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太和殿正中的匾额是什么 紫禁城中的正大光明匾

“正大光明”匾辨析

尹一梅

乾清宫中的“正大光明”匾是一块墨拓纸匾，除顺治帝的书迹外，其上还有康熙、乾隆二帝的跋文。本文对匾额刻石的原因、刻石何时完成、跋文书写时间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阐释，同时对故宫现存的另一块“正大光明”匾予以介绍。文章梳理了清代五位皇帝的八块正大光明匾，并依据《活计档》中的资料，补充证明了乾隆帝书写安挂的正大光明匾不是两块，而至少有三块。按照时间顺序，最早的一块挂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中。亦因有档案材料的支持，纠正了有学者关于奉三无私殿这座建筑名称首见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误识，证实至晚于乾隆三年（1738年）农历二月九日以前，“奉三无私”称谓就已经确定。

关键词： 正大光明匾 两块墨拓匾 八块匾额 奉三无私殿

高悬于故宫乾清宫中的“正大光明”匾，是一块墨拓纸匾。匾额正中是顺治皇帝“正大光明”四字书迹，从右向左行文。右起首为康熙皇帝的五行楷书，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正月初一日，最后是乾隆皇帝的楷书五行，书于乾隆六十二年（1797年）孟冬月。关于乾清宫的这块匾，所见记载皆讲述在它背后储藏立储遗诏之事，本文的重点则放在匾额自身，并通过档案资料对清代皇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进行梳理。

一、 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

乾清宫始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曾因明清两代数次被焚毁而重建，现有建筑为清代嘉庆三年（1798年）造，著名的“正大光明”匾即悬挂于此殿当中。“正大光明”意出《周易》：“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1]“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2]顺治帝书写这四字，即从此出，意为强大而中正之人君临天下，效法天地，顺应人情，就无暇可指，才能皇位稳固，前途远大光明。

此匾额的出名，更多是因雍正帝秘密立储以其密藏写有储君名字的谕旨，《清实录》记有密藏缘由及当时大臣们的态度。但迄今为止，对于顺治帝书写此四字的时间、最初情况等未见相关著录。清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只记载：“乾清宫顺治十二年（1655年）建，康熙八年（1669年）重建。宫内恭悬世祖章皇帝御笔额曰‘正大光明’”（其下收录了康熙帝的跋文）[3]。

现悬挂于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有康熙帝的刻跋：“皇考世祖章皇帝御笔书‘正大光明’四字,结构苍秀,超越古今。仰见圣神文武，精一执中，发于挥毫之间，光昭日月，诚足媲美心传。朕罔不时为钦若，敬摹勒石，垂诸永久，为子孙万世法。康熙十五年正月吉旦恭跋。”并镌“广运之宝”印文。此跋言明康熙帝下旨摹镌“正大光明”上石缘由，并以期永久流传，为子孙做事法则。石头千年不朽，将文字刻石，存之久远，流传百世，为古人想法。事实证明，刻石成匾决策英明，在乾清宫遭遇火灾一切化为乌有后，顺治帝“正大光明”四字风貌仍能传示后世，实现了传之久远的目的。据刻跋，匾文依照顺治帝的字迹“敬摹勒石”，“摹”是仿效，照着样子做，即依照顺治帝的字迹描摹下来刻在石板上。匾的尾部有乾隆帝刻跋：“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御书扁额，四字传心，一中法守，义足以括典谟。皇祖圣祖仁皇帝恭摹上石，迹藏御书处。兹法宫重建，敬谨摹拓，恭揭楹端，对越羹墙，用诒示万叶云仍，其钦承无斁。乾隆六十二年孟冬月恭跋。”并镌刻“太上皇帝之宝”印文。（图1）

图1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

根据乾隆帝跋文年款，此匾系乾隆六十二年乾清宫失火重建后挂上去的。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其退位后，做了三年太上皇，此时在宫中依然保留使用着乾隆年号，而官方文件则已是嘉庆二年（1797年）。这块正大光明匾上的年款，是宫内继续延用乾隆年号的实物证据，彰显了乾隆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

乾清宫这座建筑曾四次遭遇火灾，明代三次，清代一次。清代的火灾，起于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黄昏。当时乾清宫突起大火，并迅速延及弘德殿、昭仁殿及交泰殿，虽经奋力扑救，然损失惨重。此火是太监郝士通未将熏殿的火盆彻底熄灭，最终引起大火，使乾清宫化为灰烬。对此事件乾隆帝亲自批示惩罚，复建宫殿，也有谕旨。仍依照旧制，从嘉庆二年腊月安梁，嘉庆三年春工程全面启动，至同年十月完工，进展速度极快。十月十二日，太上皇父子视察乾清宫、交泰殿，嘉庆帝对工程极为满意：“本日朕同皇帝进宫，阅视乾清宫、交泰殿工程，规模宏整，悉复旧观。朕心深为喜悦。自上年腊月底择吉安梁，今岁春融兴工，秋仲即已告成，并不费采购之繁，办理妥速，允宜甄叙示奖……”[4]。从乾隆帝书写跋文的年款看，“孟冬月”是农历十月。此次火灾在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说明火灾后的十天之内，跋文即已写毕准备制作新匾。而且新匾悬挂时间应在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以前，因为正月初一时乾隆帝即御乾清宫受贺了。

二、两块墨拓匾与原石

从康熙和乾隆年间墨拓匾的跋文，可知其镌刻的原因、跋文具体书写年月，而文献记载又提供了相关资料助研究深入。

康熙帝的跋写在康熙十五年，制作匾需要时间，从墨迹书写到匾文上石、镌刻、拓制、装裱、做匾到底多久？有张英、陈廷敬、高士奇三位大臣观看完工的康熙帝御制题跋记载能帮助推算时间[5]。张英《文端集》康熙十七年（1678年）闰三月二十二日记：“世祖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大字，今上御制题跋勒石吿成，蒙恩赐观恭纪：圣祖宸章日月昭，传心精义接唐尧。典谟四字垂千古，藻翰重华见两朝。如睹挥毫临墨沼，欣看勒石炳丹霄。吾君孝徳兼文徳，作述同光万祀遥。”[6]陈廷敬的《午亭文编》，有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二十八日《赐御书恭纪二首有序》：“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四字，上御制题跋勒石赐观于内殿，进诗一首：曾侍先皇近玉除，龙鸾重捧九霄书。两朝宝翰辉天府，奕叶奎文映禁庐。典册星云光绚烂，勋华日月气扶舆。还思开国规模远，金匮藏编在石渠。”[7]高士奇的《随辇集》记：“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四字，皇上御制题跋勒石告成，蒙恩赐观恭纪：奎章巍焕五云生，笔力神奇风雨惊。受命皇图基正大，绍庭圣学日光明。欣瞻藻笔临摹法，仰识宵衣继述情。应有巨灵为斸石，镌来螭虎重连城。”[8]张英和陈廷敬的诗文，记载时间相差六天，他们可能在不同之日观看，或同日观看有人疏漏记错，亦或旁人整理文集时产生偏差，但可以肯定御制跋文刻石完毕的时间在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二十八日以前。大臣们观看的是装裱完成的拓片或是完工的匾额，而非石板。因为石板沉重，抬进“内殿”费工费力，且不如拓片黑底白字清晰，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通过大臣们的诗文，可以确定从书写跋文到刊石完毕，直至拓片或匾额完工，用时逾两年。

乾隆帝跋文中“皇祖圣祖仁皇帝恭摹上石，迹藏御书处”，讲的是康熙帝将顺治帝书迹摹勒上石之事，“迹”是指康熙年镌刻的石板存放在御书处。清宫御书处是隶属内务府的一个机构，专门负责镌刻碑帖、拓印拓片、托裱拓本、染造各色笺纸及制作朱墨等工作。《日下旧闻考》记载：“御书处在西华门内南，共房四十三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立，初名文书馆，后改今名。恭刻御制诗文法帖之属。”[9]

乾隆帝跋文中的“敬谨摹拓”，说明这块匾的内容是从康熙年镌刻的石板上拓取的。而他的跋文，是其后增刻的。嘉庆年间的《御书处石块墨刻法帖墨模数目总册》，对于石板和拓片有记录：“正大光明石肆块”，其下小字注“跋石壹块”[10]。“正大光明肆张”，小字注“匾跋贰张”[11]。此记载言匾跋两张，应是康熙、乾隆二帝跋各拓一纸。

故宫博物院另藏一块顺治帝正大光明匾，也是墨拓纸匾，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于文保科技部修复，此前未见相关介绍。是匾墨拓匾心下托命纸，其下还有织造稀疏俗称“豆包布”的白色冷布。托裱好的拓片，由木框、木条支撑。匾心靠近匾框处粘裱红色“万”字纹织锦，木匾框裱蓝色“万”字纹织锦，两色织锦均有褪色。匾框背面粘贴木浆纸遮挡。

此匾无乾隆帝刻跋，康熙帝刻跋在匾的后部。从匾心拓片反映的信息判断，“正大光明”的前三字每字各镌一石，最后一字与跋文刊一石，四字分石棰拓拼裱而成[12]。由于用纸尺幅较窄，拓时接纸。一宽一窄两纸相接，宽纸二尺有余，窄纸约为一尺，拼接在字左侧三分之一处。最后的“明”字与跋文间接纸涉及跋文首行部分字右侧长笔画。装裱时为照顾做匾尺寸，匾文四周另加墨纸数条，使整体增高、增宽。故宫文保科技部同人对修复之匾的尺寸进行过细致丈量，匾连外框纵为112.4厘米，横为397.8厘米。通过此匾尺寸的丈量，使我们对于高悬于乾清宫之匾的尺寸也有认识。（图2）

图2 故宫另藏“正大光明”匾（修复前）

是匾外框的织锦与现挂于乾清宫匾的明黄织锦不同，框后部粘贴的木浆纸，在中国的生产时间是清末，其装裱或修复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故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整理清宫旧藏文物，贯“故”字号，这块匾所属号段于1964年申领。

此匾背部木框上供悬挂用的环纽——“屈戌”，摩擦痕迹不显，据现存老照片，匾曾挂于乾清宫。当时乾清宫内装饰已显破旧，柱子上的对子全部取下，屏门有破洞。宝座也不是乾清宫原物，顶部还装有电灯。照片确切拍摄时间未能断定，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照相技术发明，四十年代传入中国。紫禁城第一次被电灯点亮的时间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末，至宣统三年（1911）年底，清宫各殿电灯大致安装完毕，乾清宫安灯的时间亦在此期间，照片拍摄定居其后[13]。（图3）

图3 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老照片）

比对上述二匾，确定“正大光明”四字及康熙帝刻跋，是从同一石板上拓下的，即乾隆时期的匾利用了康熙时期镌刻的石板棰拓，将原置尾部的康熙帝刻跋移到右面作为起首，乾隆帝的跋文裱在最后，于是就有了现在乾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约纵130厘米，横440厘米）式样。但这两块匾孰先孰后，何种原因更换，未见记载。按理，从康熙十七年匾成后，至嘉庆二年乾清宫焚毁前，所挂之匾应为康熙帝敕命制作，即匾上只有康熙帝一段刻跋。乾清宫重建后，乾隆帝即书写了跋文令人做匾，除他的跋文为新镌外，原匾字迹可从之前的刻石上拓取，匾上也自然有了两位皇帝的刻跋。其后挂在乾清宫的匾，应一直延续此式样。这也在另一张老照片上得到印证，当时溥仪身着朝服坐于乾清宫，身后宝座上方之匾，即是乾清宫现在的挂匾式样。（图4）

图4 溥仪朝服像

鉴于只有康熙帝刻跋之匾存实物又有照片为证，确实曾在乾清宫安挂，因何换匾及何时安挂值得探讨。由于现阶段资料不完备，尝试分析如下：第一种可能是此匾为旧匾，在乾清宫遭火之前便更换下来，毕竟从匾制成到建筑烧毁，已近一百二十年时间。匾换下后保管妥善，延存至今，等现挂乾清宫之匾急需维护或更新，取出用以暂代。其再次安挂在乾清宫的时间应不长，也进行了修整，所以才有后部晚清时期的纸张材料。第二种可能是此匾为晚清制作的新匾，当时由于某种原因急需挂匾，由于一时未找到乾隆帝刻跋之石，只能棰拓康熙帝所刻的一组石板并裱好暂代，完成使命后将其换下。

以上是据现有资料所作的两种推测，真相如何，有待新材料的发现方有确切答案。值得庆幸的是康熙帝期望以传久远的正大光明匾原石，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使两块拓匾和石版形成了一组具有密切联系的珍贵文物。

三、清代皇帝的正大光明匾

（一）顺治帝的正大光明匾

关于顺治帝书写正大光明匾的意义，专家学者多有论及。心怀坦白，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是其基本寓意。作为清初的统治者，刚刚入主中原，面对的是在地域、人口、历史、文化各个方面都超越自己民族的广大民众。如何去领导，怎样树立统治权威，是当权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治帝的“正大光明”，体现了儒家中正治国的思想，既提醒自己如要地位稳固，必须效法天地，顺应人情，又告诫臣民，大清的统治是上承天意，下顺民心的。他以这块匾文来发表治国施政宣言，彰示方针、政策的光明正大，让民众顺服，使国运久长。

由于皇位争夺激烈，自雍正帝实施秘密立储，以乾清宫正大光明匾来承担藏匿写有储君之名谕旨的重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位皇帝皆由秘密立储而顺利即位，这块匾额也因此增加了神秘的色彩为世人不断传扬。而自顺治帝以后，康熙、雍正、乾隆、咸丰四帝也都书写过正大光明匾。

乾隆帝的《避暑山庄五福五代堂记》曾提到了四块正大光明匾：

五福五代堂扁，既以额于宁寿宫之景福宫，兹复额于避暑山庄者何故？敬惟本朝家法，于凡内殿理事处，御书之扁，莫不历代橅勒，以志继绳殷志。故“正大光明”，自世祖至今四世。“勤政殿”,自圣祖至今三世，摹额诸楹，是训是行，章章可考。（自世祖书“正大光明”四字，悬于乾清宫，嗣是圣祖书之观德殿，世宗书之圆明园，余又书之避暑山庄。……）[14]

大意：宁寿宫区域的景福宫有匾额“五福五代堂”，为何又在承德避暑山庄挂此匾额？这是本朝家法，凡内殿处理国事之处有御书匾额的，皆历代摹勒，以记大志延续不断，前后相承。自世祖（顺治帝）题写正大光明匾悬于乾清宫，之后圣祖（康熙帝）书挂在景山观徳殿，世宗（雍正帝）书在圆明园，我（乾隆帝）的题写安挂于避暑山庄。这段文字，不仅言明四位皇帝的正大光明匾挂在何处，还告知世人在不同之地的建筑上悬挂文字相同匾额的原因。

乾隆帝《上元后日小宴廷臣即席得句》诗注叙述得更清楚：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为世祖御书，景山观德殿“正大光明”匾额为皇祖御书，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额为皇考御书，余于热河之勤政殿亦谨遵家法敬书四字悬之殿中。圣训绳承，实我国家万年所当奉为法守也[15]。

关于顺治帝书写正大光明匾的时间、场合等详细信息，并未在档案、文献中找到。清世祖福临（1638－1661年），六岁继位，是满清入关后第一任皇帝，其书写的汉字到底怎样，风格如何，此方面材料和文章不多，主要原因是他的书法多藏深宫，世人难以得见。随着故宫对清代宫廷文物展开细致整理，也有研究成果面世，目前较全面总结和探究顺治帝书法的文章，当数傅红展先生（署名仁和）的《顺治的书法》一文[16]。作为清王朝的统治者，继位后一件重要的任务是接受和学习汉族文化。书法是汉文化中特有的传统艺术，是汉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一国之君，除了政务需要熟识汉字外，也希望能于书法艺术有成就。十四岁亲政后的顺治帝更压力倍增，愈加发奋研习汉字。他的书法作品有临帖与自书，内容大致分为习字帖、佛家语录、临写诸家诗文及碑帖三类，有些作品还著录于《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初编、三编。现故宫庋藏除有他的墨迹外，拓本中亦有书迹身影存留。这些保存下来的书迹，向世人展示了顺治帝在担当治理国家重任的同时，学习和游艺翰墨的历程及成果。虽然这些书法与“正大光明”匾字不全形似，但此四字为他的书迹是定论。

（二）康熙帝的正大光明匾

康熙帝下旨将顺治帝的御书镌刻上石并有御制跋文，除此之外，他在景山观德殿也有一块匾额，搜集到的资料仅有简单描述。《皇朝通志》载：“‘正大光明’四大字，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书”[17]；《国朝宫史》记景山观德殿云：“圣祖仁皇帝御笔匾曰‘正大光明’，联曰‘琴韵声清，松窗滴露依虫响；书帷夜永，萝壁含风动月华’”[18],再未见更具体之说。

（三）雍正帝的正大光明匾

雍正帝书写此字匾，以往只知悬挂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其他鲜有相关信息发布。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述：“正大光明殿额为世宗御书。御园正衙也。圣诞旬寿，受贺于太和殿。常年则于此殿行礼。新正曲宴宗藩，小宴廷臣，大考、考差、散馆、乡试覆试。率在此殿。”[19]《日下旧闻考》记：“正大光明殿内联曰：‘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为世宗御书……”[20]。

《圆明园等园匾额略节》是圆明园近几年收藏的一件文物。其中收录了清代道光年间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匾名共1041个，匾名条目下注有位置或材质等。对于正大光明匾的位置，只有“内檐”二字注释，也无更详细信息[21]。

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有些许记录，可作为雍正帝书匾的补充资料[22]。乾隆九年（1744年）农历六月十六日（记事录）：“十六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正大光明殿内现挂匾对，着换做黑漆地金字匾对。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本月二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黑漆地金云龙青字匾对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匾对俱照样准做，其对子放长大，将柱上匠出头去了。于本年七月十二，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正大光明匾对不必做了。钦此。”[23]此段记载了准备更换正大光明匾，原定做黑漆地金字，后画样是黑漆地金云龙青字，一月后又说不做了，而原匾具体式样不得而知。

乾隆九年七月（裱作）：“十四日，司库白世秀、付催总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金笺纸‘正大光明’扁文一张、金笺纸对一付，传旨：着做一块玉璧子扁一面、平面对一付[24]。钦此。于本年八月十八日，首领夏安持出世宗御笔金笺纸填骚青字扁文一张、对子一付。于十年（1745年）正月十九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一块玉璧子扁一面、对一付持进，挂讫。”[25]宫廷的陈设、匾额时常更换，档案记录使乾隆十年用作替换之匾的情况大致清晰：乾隆九年七月奉乾隆帝旨意做雍正帝书匾，御笔本文是金笺纸填骚青字，做得式样为一块玉璧子匾。根据匾的式样和相配的平面对子，系挂于室内，乾隆十年正月完成并悬挂[26]。

（四）乾隆帝的正大光明匾

乾隆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以往认为有两块，而《活计档》中的相关资料，证明其此书迹匾额至少有三块。按照时间顺序，最早的一块，挂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奉三无私殿于每年农历新年及正月十五宴请宗室及名臣，清昭梿《啸亭杂录》记：“曲宴宗室：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乾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皆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廷臣宴：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之有勋勚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其礼一如曲宴宗室礼，蒙古王公皆预是宴，盖以别燕毛行苇之义也。”[27]

乾隆三年（1738年）《活计档》（油作）：“（二月）十二日，首领夏安来说，宫殿监督领侍苏培盛交御笔‘正大光明’匾文一张、‘富春楼’匾文一张、‘生物气象’匾文一张，御笔‘四海升平’绢对一副。传旨‘正大光明’做璧子匾挂在奉三无私，‘富春楼’做油饰匾一面挂在卧云霞处。‘生物气象’做璧子匾一面，应挂之处挂。‘四海升平’绢对做挂对一副，在四方宁静圆光门两边，钦此。……于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柏唐阿六十五，将做得油饰‘富春楼’匾一面，‘正大光明’、‘生物气象’锦边璧匾二面，挂对一副，俱随托钉、挺钩持去安挂讫。”[28]由此可知，这块挂在奉三无私殿中的‘正大光明’匾，是锦边璧子匾。同时也说明，圆明园中曾有两块正大光明匾，一块是雍正帝书写的，挂在正大光明殿；一块是乾隆帝书写的，乾隆三年曾挂于奉三无私。由于此殿之匾未见其他文献记载，是否抄写档案时误将正大光明殿写成奉三无私？这种可能性极小，正大光明殿与匾文有相同的文字，如果写错尚有可说，而无故写成奉三无私，则无理由。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的记录，也纠正了有学者关于奉三无私殿这座建筑名称首见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误识，证实起码在乾隆三年农历二月九日以前，“奉三无私”称谓就已经确定[29]。

乾隆帝书写的第二块正大光明匾，在盛京（沈阳故宫）崇政殿。崇政殿是盛京等级最高、最重要的建筑，公元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的典礼即在此举行。此殿是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的“金銮殿”，用于日常临朝处理要务。据《盛京通志》：“殿内正中恭悬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一，左右恭悬御书联‘念兹戎功用肇造我区夏’，‘慎乃俭徳式勿替有历年’”[30]。

关于盛京之匾，《活计档》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木作）记载：“十三日，太监董五经来说，首领桂元交御笔米色绢‘泰交景运’匾文一张盛京大政殿内挂，御笔‘神圣子孙’对一副盛京大殿内挂，御笔黄绢‘正大光明’匾文一张盛京崇政殿内挂，御笔黄绢‘紫气东来’匾文一张盛京凤凰楼内挂……。传旨：‘泰交景运’匾对，‘正大光明’匾对，‘紫气东来’匾俱做龙边铜字匾对。……再将本文做匣装好，随匾对发往本处供奉，钦此。”[31]要做的正大光明匾对式样为龙边铜字，写在黄绢上的御笔匾文，要做匣装好交回。乾隆十九年正值乾隆帝第二次东巡，按《起居注》，是年五月初六奉皇太后起銮，九月十一日入盛京，九月十八日起銮回京，十月十一日回到京城[32]。刚刚回京，十三日即有旨意，令做匾对。此匾为金漆九龙边框铜鎏金字，“乾隆二十二年制”[33]，从制作时间及样式看，即《活计档》乾隆十九年十月木作承接完成之匾。

第三块才是乾隆帝提到的避暑山庄勤政殿中之匾[34]，此匾最初安挂时间未见详载。《活计档》（油木作）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九月二十九日记：“二十九日太监吕进忠来说，首领董五经交御笔黄绢‘正大光明’字扁文一张，热河传旨着做黑漆金字一块玉匾一面，随托钉、挺钩。钦此。于二十九年（1764年）七月初六日，领催段六将做得黑漆金字匾一面送往热河挂讫。”[35]御书匾文原写于黄绢之上，传旨做成黑漆金字匾，于次年七月送往热河挂起。内务府杂件档案，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的行文，记录往热河送挂“正大光明”黑漆金字扁一面、安裝靠背等活计，派领催、马夫、匠役等事[36]。

（五）咸丰帝的正大光明匾

咸丰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曾悬挂于故宫养心殿西暖阁的勤政亲贤殿，除了实物外未见更多文字资料。（图5）

图5 咸丰帝的“正大光明”匾

据现存文物及资料记载，清代有五位皇帝的八块正大光明匾（包括在故宫文保科技部修复的一块）曾安挂于紫禁城、景山、圆明园、盛京及避暑山庄。

除上述记载外，故宫尚存几件“正大光明”匾文实物：乾隆帝行书匾两件；咸丰帝楷书匾（贴落）两件（图6）；无款、无印行书贴落两件；还有一件慈禧太后书迹缂丝品，说明她也曾于此文字有书写。（图7）此外，据老照片，太极殿东间东面门上曾挂正大光明匾。由于皇家宫殿、行宫及御园等处的陈设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增减移动或更新变化，不同朝代各殿内的布置摆设也会不同。这些匾文何时书写及与上述所论几位皇帝的匾文有无关系，详细信息的发布还期待今后故宫同人资料的继续整理挖掘和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图6 咸丰帝的“正大光明”匾（贴落之一）

图7 慈禧太后的“正大光明”匾（缂丝）

四、正大光明匾资料择录释疑

《活计档》有圆明园更换正大光明匾式样的记录。

乾隆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木作）：“……奉三无私殿內‘正大光明’，亦照对子[37]做法款式，做黑漆地金字一块玉扁一面。……于十年三月初八日柏唐阿强湧将照‘正大光明’对子样做黑漆金字扁一面，持进悬挂讫。”[38]这段记录也再次证明奉三无私殿确实挂过正大光明匾，并且乾隆十年三月时又挂上了新匾。而乾隆九年十月七日（记事录）记:“……初七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将‘慎修思永’金笺纸匾对送往盘山安挂。现做得盘山雕龙匾对挂在奉三无私殿内。其奉三无私换下‘正大光明’旧匾配对一副，得时交开其里。钦此。于本月二十八日，首领夏安交御笔白绢对一副，系配‘正大光明’匾款式做对，在奉三无私殿内东西边柱上挂。于十年二月十一日将做得盘山雕龙匾对，司库白世秀持进，在奉三无私挂讫。其奉三无私换下旧匾，于十年七月二十日配得对一副，交开其里收讫。……”[39]这两段文字，皆旨奉三无私殿内正大光明匾更换样式，短短几个月内两次要求换匾，并在二十几天内挂上两块新匾，致使事情有些迷乱。现梳理一下两段档案：1、乾隆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传旨木作“正大光明”照对子样式做黑漆地金字一块玉匾，说明原对子是黑漆地金字的，原匾式样未知。乾隆十年三月初八日，挂新匾于殿内。2、据记事录，乾隆九年十月七日传旨将盘山雕龙匾对挂在奉三无私殿内，次年二月十一日匾对挂讫。3、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送来一副配“正大光明”款式的御笔白绢对子，指定挂在奉三无私殿内东西边柱上。4、换下的“正大光明”旧匾配对一副，交开其里[40]。

为何在短时间内更换两块新匾？可能性有二：一是盘山雕龙匾并非替换“正大光明”，而是在殿内择处安挂。二是由于正大光明新匾制作时间较长，乾隆帝令暂时换上盘山雕龙匾。第一种可能性情况简单，不必分析，重点分析第二种。原正大光明匾与对子款式并不匹配，因此以对子为样子做新匾，做匾工期九月余。在九个多月当中，盘山雕龙匾成形，乾隆帝下旨将其替换旧匾挂入奉三无私。随后“正大光明”新匾完成，于二十几天后安挂，至于盘山雕龙匾再无记录提及。从首领夏安交来御笔白绢对，言为配正大光明匾款式做，并指定了安挂的具体位置看，乾隆帝无意替换掉“正大光明”，又安挂了一副对子与其相配，而此时新匾还在制作当中。

雍正帝的正大光明殿匾也曾想换式样，最终没有更换。乾隆九年六月八日（木作）：“初八日，首领夏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御笔白绢‘乐善堂’扁文一张、钓的油纸对一副，传旨着做黑漆地铜镀金字一块玉扁一面、对一副。钦此。于本月二十一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乐善堂扁对不必做铜字，着照‘正大光明’扁对的做法做黑漆地金云龙青字扁一面、对一副。钦此。”[41]。虽然是说乐善堂匾的制作，却透露了正大光明匾的式样。但所依照的是正大光明殿里雍正帝书匾，还是奉三无私中的乾隆帝书匾未记清楚。仔细分析，应为雍正帝所书之匾。首先，在上述五月二十四日（木作）档案中，有旨奉三无私殿內“正大光明”改做黑漆地金字一块玉匾，乾隆十年三月初八日做成并派人悬挂。虽然档案并未说明原匾样式，但既然此时要更改匾的样式，说明不再中意，不应以其作样本。第二，前述“雍正帝的正大光明匾”段落中乾隆九年六月十六日记事录的记载与木作此条记载，同在六月二十一有旨，一条是准照画好的纸样做正大光明匾，为黑漆地金云龙青字；一条是“乐善堂”照“正大光明”做成黑漆地金云龙青字匾。这应是乾隆帝看毕准备更新的正大光明殿的雍正帝书匾纸样后，批示乐寿堂匾亦按此制作（虽然一个月后指示正大光明殿匾不必做了），同一天当中太监胡世杰传达了两条旨意。

结语

正大光明匾没有顺治帝落款和钤印，但确系依其字迹摹刻上石并棰拓装裱而成。虽然顺治帝的原迹已无处寻觅，其字形态却依康熙帝摹刻的匾文传与后人，而自其后，清朝又有康熙、雍正、乾隆、咸丰四帝有此字匾额。顺治帝书此四字，以明其志，向世人宣告统治的正大光明。康熙、乾隆二帝则以表其心，言为承圣训，将“正大光明”作为子孙万世的法则遵守。这些保存下来的匾额，是珍贵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是重要的历史见证物。通过进一步搜寻和挖掘清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的资料，从而得出圆明园奉三无私殿称谓不晚于乾隆三年农历二月，乾隆皇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也曾安挂于此建筑中的结论。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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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易·大壮·彖辞》，见金易芳、吕绍纲著：《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3页。可解释为：强大的人由于坚贞正直故而强大，天地之道从中可见。

[2]《周易·履·彖辞》，《周易全解》第102页。大意为：刚而中正之人，一旦践履帝位，君临天下，即无暇可指，前途光明远大。

[3]（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9页。乾清宫为明、清两代皇帝寝宫，其共经历火灾四次。明代三次重建，清代较大规模的修建共五次。参见李燮平：《清代乾清宫沿革概要》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上），第193页。

[4]《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九）》第二七册，第1063页。

[5]参见李文君：《正大光明匾试说》，《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传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8-132页。

[6]（清）张英：《文端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一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4页。

[7]（清）陈廷敬：《午亭文编》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一六册，第174页。

[8]（清）高士奇：《随辇集》卷二，清康熙刻本，第七至八页。

[9]（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四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90页。御书处专有法帖大库，这在清宫档案中有记载，应为准备上石的墨迹、拓本及新拓本的存放地。此外，管理镌刻完成的石板也属御书处职责。石板的存放地点原在御书处房后迤南，西华门内西南角楼下排列，后搬往御书处空闲房间放置，因数量太多房间尚不敷用，于是又在武英殿空闲库房内分存。

[10]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之《御书处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库贮木版石块墨刻法帖墨模数目总册》，“各项法帖石块开后”条内记载。

[11]见《御书处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库贮木版石块墨刻法帖墨模数目总册》“懋勤殿等处陆续交本处收贮墨刻法帖数目开后”条内记载。

[12]石板现藏故宫。基于原石存放保管的特殊性，搬动核对有困难，未能亲核石版，大字与刻跋同刊一石的结论，系据拓片上信息得出。

[13]尚国华、芮谦：《紫禁城宫殿采光和照明的发展》，《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4]《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三）·石渠宝笈续编（一）》，上海书店，1988年，第229页。

[15]《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七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26页。

[16]仁和：《顺治的书法》，《中国书法》，2004年第2期。

[17]《皇朝通志·金石畧》，《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四五册，第539页。

[18]（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6页。

[19]（清）吴振棫：《养吉斋丛録》卷一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9页。

[20]《日下旧闻考》第四册，第1326页。

[21]《圆明园等园匾额略节》，2017年8月圆明园管理处制有复制品。此《略节》情况，见张仲葛的《圆明园匾额》一文，载于《圆明园》第二期，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1985年1月出版。

[22]《活计档》是清内务府造办处承办宫中各项活计档册的总称，其中最主要的是各作承办活计清档，此外还有为承办活计往来的文书簿册及值班、值宿档等。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24]一块玉璧子，是匾和对联之类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其中有两个概念。这里璧子与箅子相通，箅子是方格状的龙骨，薄的木板或纸绢类材料可以均匀平整地附着在其上，避免了实木的开裂、过重等问题，又便于悬挂或更换匾联内容。一块玉是形容匾联的表面不起边，状如整块玉材。此解释出自故宫朱传荣老师的研究。

[25]《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第729页。

[26]《活计档》乾隆九年农历八月（裱作）记录：“初二日，太监张国祥持来《懋勤殿图记帖》一件，内开:首领郑爱贵行造办处：今有圆明园殿内正大光明匾一面、对一副，‘长春仙馆’横披一张，用骚青二斤，记此。”正大光明殿雍正帝书匾及对子所用骚青数量，即包括其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第741页。

[27]（清）昭梿《啸亭杂录·啸亭续录（卷一）》，清钞本。据学者研究，奉三无私殿曾于乾隆五年（1740年）举办过后来定制的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的“上元三宴”，即正月十四日奉三无私殿宗亲宴、十五日正大光明殿朝正外藩宴和十六日正大光明殿廷臣宴。

[28]《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8册，第109页。

[29]《活计档》（如意馆）：“（二月）初九日，司库图拉来说，太监憨格传旨：奉三无私殿內上橫楣中间着唐岱画山水，两傍橫楣着沈源、丁观鹏画人物，其中山石地坡着唐岱帮画。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8册，第211页。

[30]《钦定盛京通志》卷二O，《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O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346页。

[3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第471页。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十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9页。

[33]佟悦：《盛京宫殿建筑探索拾零》，《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

[34]避暑山庄勤政殿，面阔五间，前后出廊，卷棚歇山顶，有东西配殿各三间。乾隆时期为临时接见群臣发布政令之地，殿内宝座上悬挂正大光明匾。《大清一统志》“勤政殿”条下：“高宗纯皇帝敬天法祖，式勤民隐。巡行所至，离宫别殿，悉循圆明园之制，题以勤政殿，内面南额曰‘正大光明’”。见（清）穆彰阿、潘戏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四二，《续修四库全书》第6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4页。

[35]《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8册，第364页。

[36]《管理造办处事务郎中寅等为往热河行取口票事致都虞司文》，《活计档》第29册，第233页。

[37]对子即对联，又称楹联，是写在纸上、织绣品上或刻在竹、木、柱子上的对偶语句。

[38]《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第490页。

[39]《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第311页。

[40]清宫档案中多处提到开其里。雍正十三年（1735年）时，有他往裱作送《无量佛经》着托裱的记录。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有到皮作送画配锦囊，到裱作托画、换画签，往珐琅作送鼻烟壶，传旨收拾粘补及完成后由其呈进的记录。从雍正末年至乾隆二年（1737年）四月，《活计档》记为“太监开其里”。乾隆二年五月时，有了“首领太监开其里”的记录，七月以后基本即称“首领开其里”了。从档案看，他不仅接收换下来的旧匾，还遵旨往造办处传交了大量珍品进行修整、装配，如画卷的托裱、配匣、刻签，为器物制座、配饰件等等。各行宫物件的安置，也多经其手办理。自乾隆十年二月十日皮作记录称其首领之后，他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少出现。直至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又有记录，称谓依旧。乾隆三十年（1765年）八月至裱匣作，则冠以“总管”之称了。

[4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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