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基本精髓（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华文明能持续发展5000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亲和力。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是和合文化。和平、和谐等概念并非中国所独创，其他国家也是有的，合作、联合等概念也是如此。但将“和”与“合”两个单独的字连用成为一个概念，却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独创，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

中华文明能持续发展5000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亲和力。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是和合文化。和平、和谐等概念并非中国所独创，其他国家也是有的，合作、联合等概念也是如此。但将“和”与“合”两个单独的字连用成为一个概念，却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独创，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

在中国文字中，和合两字是两个单独的字，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出现了。

“和”，原义是声音相应的意思，后来演化为和谐、和平、和睦、和善等。“合”，原义是指上下嘴唇合拢的意思，后来演化为汇合、结合、合作、凝聚等。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和合两字开始连用，“和合”就成为一个整体概念。就是说，在承认事物各不相同，有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的和合过程中，取长补短、存优去劣，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生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行和合，等等。和合范畴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和平、和谐或合作、联合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层次也更深入。

《墨梅图》

中国的饮食文化十分发达，也是有其特色的。 中国菜肴讲究味道，其制作方法是调和鼎鼐。食物，加上配料、调料，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人喜欢吃饺子，饺子的味道好坏关键在馅儿，馅的好坏又关键在原料、配料、调料的调和适度。上海有个家常菜“腌笃鲜”，咸肉、鲜肉、冬笋三种原料放在一起，煮好以后，任何一种东西都融进其他两种的味道，而整个说起来，又共同形成一道含有三种又超越三种味道的鲜汤。而西菜就不同了。一盘菜端上来，肉是肉，蔬菜是蔬菜，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盐、胡椒粉等调料还得你自己动手加进去。

中西饮食方式也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宴席，大家围着圆桌团团而坐，共享一席，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圆、和谐、共趣的气氛。而西方人是各端一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互不干扰。

中国民间尊“和合二仙”为吉祥、喜庆、团结的象征。“和合”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治国、处世、为人的一大准则。以此来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中国人讲究团结合作、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还可以折射出多层面的文化心理现象，它的文化含量大大超过了文字本身。中华民族渴望团结，反对分裂，在三四千年以前造字时就充分表露了这一思想。《说文解字》一书对狗和羊的释义是“犬为独，羊为群”，一贬一褒，一目了然。古人认为，“狗和狗相争食而斗”，狗咬狗的结果必然是分裂、离散，这就违背了团结合作的思想，因而带犬（或反犬旁）的字都含贬义。如“猖、狂、狰、狞、狐”等。羊温顺合群，以羊为偏旁的字就含褒义。如“群、善、祥、羡、羹”等。古今中外，男女老少，无不追求一个“美”字。“美”字就是“羊”和“大”字组成的，古人以“大（肥）羊为美”。

中国的文字又反映了中国人崇尚和谐，事事讲求对偶对称。从建筑艺术上讲，中国的传统建筑构思，大至城市规划，小到庭院布局，与方块字的构造非常吻合。北京古城有一条以故宫为中心的中轴线，其街道、城门都从此中轴线向外辐射，东西南北均衡对称。例如：天安门、地安门相对；东四、西四相对……而汉字恰恰是方正对称兼有中轴的方块字。东西南北对称的四合院，是北京传统民居的一大特色，究其形状，是和汉字相似的。

北京四合院

至今中国人过春节时要在大门上贴对联，不但形式上要上下联相对应，内容和文字上都要求对应，讲究对仗工整。明代顾宪成写过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联语不但含意深刻优美，其对仗工整尤其令人激赏。

这种对仗在古代诗词文章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杜甫有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瞧，数词对数词，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以家庭、家族、种族、民族、群体为本，重群体、轻个人，重大我、轻小我。换言之，就是强调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性，个人价值要在社会价值中实现。即使一个生活在偏远地区目不识丁的人，他都知道“国家国家，先国后家”、“国之将亡，何以为家？”因为祖先造字时就把国放在家之前。

在英文中，写信封的次序为收信人姓名、门牌号码、街道、城市、国家，从小到大；而中国的写法正好相反。顺便提及一下。中国的年、月、日的时间顺序，以年统月、以月统日，是统合性的时间观念，以大统小；西方的顺序正好相反，积日成月，积月成年，是分析性的时间观念。英语中，“我”（I）永远是大写的，而在中国文字中，则称自己为敝人、弟、晚生，字还要小一号，书写时还要写在右侧，以示自谦和尊重对方。这一种文化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关怀社会、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文学作品，数量既多，质量又高。

2000多年以前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有人曾形象地将屈原投水殉国的汩罗江比喻为蓝墨水的源头。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就是一部忧国忧民的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陆游垂危时仍然惦记着尚未收复的国土，写下遗嘱《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其深广的内涵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引起后世万千读者的共鸣。唤起亿万同胞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也只能产生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时刻的1935年。

在中国人民之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民族冲突的悲剧，但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以至不断融合，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汉族是今日中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93％，其本身就是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历代史学工作者都注重书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尊重少数民族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

实际上，据一位学者考证、研究，中国历代大王朝中，只有汉、明两个朝代的皇帝是汉人，其余都是少数民族或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犹太民族饱经历史沧桑，散居世界各地，纷纷遭受歧视迫害，促使他们十分重视保持自身社团的团结自卫。北宋时，中国开封有一个犹太族社团。但到19世纪末，这个社团不知不觉地消融不见了。作为一个社团，自然地融合于别的民族，在历史上现在所知仅有开封一例。这个史实表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确实是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促成自然融合的大熔炉。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和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和合的范例。“一国两制”就是“和而不同”。

在国家关系上，西方讲求战胜、征服别的国家。而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们就提出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理想。“协和万邦”这一主导原则，为历代思想家所崇尚。

1405—1433年，郑和七次率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长驶远航，帆舟遍及数十个国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要塞，没有夺取他国一份财宝，只是展示大国雄伟而已。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孟席斯为了研究郑和航海的事迹，到过120多个国家的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有关资料，历经14年的调查研究写成《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一书。孟席斯在书中这样评论：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根本不同，郑和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郑和绘制的海图

和而不同，贵在创新，和是创新的源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踏步不前，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早在1990年就提出“和合学”思想，后来又发表专著《和合学概论》。张教授指出：“所谓和合，是指自然、和合、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以及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的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华夏子孙，不管生活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生活在北美还是东南亚，都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就是各种动物的一些要素统一于一个新型“动物”内。龙的身子是蛇，却生着鱼鳞，尾巴也是鱼的样子。头像马，却挺着狮鼻，张着驴嘴。还有鹿角、牛身、鹰爪、狗腿，等等。鹰可以搏击长空，鱼可以在水中游泳；牛是力量和笨重的体现，而蛇象征着灵活和轻盈；雄狮是凶猛的，而鹿是温和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对对的矛盾体。而正是这样一个和合而成的新奇动物，它可以上天入海，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