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写作的书（用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

新井一二三，日本东京人

新井一二三用中文创作，写时差一小时的日本种种，写土生土长的东京家乡，写一切可爱的日本人。她用母语日文创作，写对中文着迷，好像谈恋爱。写中文生活的魅力无穷。她开始中文教学，要把对中文的热情，继续发扬起来。她和先生都是专职创作者，一人写鬼怪小说，一人写散文。

新井一二三把中文当作日本护照以外的另一本通行证，或者说哆啦A梦的任意门，大胆地走世界各地。她曾在中国坐火车旅行；在加拿大打入华人艺术圈；在纽约唐人街拍摄纪录片；在香港开设专栏，做特约采访。本文选自她最新译成中文的随笔集《我和中文谈恋爱》，讲述她与中文”谈恋爱“的经历。

对中文一听钟情

一九八一年我念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作为第二外语选修了汉语。说起来好神奇，我在一年级第一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就对它一见钟情了。更准确地说，我对它是一听钟情，因为最初吸引我的是汉语的声音，尤其是声调。

在课堂上，老师教我们说：妈、麻、马、骂。

第一声“妈”呢，好比是演员培训班的发声训练一样。在咱们早大大隅礼堂外，不是天天都有穿着运动服的男女一会儿翻跟斗，一会儿发出很大的声音吗？就是那个样子了。同学们，嘴巴大开，吸进空气，大声说“あー”。现在，大家一起说说看“妈”。好。

第二声“麻”呢，是当你吃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发出抗议的声音时，就会说“えーっ？”对不对？就是用那个调子说“麻”。对了，对了。

至于第三声“马”呢，这是你听到别人讲话，佩服不已的时候，会说出来的“へーえ”，就是用那佩服的调子说“马”。不错，不错。

最后是第四声，学一下乌鸦即可。它怎么叫呢？“かー”，对不对？好，现在大家学乌鸦的调子给我说“骂”。好极了。

现在，把四个声调连起来说说看。“あー、えーっ、へーえ、かー”，“妈、麻、马、骂”。

我们做学生的都目瞪口呆。哎哟，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玩的语言呢！从小就说有声调的语言长大的人，也许司空见惯，感觉不到吧。但是，我们日本人从小讲的是平坦到不可能再平坦的日语，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说话跟念经没有区别，结果越说越发困。

以我姓名あらいひふみ（Arai Hifumi）为例。曾经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位老师问过我：在你名字中，重读音节是哪一个，是HIfumi还是hiFUmi，抑或是HifuMI？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全平，是hifumi。多么不好意思啊！相比之下，那“妈麻马骂”要说出来，首先得吸进很多氧气，然后说话要动的肌肉范围也特别广，从气管底下到口腔里各个地方的肌肉，全要动员起来。连舌头都一会儿得使劲说“了”，一会儿得卷起来煞有介事地说“人”。

真没有想到世上竟然有这么好玩的语言！我觉得，说中文简直跟唱歌一样舒服，而且有大脑里分泌出快乐荷尔蒙多巴胺、叫人出神的感觉。直到今天，我站在课堂上教日本学生汉语，每次都会非常开心，不由得高兴起来。

记得那天下课回家的路上，我们班的同学们，都彼此说着刚刚学会的中文客套话“麻烦你了！”“不麻烦！”“明天见！”等等，叫行人们诧异地注视：这批人怎么搞的？难道疯了是不是？除了年轻人确实容易疯疯癫癫以外，主要还是中文非常好玩所致。

那年在早大政治经济学系教我们汉语的是日本数一数二的中文音韵学专家藤堂明保先生。多年后回想初学中文的日子，我不能不觉得自己的运气特别好。藤堂老师当年还兼任饭田桥日中学院的院长，所以我也不久就开始在日中学院夜间部上课了。

在早大政治经济学系，第二个中文老师是当年刚从北京过来不久的杨为夫老师。杨为夫老师的教学方法，强就强在对北京话的发音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对日本学生很难掌握的卷舌音，绝对不允许马虎。站在学生座位旁边，杨老师简直要把手臂放进嘴里似的严厉要求：“把你的舌头弄成汤匙形状，然后往里，再往里，更往里，好，现在说给我听：这、是、什么、书？”当我们学外语时，掌握准确的发音至关重要，但是教发音却非常费事，很不容易。

所以，我至今衷心感激杨为夫老师当年热心的教导。

用中文畅行华人世界

去中国留学两年，我通过亲身经验深深体会到：中文在本质上是讲不同方言者之间的共同语言，好比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区的拉丁文。其实，公元十七世纪，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在写给罗马的书信中，就是把中文官话比喻成拉丁文的。而众所周知，当年中国官场通用的官话，通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几场革命和现代化，翻身为民国时期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

相比之下，我的母语日文则相当于中国一个地区的方言例如上海话，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跟中文的包容性呈现清晰的对比，乃普遍性层次之不同所致。当日本人听到外国人讲日语之际，一定会去注意哪怕一点点外国腔调，或者语法上哪怕小到不能再小的毛病。记得大学时，两位外籍老师对日文的封闭性气愤不已。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马来西亚华人陈老师，他在日本待了十多年，日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他一开口说话，日本人百分之百能够听出外国口音来，使得老师埋怨道：你们日本人的耳朵怎么那么挑剔？

另一位是早大法学院的西班牙语老师，他写过好几本日文书，日文掌握得特别好。可是，有一天，他在早稻田铜锣魔馆咖啡厅跟一个学生聊天，弟子指出来老师的日文用词上有点儿不自然的地方。我在旁边听到两位的对话。老师发怒道：你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觉得非得纠正不可；倘若是一个日本人说了完全一样的一句话，你就不会觉得有错了，你懂吗？

抱歉，他不懂。日本人的耳朵就是自然倾向于排外，永远会识别出来外国腔调。相比之下，我在中国留学、旅游认识的很多很多人，几乎都夸我说：你中文讲得很标准！也许跟我在北京留学，受了北京腔影响有关系吧。不过，我觉得，主要还是大家把普通话当作一种“共通语”，也就是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海外华人都努力去学习而掌握的“人工语言”所致。所以，当一个外国人跟他们一样努力之际，很自然地一视同仁，竖起拇指说：很棒！而不会像日本人那样钻牛角尖，非得找出不一定存在的毛病不可。

回想当年，唯一对我说的中文评价偏低的一群人，果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他们看来，北京话才是最地道的普通话，北京腔永远高高在上。对于外地人讲的中文，人家的耳朵跟日本人一样小心眼、排外得很。听出了哪怕一点点外地口音，老北京就一刀两断说：南方人！这样的情形其实到处都有。上海人对苏北来的外地人也很严厉，绝对听出来他们讲的上海话里渗入的哪怕一点点苏北口音。对北京人来说，北京话是他们村儿里的语言，正如对上海人而言的上海话，对日本人而言的日本话。可是，全世界讲汉语、普通话的十三亿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把普通话当作跟外地人沟通而用的“共通语”，跟自己村儿里的语言，如顺德话、广州话，本来就是两回事、三回事了，所以根本不存在对外国人排斥的动机。

总而言之，中文普通话很有包容性，通行度很高，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因为老是被大家夸奖中文说得好，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结果中文进步得相当快，直到有一天开始想：是否我前世是一个中国人？否则，说中文的感觉怎么会这么自然呢？不过，这也有点像恋爱了：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往往觉得，对方是前世来的老亲人，对不对？

《我和中文谈恋爱》，[日]新井一二三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从中文俗语学人生真理

学外语会扩大我们的世界。每套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每一门外语自然就成为通往另一种世界观的门路。

例如，中文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从小讲汉语长大的人来说，该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吧。可是，对日本人来说，并不如此。在日文里，跟朋友相干的俗语中，最常听见的是“類は友を呼ぶ”，跟中文“物以类聚”差不多，贬多于褒，印象很消极，犹如“朱に交われば赤くなる”，即中文“近墨者黑”。所以，当第一次听到“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之际，我觉得非常新鲜，好像视界一下子扩大了很多。原来，朋友不仅会把我们引上邪路，也会帮我们往外发展。这跟日本人最怕“给人家添麻烦”的心态实在很不同。

又例如，中文俗语“有得必有失”，在日文里也没有意思相同的说法。这句话反之像英文的“You cannot have a cake and eat it too”（不能保留蛋糕的同时把它吃掉）。我之所以喜欢它，因为个中的道理有物理学的根据。好比“物极必反”这句话，也叫人联想到物理学家摆坠子的实验，合理得显然没有反驳的余地，跟日本俗语常见的精神主义呈现明显的对比。

自从开始学汉语，我从中文俗语学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好汉不吃眼前亏，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是我看老舍原作的话剧《茶馆》演出时记住的。一种很合理、很健康的处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却没有类似的说法。也许是武士道影响所致吧，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灭倾向，犹如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所言：虽知如此定失败，情不得已大和魂哉（かくすれば、かくなるものと知りながら、止むに止まれぬ大和魂）。哎！

于是，日本荣格心理学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处方笺》一本书里，要提倡合理性处世方法时，说的是一句“既然要跑，该放下一切”。意思很清楚，就是劝你不要依依不舍地吃着“回头草”。可惜，还是没有马回头那样视觉化的效果。“很具体”而“视觉化”是中文俗语的强势。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话，每次听到，在我眼前就出现一个人穿着本来白色的一套内衣，不知为何糊里糊涂地跳进黄河，出来的时候全身呈现黄色的尴尬画面。

我总觉得中文俗语的世界观比日文俗语的乐观、幽默，例如“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非常喜欢个中的乐观心态。辞典说，这句话翻成日文便会是“穷则变，变则通”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出自《易经》的这句话，现代日本人一般都不明白。反之，生活中，更多人用的是美国式的假西班牙语句子“Que Sera Sera”。这是一九五六年的希区柯克电影《擒凶记》的主题曲，歌词重复地唱“Que sera sera，whatever will be will be”。记得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我已故的姥姥一直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我这次查询才得知西班牙语的造句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知道。总之，意思接近“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了。

有趣的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刚开始做生意的一九八二年，就打了广告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好幽默的一句文案，确信不是日本人想到的。如今上中国网络搜寻“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后句，未料出现的答案竟是“有路必有丰田车”！

说到幽默的俗语，我就喜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相当于日文的“手前味噌”（自我吹嘘，说自己家做的味噌特别好吃），但是画面具体得多了，简直那老王的表情和堆得高高的西瓜都想象得出来。

听起来不大文雅的俗话，表达出来的人生哲理，有时会给人活下去的勇气，例如“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说，活下去不再需要什么正当的理由了，多么好。

我以往事业不如意的时候，常告诉自己李白说的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点名气却马上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只好说着“人怕出名猪怕肥”来安慰自己。有这一句话比没有强不知多少。当家人亲戚带来麻烦的事情，则在嘴里喃喃自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是的，只要能感觉到自己不孤独，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

中文俗语和日文俗语的差距，有时来自环境之不同。比如说，中文讲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翻成日文便是“腐っても鯛”（腐败了还是鲷鱼）了。果然是大陆环境和岛国环境之不同产生了两个乍看很不一样的俗语。想起来都很不可思议，一九八○年代初，我去北京留学的时候，郊区黄沙飞扬的马路上，还偶尔看得到关外农民拉着骆驼进城的画面，因为骆驼能载的货物比马多很多。近距离看了几次骆驼以后，就自然晓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指的是什么意思。同一条路（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西三环路）上，当时也看得到毛驴。近距离看了几次后，对当地点心“驴打滚”的取名要“拍大腿”了。奇怪的是，“拍大腿”翻成日文是“膝を打つ”（打膝盖）。这句话说得太奇怪了，因为打了膝盖，手肯定会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