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京曾有市民质疑餐厅卖（1960年北京曾有市民质疑餐厅卖）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私营服务行业都归并到国营商业部门随后“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把剃头担、修旧摊等个体经营户集中起来统归商业部门来管当时各级商业主管部门都专设有管理饮食服务业的机构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困难时期，正好我在中央商业部饮食服务局供职，这个局负责管理全国的饭馆、旅店、理发、照像、洗染、浴室及修理服务业当年有好几桩事，至今记忆犹新受先前“大跃进”思潮的影响，有些事还历经周折，如今回想起来，更是感叹不已，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1960年北京曾有市民质疑餐厅卖?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1960年北京曾有市民质疑餐厅卖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私营服务行业都归并到国营商业部门。随后“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把剃头担、修旧摊等个体经营户集中起来统归商业部门来管。当时各级商业主管部门都专设有管理饮食服务业的机构。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困难时期，正好我在中央商业部饮食服务局供职，这个局负责管理全国的饭馆、旅店、理发、照像、洗染、浴室及修理服务业。当年有好几桩事，至今记忆犹新。受先前“大跃进”思潮的影响，有些事还历经周折，如今回想起来，更是感叹不已。

用“白地霉”制“人造肉”

1960年，各种物资尤其是食品普遍匮乏，北京市民每月口粮：干部是28市斤，居民只有26市斤，每月每人供应猪肉更只有2两。肉荒对饮食业的打击最大，饭馆经营所需的猪肉，本来就限量供应，又因货源不足，常常有计划却无肉可供，以至许多饭馆都成了只卖大锅菜的食堂。面对各地不断来电告急，作为饮食业的主管部门，自然十分焦急。我局除了向主管生猪调配的商业部食品局反映、呼吁之外，也挖空心思，为“巧妇”寻求解困“无米之炊”之策。

有一天刚上班，领导很神秘地叫我马上跟他走。我们驱车来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交谈之后才知道，该所研究出一种新的微生物，好像叫什么“白地霉”。这个白色菌种，无毒无害，只要置于淘米水中就能繁殖，更重要的是它的口味很像猪肉，如果加上淀粉和色素，做成猪肉形状，可以成为一种“人造肉”。我们几人舔了一下菌种的标本，果然有猪肉的香味。能找到代替猪肉的食品，一时大家都很兴奋。领导命我详细记下该菌种培养繁殖的方法和程序，并随带一小瓶母菌回去，准备找一家饭馆进行试做。临走时，研究所的人叮嘱我们，这项技术目前属于绝密，务必控制知情的范围。

回到局里汇报后，觉得在北京试做容易张扬出去，决定去天津找一家不起眼的饭馆来试验。因为是我记下操作规程的，于是我就当起了现场试验的“工程师”。先是特意洗出淘米水，用试纸测好PH值，投入母菌，启动鼓风机送气，步骤全对，可水中就是不起泡沫，这表明菌种繁殖太慢了。众人见状挺着急，我心中也没数。过一阵我突然记起，微生物所的人曾讲到，用淘米水做培养基，是因为这个菌种有嗜糖的习性。于是我大胆提出，赶快在水中加糖。经过几次增量放糖，泡沫出来了，试验总算勉强“成功”。又经厨师加上淀粉、藕粉和着色，终于做出红白相间、红烧肉状的两盘“人造肉”。

带回样品回京经领导品尝时，觉得虽有猪肉的口味，却无猪肉的口感，特别是还要加那么多的糖，糖也是紧缺食品，一时恐难大面积推广。最后决定只在北京三家小饭馆的点心中，先掺点“人造肉”菌种试卖，看看食客反应如何。其效果不言而喻，自然乏人叫好。最有趣的还闹了一出笑话。有一家小吃店在供应品种告示上，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上“人造肉包子”，后来那个“造”字不知怎么抹得看不出了，于是有人打电话质问，这卖“人肉包子”是怎么回事。这起“人造肉”的“发明”，幸好只是小范围试验，后来不了了之，没有铸成大面积瞎指挥的后果。

打出三张牌劳而无果

对饮食业的猪肉供应虽有指标，但常常缺货欠账，使得许多饭馆还不到打烊就没荤菜供应了，顾客很有意见。对此，只好出台一些补救措施。

一是规定上饭馆吃饭，所吃的主食也要收粮票，其目的就是限制那些存心来饭馆“打牙祭”的人。试想，一个月28市斤口粮，在家都难吃饱，哪有多余粮票再去上饭馆。这一招虽然缓和了无肉可供的矛盾，但却使饭馆的营业额直线下滑，带来了全行业的萧条。

二是分导顾客对肉食的消费需求。就是着力在主食花样上做文章，以主食来吸引顾客。那时对居民宣传的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提倡多吃瓜菜，而对饭馆的口号则是“粗粮细做，素菜荤吃”。要求运用烹调技术的革新，把粗粮做得更好看更好吃，把素菜多加调料，尽量做出点荤味来。不言而喻，这些隔靴搔痒的方法，最终落得劳而无功的结果。

三是打出“改善服务牌”。1960年春传来上面精神，要求商业部门承担起“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任务。大家感到纳闷，柜台仓库没东西，拿什么去承担“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回答是，越是物质缺乏，越要用精神去服务好。那年代，许多人都信“精神万能论”，于是就千方百计去想如何“空着手去服务”的点子。主要包括：派厨师下工厂集体食堂传授厨艺，丰富饭菜品种；接受单位职工来餐馆包伙；开展送货外卖。这几条的初衷自然是从便民考虑，问题是那时连白菜、萝卜都难保证供应，再好的厨师下去也“难为无米之炊”。至于单位职工，哪有经济能力上饭馆包伙、买外卖。再说，饭馆的职工人数不多，都有本份工作。现在要他们下食堂，送外卖，搞包伙，一两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哪能吃得消。所以，试点下来，饭馆职工叫苦，单位食堂也不表示欢迎，其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眼看饮食业解困之招未能见效，正逢那年从古巴进口了一批白糖，国家出台高价糖果，敞开供应以回笼货币，收效不错。由此，饮食业也跟进研究推行高价饭馆的可能性。经向原料供应部门及饮食业基层组织调查了解，均对此表示认同，于是饮食业解困最狠的一招——高价饭馆，终于出台了。

尽管当时人们的购买力水平较低，但也许是长期难吃肉，大家太馋了，加上吃饭不收粮票，所以高价饭馆开放初期，真是门庭若市，一扫饮食业萧条的窘境。这样的好景大约持续了大半年，因为多数人常上高价饭馆当然吃不起，所以顾客也就渐渐少了。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副食品供应日趋改善，饮食业对原先的高价也有所下调，饮食消费渐趋正常，因此保持了顾客的相对稳定。这项举措，不仅保护了饮食业的正常经营，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还通过专项补贴，促进了生猪的养殖，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市场一个有成效的实例。

“革新”出的“万能灶”成了爆炸炉

也是1960年，各行各业掀起技术革新热潮，饮食服务业也不例外。天津有家饭馆“革新”出一台“万能灶”，就是在炒菜灶炉膛的四周，用钢板焊出一个以炉膛为圆心的双层圆水箱，利用炉膛炒菜时的燃火，对水箱中的水加热，再把产生的蒸汽和热水，引出去供蒸煮、洗碗、消毒等之用。当时对其功效的评价极高，故称“万能灶”，部里为此专门开了现场推广会。

这种所谓“万能灶”，要讲优点也算有，用热水确是方便了。但人们发现，炒菜的炉火不够旺了，需要勤添好煤，才能保证煮饭时间和连续炒菜用火的需要，实际上反而更耗煤。加上水箱中出来的热水，时冷时热，蒸东西还得另烧水。还发现有的饭馆“万能灶”在使用中竟发生了爆炸，幸好没伤人。后来我参加商业部与劳动部联合组织的“万能灶”调查组下去检查，发现多数“万能灶”的钢板焊接不达标，又没有减压阀和除垢装置，实际上是一种存在安全隐患的土锅炉，虽然已经花费不少钱去推广，最后只好叫停了。

除此以外，饮食服务行业当年还试造了好多种土机器，例如和面机、包饺子机、切菜机、削皮机、洗碗机、洗衣机、自动洗头机等等，因为是土法上马，许多工艺都不成熟，比今天的类似机械差得很远。但在那种“革新”热和急于报功的心理驱使下，这批缺乏科学论证和实践验证的“革新成果”，还是被推广下去了，不仅请人画图纸、出书，还拨出了专用钢材和木材安排制造。后来知道，这批土机器，都成了摆设品而被丢弃。当年造“万能灶”和这些土机器，其动机是想减轻职工体力劳动强度，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果浪费了人力和财力。这种因思想不端正而造成的危害，无疑值得后人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