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鞭长莫及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量入为出”中的“量”为衡量的意思；“入”指收入；“出”指支出。整个意思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支出的用度。

这一成语出自西汉时经学家、礼学家商丘人戴圣的《礼记·王制》：“冢宰（即太宰，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制国用，必于岁之杪（miǎo，指一年的末尾），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lè，余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不受私丧的限制）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管理财政的官员在编制下一年度国家经费的预算时，一定要在年终进行，因为要等五谷入库之后才能编制预算。编制预算要考虑国土的大小，年成的丰歉，用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数作依据来编制预算，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如何开支。祭祀的费用，占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遇到父母之丧，虽然在服丧的三年内不祭宗庙，但天地社稷之神却照祭不误，因为天地社稷之神比父母还要尊贵。丧事的开支，用三年收入的平均数的十分之一。丧事和祭祀的开支，超过了预算叫作“暴”，决算有余叫作“浩”。祭祀的开销，丰年不可铺张浪费，荒年不可节俭从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储备，叫作储备不足；如果没有六年的储备，叫作储备危急，如果没有三年的储备，国家就不成为国家了。耕种三年，一定要有一年的余粮。耕种九年，一定要有三年的余粮，以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数来编制预算，这样，即使遇到水灾、虫灾、旱灾凶荒的年头，老百姓也不至于饿肚子。然后，天子的膳食才会顿顿有肉，而且吃饭时可以奏乐。

《王制》认为，国家一年的总预算要通盘考虑，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支出，同时防备各种自然灾害也必须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做到即使遇到荒年社会也不至于混乱，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古代的农业社会，人们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几乎没有，丰歉多凭只能由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决定，靠天吃饭，天灾是难以控制的，因此，政府财政收支一定要全面考虑，做到未雨绸缪，合理打算。预算以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数为考虑依据，征税多少要考虑是丰年还是歉年，丰年时，可将收入的一半确立为三十年每年的征税额度；当年的支出要估计到来年的收入情况，予以防范，切不可大手大脚。此外，管理者要长远打算。在丰年时不考虑来年有歉年发生，祭祀、吃穿支出无度，到时候因财政赤字再增加赋税，必定会造成民众的极大负担，甚至容易激起民反；如果丰年时政府不奢侈浪费，就能节约大量经费，这样即使来年歉年，赈济时就有保障。

《礼记·王制》是集中讨论政治活动之礼的著作，因为说得至情至理，后来成了儒家经典。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的两千多年里，《礼记·王制》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国家政治社会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制》的主题是在维持王道理想和封建制度建构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和程序，使封建之礼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可作为纠正政治弊端的根据。由于《王制》中的一些观念符合当时人们的理想，所以不但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在儒家思想传播到国外后，不少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以此为蓝本。《王制》倡导的思想也成了后世一些思想家制度创新的灵感来源之一，尤甚是在中国制度变迁和思想演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量入为出”是治国的方略，也是治家的方略，行之有效，因此便成了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