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古籍数字化工作应注意哪些问题 数字化助推古籍

打开国家图书馆建设的网上“中华古籍资源库”，水墨为底的界面雅致大方，数字古籍、数字方志、宋人文集、敦煌遗珍……十余个细分数据库在网页上排开，彰显国家图书馆特藏的深厚积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华光。更有哈佛大学善本特藏、法藏敦煌遗书等馆外资源，让有需求的读者可以一站式使用多种海内外古籍数据。

日前，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6家单位，在线召开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包括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碑帖拓本等，更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为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研究利用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发布数字化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13万部(件)。

兼顾古籍的“藏”与“用”

将待查的史料原文键入检索框，再根据检索结果进行古籍版本比对和流变探讨，这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系博士生周琪阅读文献、撰写论文时的熟练流程。“在我看来，数据化的古籍资料覆盖面广、检索迅速，在查询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内容时助力很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我厘清史料的版本情况和流传演变，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我的很多同学都经常使用古籍数据库。”她这样讲述自己对古籍数据库的感受。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的载体，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但古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文物需要妥善保护，同时作为文献又必须为读者所用，解决“藏”与“用”的矛盾对于古籍工作至关重要。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认为：“古籍数字化是目前解决这对矛盾最好的办法。”

作为亲历古籍资源持续加快开放共享的学者，杜泽逊分享了自己的一段难忘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为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在上海图书馆的走廊里翻阅所需的古籍目录卡片。上海的夏日高温炎热，他便出去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口中继续查找。对不少古籍研究者来说，这样为了查阅文献而奔波各地不辞辛苦的经历并不陌生。

“从内部使用到把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把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以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上线，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节省了许多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让更多人共享古籍资源

古籍对于文脉传承与文化建设意义深远。在保护的基础上推动古籍传播，让珍贵的古籍走近普通大众，让更多人共享丰富的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力量不可或缺。

学术的繁荣离不开学术资料的繁荣，大量的存世古籍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通过数字化，可以让这些珍贵的资源为更多的学者和社会公众所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指出，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就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这也体现了现代图书馆服务、共享、开放的精神。

在日前的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上，云南省图书馆发布了以史部为主的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其中包括《云南通志》《澂江府志》《普洱府志》《宜良县志》《陆凉州志》等精品云南方志、《盘龙江水利图说》《六河图说》《云南温泉志》《鸡足山志》等图文并茂的山水志和《洞主仙师白喉忌表抉微》《御纂医宗》等医家类文献。

这些文献不仅是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史部善本中的特色和精华，更是研究云南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其中的医家类文献多为云南本地医书，其他地区较为少见。通过古籍数字化，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古籍能够更广泛地为学界和社会公众所知、所用。

天津图书馆发布的馆藏稿抄本文献数据版本丰富、内容多样，南京图书馆发布的清人文集数据库专题性强且罕见，苏州图书馆发布的馆藏民国报纸数据库收录了民国期间苏州18种地方报纸，中山大学的碑帖数据库收录馆藏上自秦汉、下迄近代的珍贵碑帖中的1万余幅……这些地方馆发布的资源不仅兼顾文物、史料和艺术价值，更让极具特色的馆藏资源更广泛地惠及学界和社会。

推动古籍数字化建设

遍布全国的图书馆眼下是中华古籍存藏的重镇，国家图书馆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从2000年开始，国家图书馆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宋人文集、甲骨世界等专题数据库；2007年起，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国家图书馆不断以自建、征集、海外合作等多种方式整合汇聚资源。

2020年4月，国家图书馆新版读者门户上线，整合各类古籍及特藏文献资源统一纳入“中华古籍资源库”；2021年11月实现免登录阅览，读者无需注册登录即可进行检索，古籍资源利用和阅览的效率和速度明显提升……

从藏之名山到走近大众，数字化为古籍资源的共享带来了迅速而可观的进步。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也对古籍数字化的未来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期许。

首都图书馆副馆长胡启军指出，为了让读者更便利地利用这些资源，还需要进一步统筹古籍数据库建设，通过优化数据库访问流程，促进读者无障碍访问，最终全面实现古籍资源的共享。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未来还应进一步打通不同机构的相同类型资源，促进古籍资源整合，实现古籍的“一站式检索”，在技术和资源上互通有无，让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

此外，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姚伯岳更是通过实际案例，即版本学课程中，学生们所利用的材料几乎都是来自“中华古籍资源库”，证明了数字化的优势。他表示，强烈期待进一步推动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古籍数字化学术研讨工作，将古籍保护的理念更多、更好地落实为行动。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