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数字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和出口技术结构有哪些影响）

根据以上数字化水平提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第一，通过数字化水平的提升，高技术企业内部可以减少创新过程中的费用，数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研发新产品时准确定位，能够模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因此，数字化手段的运用会促进高技术企业内部管理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提升以此获取出口价格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规模。

第二，高技术产业本身在创新难度方面都相比中低技术产业更难，所以研发投入强度在高技术产业内的需求会更高。

同时，研究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作用。另外，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使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复杂度得到明显提高，这种提升效应是由提高技术外溢效应等机制来完成。本文首先对本文的相关研究概念进行解析，包括对数字化水平进行定义，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高技术产业所包含的范围。

同时，在理论基础部分，阐述生产要素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创新相关理论，为机理分析部分奠定基础。最后在机理分析部分，首先是数字化水平对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研究认为数字化水平可以通过要素禀赋路径发挥规模扩大和成本节约效应促进出口贸易量；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发挥研发投入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价值链地位。

其次，根据高技术产业的产业特征推理出数字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路径与结果，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认为数字化水平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规模的扩大和我国贸易技术结构的改善。对我国而言，作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发者，以往都是通过引进技术等方式进行追赶，而在第四次数字革命中，中国许多企业均已跻身世界前列。

在“2021年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中，有18个中国品牌上榜，其中有13个品牌实现了品牌增值。其中腾讯、阿里巴巴稳居全球前10强，拼多多、贝壳为新上榜品牌，华为、海尔、小米作为制造业的代表也位列其中。中国企业引领的数字化时代的革新正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正往高质量发展。这是由于，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大量使用和重复利用推动了数字技术的融合与创新。

产业融合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加快了产业的融合与创新，并持续的渗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使得以往的技术范式、市场格局、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作为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的主要参与者，能够和先进国家共同制定技术、市场和制度标准，这为中国实现追赶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大契机。

创新驱动理论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当一国从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来推动经济增长时，创新就在其中发挥重要的驱动作用。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作用的产物。通过对创新活动进行区分可知：

一是基础创新，是一项以研发投入为前提的商业创新活动例如新产品的诞生或旧产品的升级；

二是次级创新，是经济活动中获得技术进步的连续过程，是经验积累和外溢效应的结果。简单来说，基础创新活动就是研究开发，次级创新就是“干中学效应”。

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很大时，除了在国际贸易和行业生产方面积累生产经验外，通过购买专利、FDI外溢效应、进口技术溢出和出口“干中学效应”增加次级创新外，还可通过有意识的R&D投入进行技术模仿来提高技术水平。这一创新办法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基础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其成本相对较低。但与干中学效应不同的是，在这个时期，技术差距在技术模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受到开放经济的重大影响。

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边干边学积累了后发优势。而当技术存在变迁、更迭时，此时发达国家可能会因为既得利益的束缚和对新技术效率的担忧对新技术表示排斥。而发展中国家更愿意采用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新技术，尽管其初始效益可能偏低，这样一来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这就是国际竞争的“蛙跳”增长模型的产生原因。

通过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新技术、新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另外在产品层面，技术革新能促进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宏观层面，技术水平的提升会催生一国新兴产业的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长远来看，技术创新会改变一国出口贸易结构，增加出口结构中的技术附加值，促进一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根据二〇一八年测度的数字化水平排名进行分组测度，从核心被解释变量来看，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高、低数字化水平的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量和质的提升都有促进作用。

其中对低数字化水平区域的作用更强且效果均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低数字化水平区域实现数字化水平一个单位的增长需要的时间维度相对高数字化水平区域更长，所以相对较长时间段内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就相对更大。从控制变量来看：第一，研发强度为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带来的促进作用在高数字化水平区域更

第二，FDI在高数字化水平区域表现为正，在低数字化水平区域表现为负。可能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溢在高数字化水平区域开始显现、促进了地区创新，而在低数字化水平区域FDI带来的还是竞争的加剧。

第三，友好的外资环境和宽松的金融贷款支持都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出口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长。

第四，器具设备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在高数字化水平区域变现出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在低数字化水平区域变现出负向作用。

第五，在高数字化水平区域，高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能显著提升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提升出口量的层面作用却不显著；在低数字化水平区域，产业规模的扩大会抑制高技术产业出口量的增长、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两者效果都不显著。

可能是因为产业的规模不能代表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产业内较多中小企业缺乏核心技术，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依赖头部企业的创新。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全样本下、分时间段下、分区域下，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数字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结构均有积极影响。

数字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量的作用减弱，但一直是正向关系；数字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作用在金融危机后变的显著。各地数字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均为正向作用，但部分地区作用效果不显著。各变量在不同样本下变现作用各异，存在时间和地区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