，孔子还会一遍又一遍地回味与反思。颜回那既慷慨激昂又深思熟虑的论说，着实让老师高兴与欣慰。“老师的学说博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容纳得下。虽然是这样，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推销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天下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接受，这样才更能显现出君子的本色!一个人不研修完美自己的学说，那才是自己的耻辱。至于已经下了大力气甚至是毕生精力研究的学说不能够被人所用，那只能是当权者的耻辱了”，孔子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默诵颜回的论说。

可是这十四年的碰壁，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它的全部内容包括这十四年之旅的大量细节，都在指向一个结论：自己的理想与主张，在这样的时代这样时代的天下，是无法行得通了。他又想到了那个叫桀溺的隐士的话，“礼崩乐坏，战乱不止，争权夺利，世风日下，这已经像滔滔的洪水，成了时代的潮流，谁也没有力量去变革它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列国诸侯的权力包括他们不断变化的国土，哪一点不是从反叛周天子那里来的?而且他们还在谋划着夺取更大的国土与更大的权力，可如今孔子却要让他们遵守周礼的秩序，施行仁政，天下归于天子，这不无异于更大范围地与虎谋皮吗?再者，就是从孔子师徒的影响与力量来说，想让各诸侯国毫无顾忌地任用孔子，确实有着相当大的难度。那时的诸侯国，多则数百万人口，少的也不过几十万人口，而孔子光是弟子就有三千之众，况且是藏龙卧虎。如果放手重用孔子，以他们的能量与影响，恐怕担心政权被颠覆的国家不会只是一个两个。

碰壁是必然的。

但是欣慰也是自然的。是这十四年的流亡生涯，让孔子从知天命走上耳顺并逼近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远的人生境界。对于学不厌诲不倦的孔子来说，这十四年的旅程，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学”与最有成效的“教”，十四年的时间与列国的空间，是他们师徒们最好的学校与实验基地。他们的思想、精神、品格与政治理想，也在这种丰富的遭遇与多闻、多问、多见、多识之中，得到着锻冶、提升与成熟。浩浩荡荡的流亡之旅，不也是一种宣传播种之旅吗?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国家的君主、大臣与百姓，也因此而认识了儒家的学说与思想。艰难之中，不断壮大的学生的队伍，证明着孔子也鼓舞着孔子。自己虽然最终没能得到重用，甚至这一生再也没有了通过出仕而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了，但是随行的弟子如子路、子贡、高柴、宓子贱、冉求等人，却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得到着重用。这不仅是后继有人的可喜之事，同时也在间接地实现着孔子的部分政治主张。

这次流亡在列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鲁国，也没有忘记孔子。

早在孔子在陈国发出“归与!归与!”的自白之时，鲁国就有一个人想到了孔子。这个人就是曾与孔子有过“三月不违”、而后又因为“堕三都”失败而分道扬镳的季桓子。

公元前四九二年(鲁哀公三年)，病重的季桓子觉得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了吧?在儿子季康子的陪同下，父亲在大街上乘辇巡看。他要再看一遍鲁国的国都。人之将死，其心也容其言也善?病重的季桓子突然仰天长叹：“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就要兴旺起来，因为我得罪了孔子，让他在外流落了多年，也使国家失去了一次兴旺的机会。”说罢，又转过头来对他的嗣子季康子说：“我或许就要死了。我死之后你一定会接掌鲁国的政权辅佐国君。在你辅佐国君之后，不要忘了把走了的孔子召回来啊。”没过几天，季桓子死了，继承了权力的季康子想到了父亲的嘱咐，丧事一办完就准备将孔子召回来。此时，有个叫公子鱼的大夫出来劝阻说：“从前我们的国君鲁定公曾经任用过孔子，没能有始有终，最后落了个被诸侯耻笑的结局。现在你再任用他，如果不能善终，不是还会召来诸侯的耻笑吗?”虽然没有重新启用孔子，季康子却召回了孔子的学生冉求，也间接表达了对于孔子的和解与信任。

孔子对于就要离开自己回到鲁国的冉求说：“这次鲁国召你回去，不会小用，该会重用的。”其高兴与欣慰里，正满盛着鼓励与期待。也就是在这一天，在孔子向冉求说罢鼓励之后，他又发出了“归与!归与!”的思乡之音。

冉有离开老师回鲁国去了，也把老师的思乡装在了心上。

对于孔子终于返鲁，《史记·孔子世家》作了如下阐述——

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在郎地同齐军作战(今山东省长清县)，并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季康子对冉求说：“您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冉有回答说：“我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又问：“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冉有说：“使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学说不论是传布到百姓中，还是对质于鬼神前，都是没有遗憾的。我对于军事虽然因为有功而累计讨封到二千五百户人家，而孔子对这些却会毫不动心的。”季康子接着说：“我想召请他回来，你觉得可以吗?”冉求说：“您想召请他回来，只要不让小人从中作梗就可以了。”于是，季康子便派了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到卫国迎接孔子。

孔子就回到鲁国了。

对于孔子离卫返鲁，司马迁虽似言之凿凿，但是总还有让不人不尽信服的地方。我们不妨站开一些看待孔子的返鲁及鲁国季氏态度的变化。

有两点足以让鲁国当政者季氏对孔子的态度发生变化。首先还是孔子的国际影响，孔子前此的出走流亡，已经让鲁国“落了个被诸侯耻笑的结局”。这样一个得到国际认可并有着崇高声望的孔子，却要离鲁流亡，长期以来已经对鲁国掌权者季氏形成了不小的压力。请孔子回来，可谓是亡羊补牢，可以立时就将这一压力减轻。还有，季氏通过任用孔子的学生如子贡、冉求等，已经获得了成功，收到了重大的效果，这也坚定了季氏召请孔子回家的决心。他的回国，必然会在鲁国孔子的众多学生中间产生良好的反应，也会相应增强季氏在鲁国的实际势力，并在舆论上得到大的益处。

于是，六十八岁的孔子，终于在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到了睽违十四年的鲁国。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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