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共许贾生贤迁谪还应是宿缘(汉文帝屈贾谊于长沙)

君臣对话商议国策

对话,这种沟通意见、解答疑难、增进相互之间了解的形式,一直是沟通的重要方式。在中国,运用这一形式也已突破过去较为保守的习惯了,比如现在很多的访谈节目,《焦点访谈》《访谈录》都是属于对谈的形式,这是进步的表现。如扩而广之,对下情上达,有利于民生的弘扬,是好事。谈到对话,应该说属于国粹的品种,因为早在千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就已古已有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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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

从班固写的《汉书》可看到汉武帝曾以“贤良策对”与董仲舒的对话就是著名的一例。董仲舒侃侃对答汉武帝的询问,提出建议,就是传于后世的三策,董仲舒把所提的撰写成文,名为《贤良策对》。其中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为加强专制统治、钳制思想受到汉武帝的器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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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

另一例是《汉书‧公孙弘传》的记载,说公孙弘“至太常上策,诸儒对者百馀人”。就是说他以丞相的身份,邀集众多读书人面谈国事,有的是当面问答,有的是以书面答问。他召集读书人对话的事迹见于《公孙弘》十篇,可惜已经失传。《史记》、《汉书》都提到他精于文法吏事,奉行儒家学说。待人接物有其特点:外实内深。对与自己有私怨的人事,表面交好而暗中报复。

至于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更是辉映于史册的了。看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有精彩的描述。写刘备三访诸葛亮于南阳草庐之中,两人促膝相对,刘备叩问天下大事的时候,诸葛亮以高瞻远瞩,尽谙形势,提出天下三分的判断。刘备采纳了诸葛亮雄才大略所作的对话,成就三国鼎立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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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

但是,历史上也记载有糊涂的君臣对话,那就是汉文帝与贾谊之间的一次对话。贾谊是西汉时代的政论家,曾上书条陈治国方策,一度受到汉文帝的赏识,擢升为大中大夫。后汉文帝因听信一班老臣子批评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疏远贾谊,再遣为长沙王太傅,令贾谊有自伤沦落、怀才不遇之叹。后来汉文帝召贾谊回朝,于夜间对话,是不以国计民生为问,而是问以鬼神的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唐代诗人李商隐对这段史实,特以诗讽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样的对话,是不足为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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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苍生问鬼神

士人上书劝图强

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

这是前人同情贾谊的遭遇所题的诗。诗中上书的典故,是指贾谊曾上书汉文帝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引自《汉书‧贾谊传》)

可见上书的形式,又是古已有之。遍观近代历史,更有历史重大意义的记录。例如清末的康有为,因《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向日本割让台湾,激起义愤,他联合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人上书满清政府,要求拒签条约,迁都抗战,维新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可是书是上了,昏庸腐化的满清王朝却置之不理,就逼得康有为、梁启超组成强学会从事变法活动。终以百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京城,康梁逃往海外得以幸免于难。这是改革派一次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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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另一个上书的人物是孙中山,他曾上万言书给李鸿章,提出救中国的建议,却被李鸿章拒绝搁置了。孙中山失望之下,遂以行动献身革命。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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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康有为、孙中山的上书,都是为了抒展救国救民的抱负。但他们后来走的道路却不同,一个成为保皇分子,对满清皇帝效忠;一个矢志不渝,以推翻封建皇朝,创建民国为奋斗目标,戮力于团结革命力量,终于在辛亥革命得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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