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西事件是否发生战争（佩洛西事件是近代以来中西关系的最大拐点）

壹

近代以来，中西关系是中国的轴心性问题。而中西关系问题，实质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问题。“师夷长技”就是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实现实力赶超。“制夷”就是在实力崛起之后，对西方蛮夷进行管制和教化。

晚清的魏源，是站在传统的义利之辨的学术参照系中看待中西问题，以中国为华夏，以西方为蛮夷。华夏蛮夷的区分在义利，在有无义理，以义理为本就是义，缺失义理唯利是图就是利。以此看，西方符合蛮夷的标准和定义。

不过西方是一种特殊的蛮夷，一种拥有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长技”的蛮夷，并为中国带来历史空前的威胁，这也是李鸿章的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样晚清对西方的认知就是一分为二的，认可其技术，否定其文化，因此主张学习其技术，而摒弃其文化。

事实证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法是英明正确的，此后的中国也正是沿着这一路线前行，直至今天。只不过需要做一个小小的修正。魏源的“长技”只包括产品性技术，需要扩展一下，把制度性技术也纳入进来。

晚清的“师夷长技”只包括产品性技术，而且集中武器制造上，这就是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1894年甲午惨败，证明不消除晚清制度的腐朽因素，不引入西方先进的制度性技术，中国无法完成“师夷长技”，无法实现实力的崛起。

民国后，开启了“师夷长技”的新阶段，将制度性技术也纳入进来，甚至以制度性技术为主。

制度性技术也是技术，存在一些先进的可取的制度性技术，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制度在整体上是先进的，更不意味着西方文化在整体上是先进的。评判制度和文化在整体上先进落后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义利之辨，就是义利标准，也是义理标准。即便西方存在一些先进的制度性因素，但并不足以改变其缺失的义理的实质，依然是落后的蛮夷。

更完整地说，西方是一种存在先进的产品性技术和某些先进制度性技术的，三千年所未有的特殊蛮夷。

遗憾的是，民国之后的人们并没有形成这种正确的认知，而是开始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在整体上、系统上是先进的，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在整体上、系统上是落后的。更关键的是，改变了评判的标准，将之前中国传统的义理标准，改变成现代西方的技术标准、经济标准。将技术和经济是否先进看成制度和文化系统是否先进的评判标准。

这样，因为西方技术和经济发达，所以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就先进；因为中国技术和经济落后，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就是落后的。

在评判标准被改变后，中国就抛弃了传统的义利之辨、华夷之辨的标准和视角，西方就从无义之蛮夷一跃而成发达国家、先进文明，中国则由义理之华夏而坠入落后国家、落后文明的深渊。

代表这一错误的认知极端的，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此后变成国民党。国民党走的是系统性西化的路线，主张和践行系统性地引入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如此，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辛亥革命是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而新文化运动则彻底否定中国的文化。

这意味着国民党的路线在根本上不仅是崇洋媚外的，而且脱离中国实际，包括脱离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这导致其制度革命流于形式和表层，不是消除了晚清制度中的落后专制因素，而是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形式，将它们重新包裹起来。

晚清的政府和制度在名义上被推翻了，但是其专制落后因素却又重新寄生在从西方引入的民主制度之中。使得中国陷入一种更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而国民党则不过是军阀之一，其后来经过北伐战争而实现的统一，也是形式的，其内部却是派系和山头林立，军阀割据内部化了。

这种局面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极为不满，一战期间，也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让它们眼前一亮，因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截然相反，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尤其是下层穷人的一边。这更合乎义理。

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以及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实际上就是对国民党的一种纠正。国民党对西方制度的引入是反义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尤其是改造，则是合乎义理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义理化。尽管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合乎义理，但因为其直接出现在西方，并未达到真正的义理，依然缺失义理。“中国化”就是将“中国实际”中所存在的真正的义理因素填充到其中，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义理式的马克思主义。

从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义理化，整个民国就成为一个积极引入西方制度性技术的时代，将西方的制度性技术引入中国，同时根据义理标准对其进行评判和改造，形成一种“义理为体，西方制度性技术为用”的“中体西用”的制度新形态。最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胜出。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学习对象，开始将苏联的产品性技术和制度性技术引入中国，并积极将其中国化、义理化。其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国有经济体系的奠基，以及所配套的管理制度、行政制度。

改开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又重新成为中国的主要学习对象。又将美国的产品性技术和制度性技术引入中国。制度性技术主要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开放和培育了私有经济部分，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私兼备的良性经济结构，形成以“义理为体，以技术为用”的“中体西用”的具备中国特色的“义理经济模式”。中国不仅成功实现了技术和经济的实力崛起，而且还固守了中国义理之特色、本色。

从民国至当下，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地“师夷长技”长技的过程，只是和晚清相比，“长技”的范围扩展了，把制度性技术也纳入进来。制度性技术和产品性技术都是技术和工具，关键在如何使用它，为谁服务。一个社会的决定因素，制度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决定因素，并不在技术本身，而在这些的使用方式，它为谁服务，服务于谁的利益。

在西方，技术，包括产品性技术和制度性技术，是为少数的资本家所服务的，是资本家压迫、盘剥本国人民，以及压迫和盘剥非西方国家的工具。

中国对西方技术的学习和引入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迷信的输入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判断和选择过程，其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就是义理。一方面只引入，符合义理的、能够帮助捍卫义理的技术；另一方面，又将引入的技术义理化，将其彻底改造成义理化的服务于人民利益的工具。

在这个对西方技术，尤其是制度性技术的引入过程中，中国表现出强大的制度评判和识别能力，也是文明、文化的评判和识别能力。实际上，放眼世界，也只有中国拥有这种独立的制度评判力，不仅其他非西方国家没有，连西方国家自身也没有。缺失制度评判力的结果，就是陷入制度技术的崇拜，将制度技术意识形态化、教条化。

今日之美国和西方，已经陷入严重的制度迷信和制度崇拜，将民主制度教条化、意识形态化。在其内部，深陷“政治正确”教条而不可自拔，在其外部，则企图挟民主教条、西方价值以令全球，将其民主和人权双标化、虚伪化。

贰

2008年之后，中美两国开始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崛起的愈发被确认，而且发展势头依然不减，而美国制度和文化劣势则不断暴露，尤其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而与中国进行经济对抗，以及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从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当中国实现实力的崛起之后，“师夷长技”的阶段就结束了，而转入“制夷”阶段。所谓的“制夷”，就是以实力为支撑，对缺失义理的西方蛮夷进行管制和教化，对其缺失义理的无耻卑鄙行为进行制止和约束，以及对其进行义理教化，促使和保障义理秩序在全球得以出现和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礼乐征伐自中国出”。

刚刚发生的佩洛西事件，就是中国从“师夷”阶段，转入“制夷”阶段的标志。也就是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关系最大的拐点已经出现了，我们正在见证历史。

佩洛西事件，是美国蛮夷文化的又一次体现。作为美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作为美国政府的众议长，在美国已经深陷政治正确教条的畸形政治环境下，佩洛西为捞取政治资本、充当政治英雄，傲慢狂妄，卑鄙无耻，肆意挑战中国的底线，顽固顽劣地到台湾去做政治秀。在十四亿人的怒火之下，中国迅速做出了军事回应，进行锁台式军演，拉开武统战的序幕。

在随后的制裁措施中，不仅包括对佩洛西本人的直系亲属的制裁，而且取消中美军方三个层级的联系通道。这实际上是正式宣布，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事实上的直接军事度对抗阶段。

事实上，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对抗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时更多只是经济的对抗，尚不能代表中国已经转入“制夷”阶段。真正能够代表“制夷”的，是直接的军事对抗。

是特朗普启动了中美的经济对抗，是佩洛西出发了中美的军事对抗。这种对抗也是对中国“师夷长技”结果的最好的检验，是中国实力的最好检验。中国已经很好通过了作为第一场的，中美经济战的检验。其对抗的结果是，中国经济依然势头不减，而美国则已陷入严重通胀。这让美国人更直观地认清中国经济的无法撼动的实力

也请大家相信，中国也一定会很好地通过作为第二场的，中美军事对抗的考验。中国必须接受和进行中美经济对抗一样的中美军事对抗，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对抗，才能让教导迷信而顽固的美国人，认清中国的实力，认清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颠覆性变化，美国的实力已经无法支撑其继续傲慢自大、目空一切。

中国进入对西方的“师夷长技”阶段，是从屈辱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结束“师夷”阶段，转入“制夷”阶段，将从彻底洗刷百年耻辱的收复台湾开始。台湾问题不仅涉及到领土和主权，而且也是百年耻辱的产物，是百年耻辱中的最后的耻辱。

台湾问题的直接成因是，从大陆败退的国民党在台湾割据。而国民党则是迷信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公知式的、崇洋媚外的政党。而解放台湾的长期搁置，则是美国干预的结果。这使得台湾就带有半殖民地的特征。这样台湾就是迷信西方文化的最后一块半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