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同性欣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新媒体时代下，"同志"借由社交媒体等平台发声，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逐渐达到了去污名化的效果……

1990年代，“LGBT”一词开始逐渐普及，其为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而在此之前，从石墙骚乱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欧美地区已有许多为非异性恋群体“正名”的努力了——6月27、28日两天被定为同志骄傲日、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去除了同性恋为精神疾病的诊断、1990年代酷儿理论在西方开始逐渐盛行。然而在古老保守的东方国度，秉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公开出柜仍是要面对很大的压力。

台湾地区的婚姻平权运动已行进多年，从文学、音乐到立法，中间隐藏着无数人的期盼和努力，郭强生的《断代》、白先勇的《孽子》、五月天的《拥抱》、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性别平等教育法……都是这些年来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所取得的成果。自2017年5月24日台湾“大法官”释宪以来，目前民众仍在为平权公投而努力，相关草案仅通过一读。

“抵抗”一词既然伴随着亚文化一同出生，尤其是作为伯明翰学派进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关于“越轨”青年的叛逆与挑战、还是来自精英学者的颠覆和解构，抵抗的方式和手段也许越来越隐蔽了，但初衷和努力抗争的意味却从未消解。

就同性恋亚文化而言，符号象征主要表现为多元的彩虹，精神诉求则是宣扬平等的权利，尤其体现在不受歧视的婚恋自由方面，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观和道德观。由获得病理学、生物学及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支持到法律条文的修正和粉红经济的崛起，走过了漫长的阶段。

自1992年起，国内开始出现研究同性恋的论著。其中，从法学、心理学、文学和社会学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论文较为丰富。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于：公众对于同性恋的认知态度、同性恋的生活模式和社会空间、文学或影视组作品中的同性恋形象、同性恋者对婚姻制度的挑战、同性恋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我国媒体对于同性恋的新闻报道等等。

同性恋群体进行抗争的第一步便是去除被污名化的刻板印象。由于大众媒体的宣传，非异性恋者给予人的印象往往是“有罪的”或者犯有“精神疾病的”之类，因为同性恋者被主流文化所排挤，被视为少数族群中的“异类”，所以大部分人往往会选择隐匿在人群中假装自己随波逐流。

然而这种对于身理和心理长期上的压抑终归会引发更多的问题，从婚内出轨、性冷淡者到同妻或同夫的悲剧，实际上牵连了更多无辜者受到伤害，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所以打破偏见的第一步，就是以平等的眼光去正视现象的发生。而自媒体时代下，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同性恋者拥有了自我标签的能力，通过可控的前台向大众选择性地展示出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打造积极的具有正能量的形象来改变传统的认知。

事实上，同性恋者由于承担较少的家庭负担并且较多地把重心放在事业上，因此其中不乏具有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人士。出于猎奇心理而进行关注的路人很可能就此改变。

越来越多倡议者的加入并非基于自身“特殊”的前提，而是在消极自由和主张天赋人权的思想下，对社会不公正的境遇和制度所进行的抵抗。从符号化的彩虹旗到团结一致的平权精神，需要打破偏见的藩篱用更为先进、更为超前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个社会对于少数族群的包容性，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

传播技术的革新带来话语权的下放，有利于新闻真实性的核实和弱势群体的发声，被建构的事实越来越逼近全面客观的真相。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的同性恋群体古已有之，只是淹没在官方话语的垄断之中，缺乏发声的平台难以汇聚成为一股引人关注的力量。

正如西蒙娜·德·伏波娃在《第二性》当中所写：“实际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被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它是被激发的，又是自由采纳的。

“和人的所有行为一样，同性恋是导致虚假、失衡、受挫、谎言，还是相反，会带来有益的体验，这要取决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方式——是不真诚的、懒惰的和虚伪的，还是明朗的、慷慨的和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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