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宁鸣而死)

两宋之时,士林兴盛,其中有一位人物,被众人公认为“一代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位大贤,便是以“先忧后乐”享誉后世的范仲淹。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宁鸣而死)(1)

范仲淹雕塑

01

为人苦奋,为官廉俭

范仲淹两岁丧父,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其母只好改嫁朱氏。幼年的范仲淹备尝人生艰辛,但因此也磨炼了他的意志,其穷则愈奋,发奋苦读,关于他“断齑划粥”的事迹,也传为千古佳话。范仲淹在长白山澧泉寺读书期间,“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后来,范仲淹又去应天书院求学,在那里“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经年累月废寝忘食的苦读,范仲淹学问勇猛精进,为日后成为千古名臣砥励了品格,打下了学识根基。

如果说范仲淹童年、少年备尝艰辛实属人生无奈,但他登第出仕后仍过着清苦的生活,则是儒家士人修身的自觉。纵观范仲淹的人生,其廉洁崇高、敢于担当,可谓行为世范、高山仰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科举登第后步入仕途。最初在安徽的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即相当于现今的县法院审判员。他为人耿介,常抱着案卷与郡守进行辩论,且将争论的内容记录在板壁上,以至他离任时,板壁已再写不下字了。司理参军之职只是最底层的公务员,薪酬微薄,其时范仲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匹马,因囊中羞涩,以至他回家接母奉养不得不卖掉此马以换取盘缠,而徒步回到故里。

范仲淹以廉俭治家,对家人要求甚严,要求子孙秉持简约家风,其“子孙皆守其家法”。史载,范仲淹母亲在时家里还很贫穷,其后虽然出仕发达了,但他廉俭之风不变,若家里没来客人,餐桌上很少见肉,妻子儿女的日常用度仅能维持即可。俗话说,家严出孝子。范仲淹严谨的家风涵养了范家子孙的节操,范家后人亦多以忠孝处世,后人赞其“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范仲淹曾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表露心迹:本人虽然官小禄微,但一年的俸禄也有三十万钱,百姓耕田一亩方收获一斛,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按此推算,则农民耕田千亩才有三十万的收入。如果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那么本人的俸禄用度相当于百姓耕种二千亩的收成。耕种二千亩田地,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凝结了农民多少血汗。若本人还不为国为民尽心尽力,饱食终日,那就成了“天之螟”“民之螣”了。范仲淹对天地及黎民常怀敬畏之心,知廉知耻之心可昭日月,殊为难得。

范仲淹晚年任杭州知州,其时许多朝中退休官员以及文人高士在西京洛阳筑宅安家,颐养天年。他在杭州的弟子们亦劝其到洛阳建宅安家,以娱天年,但他皆一一谢绝。据《言行录》载,范仲淹入仕凡38年,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一直保持廉俭之风,未增加一名仆役。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宁鸣而死)(2)

岳阳楼畔千帆过

02

先忧后乐,敢于担当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了范仲淹强烈的担当意识。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于泰州西任溪盐官,此地濒临大海,常有海潮淹没田地之灾。范仲淹致信知州张伦,建议修筑坝堰以防海潮,张伦阅信欣慰——不想部属中有如此关心地方建设的人才,欣然采纳范仲淹之议,并调任他任知县,负责筑坝修堰事宜。范仲淹受命不敢懈怠,迅速组织民力物力筑修捍海堰,结果消除了海潮之患,使大量土地成为肥田沃土,受益百姓甚众。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由睦州调任苏州,他新任职时,适逢洪水泛滥,庄稼颗粒无收。范仲淹一边开仓赈灾,救济难民,一边迅速组织人力疏通河道,兴修水利,以彻底根除水患。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苏州遂成鱼米之乡、人寿年丰之地。无论范仲淹到什么地方任职,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培养人才。关注民生疾苦、办实事,成为他从政生涯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一位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政绩,那是并不难的事,在官场上最难的事,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犯有严重不正之风而去犯颜直谏。因为前者不仅没有政治风险而且还会得好的名声,后者则有直接的风险后果。但范仲淹不顾官场险恶,曾多次犯颜直谏,因而屡屡遭受贬谪。

天圣七年(1029年),皇帝欲率百官为刘太后祝寿,面对如此有违国体的行为,不少大臣私下颇有微词,但没人能站出来劝谏。秉性正直的范仲淹挺身而出,他直接上疏到刘太后那里,并指出皇帝“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意谓皇帝孝敬太后可以在内宫率宗族行孝亲之礼,但若率百官在朝堂之上行礼,则有损国体皇威。范仲淹还在上疏中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范仲淹此举,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结果,刘太后盛怒之下,将范仲淹逐出京师,发配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

范仲淹此举,就连举荐他在京任职的晏殊也不理解,责之有沽名钓誉之嫌,行为有失轻率。范仲淹不便顶撞恩师,回了一封言辞委婉的信诉说原由:如果身为命官眼见朝廷犯错都不敢劝谏,就对不起那份俸禄,也对不起江山社稷;如果大家都放任不正之风,则国何以为堪?表明自己不愿做明哲保身的太平官。即使范仲淹被外放边远江湖,他仍然时不时上疏朝廷提出自己的一些利国利民的政见,由此可见其拳拳的报国之心。

不久,刘太后去世,范仲淹以其正直的名声获得朝野尊重,很快被皇上召回任专门规谏朝政的右司谏。其时宫中发生了因后妃争宠而导致郭后误伤帝颈事件,仁宗恼怒,加之权相吕夷简进谗,便决定废后。范仲淹认为,郭后并无过错,皇上宠爱的妃子人品还不如郭后,废后不仅有违朝廷先例,更担心由此引起朝纲混乱,于是范仲淹上疏阻止仁宗废后。其结果是触怒龙颜的范仲淹被外放睦州(今浙江桐庐)任知州。

范仲淹虽屡遭贬谪,但其每到一地,不是兴农桑,便是修水利,或办学校树人才,丝毫不见其处江湖之远的抱怨情绪,令人钦佩。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宁鸣而死)(3)

岳阳楼一层刻有《岳阳楼记》

03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景祜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通过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吕夷简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对宰相把持朝政、培植党羽等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同时,他主张皇帝应改变现有的用人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这一行为,对时任宰相之高位的吕夷简而言,不啻是对其权威最严重的挑战和打击,他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以“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对范仲淹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最终,范仲淹不敌吕夷简的老谋深算,无奈落得个“被罢黜,改知饶州”的下场。

到了饶州后不久,范仲淹的夫人李氏,便因病去世了。这对重视家庭亲情的范仲淹而言,应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上文说过,范仲淹两岁丧父,后随母改嫁到长山朱氏,一度被改姓为朱,直至他考上进士,都是用的朱姓。不管是范仲淹本人,还是其当世之人,以及后来诸多范仲淹的研究者们,留下的各种存世文稿中,对范仲淹和其继父的关系,并没有过多的评论和判断。但是,苏轼曾有一句“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便可知道大概情况,范仲淹在亲情方面,应是很失意的。范仲淹进入仕途后,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不但接母亲到身边赡养,以尽孝道,且对同母异父的三个弟弟和本家的范氏族人也都有照拂。

可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也有因幼时亲情缺失,存有情感脆弱的一面,而他的夫人李氏,无疑是给予他生命中最多温暖和柔情的一个人。所以,看似任何时候都战不胜、打不倒的范仲淹,无论政治上遇到多么强劲的对手也愈挫愈勇的他,在此刻却败给了莫测的命运,在政治失意与痛失亲人的双重打击下,他因此而重病不起。这应是自范仲淹进入仕途后,所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人生考验了。如果他就此沉寂,一蹶不振,或就此屈服,明哲保身,那么历史也将因此而失去绚丽的一页篇章。然而,正因为他是范仲淹,即使一时蒙尘,他也依然是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因为,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能够颂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绝世名句的人,也唯他一人了,他是注定为千世万代所景仰、为历史所铭记的人。

范仲淹的好友,其时正在附近做县令的梅尧臣,目睹范仲淹所经受的一系列不幸,为了劝诫范仲淹,特别作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劝其莫过于耿直,免遭杀身之祸。范仲淹却立即回写了同题《灵乌赋》给梅尧臣,斩钉截铁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言一出,凛然大节的气势顿时跃然纸上。后人无法得知,当梅尧臣看到这句话时,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但范仲淹在向世人表明,为了坚守自己心目中的大义,他无惧任何牺牲。再回过头来看看,他于天圣八年,给晏殊的书信中所提及的内容:“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最真实的范仲淹,他的心中装得下“天下”,却唯独装不下一分私心,无论何等困厄,他始终无改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本色。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宁鸣而死)(4)

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头岳阳楼湖景

04

救国危难,治军有方

范仲淹的人格魅力不仅表现在每到一地为官做出斐然政绩,面对不正之风哪怕是当朝太后、皇上、宰相之不正敢于斗争,更殊为难得的是,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存亡之秋,他敢于挺身而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北宋时期,盘踞在甘肃、宁夏一带的西夏国常威胁北宋边境,当时西北边境吃紧,陕西安抚使韩琦向朝廷请求调范仲淹协助防敌,范仲淹遂由越州调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范仲淹来到陕西,经实地探察,认为西夏乃游牧民族为主,强于行动之迅捷,而我方的御敌之策应采取以静制动的方略。但韩琦不以为然,决意以五路进讨,结果损兵折将,也由此证明范仲淹军事韬略的高明。

这时朝廷恢复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官阶,范仲淹同时担任永兴军兼延州(今延安)知州。范仲淹整军经武,裁汰老弱,起用能者,甚至大胆起用曾犯过错误但有能力的人。他认为现在边庭局势紧张,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有过”而弃之不用,则“有过”之人便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正所谓“兽穷则变,人穷则诈”。陕西在范仲淹、韩琦的苦心经营下,尚武之风兴起,武备充分,西夏统治者慑于范仲淹威名,数年不敢轻举妄动。

按时下的标准看,范仲淹应该属于全能型人才,他进可以为相,出可以为将,更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大家,其无论在哪个位置上,都充分显示了自己杰出的才能。往事已千年,范仲淹的一身正气、敢于担当、先忧后乐的人格风范,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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