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钦宗如果不投降会怎样(为何景泰帝能守住北京城)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九鱼亭
经常有人把于谦和李纲做对比,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能挺身而出、力缆狂澜,只是结果却是迥然不同,于谦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挽救了北京城和大明国运,而李纲尽管用尽浑身解数,也救不了北宋。
当然了,不论结果怎么样,于谦和李纲都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他们应受到后人的推崇和敬仰。皇帝是一国之君,是整个国家的最高领袖,所以不管成败,统治者都难辞其咎。那么为何朱祁钰可以保住北京城,而宋钦宗则守不住开封呢?
一、朱祁钰坚决抵抗,宋钦宗主张妥协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由于王振的胡乱指挥,明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二十万精锐部队毁于一旦,就连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了俘虏。追究原因,主要是由于朱祁镇对王振的宠信和偏听偏信。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境,宋徽宗赵佶看到事态危急,干脆直接甩锅,把皇位给了儿子赵桓,自己则打好包裹,逃出了开封城。宋钦宗赵桓面对的是个国之将倾的混乱局面。
在朱祁钰、赵桓即位之前,都有一位不靠谱的君主,当然朱祁镇比赵佶还是强不少,最起码朱祁镇被俘也没有给大明王朝丢人,依旧保持着君主的气节,而赵佶还未开战就临终逃跑,难免被人诟病不已。
朱祁钰临危受命,虽然他心中也有惶恐,但他仍坚持了下来,因为他心中还有抵抗外敌的信念。
史料记载“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
瓦剌大兵压境,朱祁钰召开廷议商议对策,立马有大臣上奏建议南迁,却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严厉批驳。事实上,于谦说得的确很对,但决策权还在朱祁钰手中,朱祁钰并没有多说,很干脆地定下了守城的决策。如果朱祁钰是个胆小之辈,那么不论于谦怎么说,他都不会同意,之所北京保卫战赢得胜利,朱祁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金军的威胁,赵桓刚开始还在犹豫,李纲则掰开揉碎给皇帝解释逃跑的利弊,稍微安定之后,侍者跑来汇报,皇后那已经打点好行李,准备走了,赵桓马上从床上蹦下来说了一句:“朕不能留矣。”
李纲则再次苦口婆心劝说一番,赵桓决定不走了,只是还没有片刻功夫,赵桓再次决定要逃跑。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赵桓却是三番五次要逃跑,这哪还有一点君主的尊严,这不是拿军国大事当儿戏吗?碰到如此君主,这城就不可能守得住!
当然,最终,李纲还是把赵桓留住了,只是宋廷的妥协政策依旧没有变,只要金军提要求,那么宋朝就全盘答应,既然如此,金军就变得越来越得寸进尺,于是覆国之祸无法避免。
二、明廷众志成城,宋廷一盘散沙
在于谦大声喝止南迁的言论之后,明廷变得空前团结,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总览兵权,开始了迅速、高效地战前准备。于谦调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的沿海备倭军,江北各地的运粮军迅速入京勤王。
为了解决京城粮食问题,勤王部队在进京途中,将通州的粮食运抵京城,安全和效率兼备。在朝廷调配下,几乎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他们毫无怨言,高效率地执行着中央的命令,因为这是帝国的都城,这是最后的防线。
事实上,当时所有的军政指令都是由于谦一人下的,随着形势变化,于谦口述命令,官员直接下发执行,于谦才思敏捷、精力充沛,纸片大小的命令,即刻可以传到万里之外。除了于谦的高明之外,那就是上下齐心,如此大规模的军事、物资调动,不可能只是于谦一人的功劳。
如果政令不通畅,下属不服从,就算于谦再牛也无济于事。大敌当前,所有人放下小我,成就大我,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大家众志成城、勠力同心,这才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反观宋廷,金军兵临城下,皇帝想要逃跑,百官一心妥协,为何赵桓屡次要逃跑,不全是皇帝的责任,是那帮宰执大臣一直在劝赵桓逃走。整个开封城内弥漫着逃跑主义、投降主义,军队士气低落,人人自危,这就是当时开封城内的局面,大敌当前,如何抵挡?
宋朝人不乏英勇报国之辈,可是在核心权力几乎没有这种人,于是乎百姓拿起锄头、扁担准备抵抗时,朝廷则一直在妥协,割地、赔款,宋朝人的财富源源不断送到金军大营中,直到再也拿不出分毫。等金国人吃饱喝足,带着徽钦二帝打道回府了。
三、国力不同
土木堡之变让明军损失二十万精锐,但只过两个月,保卫北京城的部队增加到二十二万人,于谦在短短两个月内,调集这如此数量的部队,而且是训练有素、军容整齐。不仅如此,在极短时间内,京城的粮草、军械、全部准备就绪。
虽说明军失败了一次,但整体国力没有丝毫减退,行政效率、军兵素质、物资调集能力,这都是国力的体现。仁宣之治给明朝积累了相当强的实力,只是因为在土木堡明军被暂时打晕了头,等转过身来,仍是一头猛虎。
宋徽宗是一代书法、绘画大师,其艺术造诣之高罕有匹敌,但宋徽宗真不适合做皇帝。为了他的假山园林,在京城搞出个“艮岳”,为了找到漂亮的大石头,在江南搞出了“花石纲”,毒害江南二十年。加上那个臭名昭著的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把国家搞得是鸡飞狗跳,民不聊生。从上至下,贪墨横行、腐败丛生,如此这般,国家还能有个好吗?
综上所述,如果将帝国的覆灭归咎到命数,这是不恰当的,既然政权是人创造的,那么就应由人来承担责任。朱祁钰临危受命,表现得沉着冷静,他无疑是国家的拯救者。宋钦宗面对危局,首鼠两端,一味地委曲求全,成为众矢之的,也无可非议。
参考资料:《明史·列传第五十八》、《宋史·列传一百一十七》、《宋史·本纪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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