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藻与穗状狐尾藻（藻绘呈瑞化动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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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藻与穗状狐尾藻

作家鞠利的长篇小说《美好生活》问世了，值得庆贺。

多年以来，鞠利笔耕不缀。他以宏大视野讲述新疆故事，描绘多彩的当代生活，通过讲故事表达自己的思考，反映时代精神，连续推出了多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其中，《在新疆长大》展现了新疆解放以后的边疆生活，《序曲》讲述的是新疆改革开放四十年发生的故事，《同心兄弟》《援疆兄弟》和《驻村兄弟》分别以援疆和驻村为主题，《我和胡杨的约定》则以年轻人为主题。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或主题不同，但彼此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展示了这一历史进程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塑，呈现了新疆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从人们看得见的社会日常生活，至看不见的人们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变异，给文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我们置身于这样“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却“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文艺精品”（白烨：“文学之根在于生活”，《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鞠利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义无反顾地深耕新疆题材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鞠利的创作是被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驱使的。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人们对它的了解不多。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一度十分激烈，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成效显著，却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人的无端指责，肆意抹黑，让许多外国人对新疆产生误解。鞠利承担起独特的文学使命，以文学展示真实生活，让世人更好地认识美好、安宁的新疆，了解新疆大地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

驻村扶贫工作的文学再现

鞠利的新作《美好生活》，是《驻村兄弟》的延续。故事梗概是：任乐水在第一次驻村工作中受到处分，回到城里，被降级调整到另外一个文化部门任职。在新单位，任乐水愉快地接受委派，与维吾尔族的阿解放、哈萨克族的柯蓝和汉族女青年吉庆融三位同事一道，到深度贫困的南疆百合提村，开展精准扶贫，任乐水再次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如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部作品主要表现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事功。小说讲述了贫困村的状况、贫困的原因、贫困者的心理困境以及脱贫的思路和办法，借助扶贫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现了对做好脱贫工作的哲学思考。第二个主题是树人。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任乐水这位志向高远、心胸开阔的干部。他能超越个人得失恩怨，在推进扶贫工作的同时，提升了境界，完善了自我。第三个主题是青年。年轻人的经历、思想和爱的追求被作者巧妙地编织进扶贫故事中、展示在日常生活里，读起来更生动，也让人感受到民族团结方面的新气象，增强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它事关人类道德。在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消除贫困并不轻松，甚至出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现象。这是社会主义者不能接受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一直把消除贫困当作重要使命。十八大以来，更是实施了精准扶贫战略，于2021年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中国的减贫实践有其独特的经验，比如，向贫困村派驻工作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有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在扶贫一线。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中国这样组织起如此庞大的扶贫队伍。扶贫者不仅付出了辛苦，数以千计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他们配得上作家们用文学作品给他们立下丰碑。

新疆的扶贫面临诸多非同寻常的艰辛挑战。贫困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那里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禀赋较差、产业基础薄弱，民族、宗教、稳定、贫困等问题交织，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2014年，全疆展开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中，各级机关干部累计逾百万人次参加了驻村工作队。驻村工作队不仅面临着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卫生条件差等工作环境方面的诸多困难，甚至还得面对个人安全受到威胁等生存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有的驻村人员甚至牺牲于暴恐袭击。驻村党员干部，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改善民生、促进稳定。他们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挖掘，有太多的事迹值得歌颂，有太多的经历值得思考，是文学创作的富矿。

小说《美好生活》选题好，立意高。它聚焦於驻村工作队南疆扶贫，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它以文学的方式，有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与高大形象。作者并不是对个人英雄事迹进行简单的歌颂，而是对扶贫中面临的诸多典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深度和意义。

对贫困进行哲理性思考

文学作品有的以情节和结构而见长，有的以偏于哲理探讨启人思考而见优，后者把哲学思辨和抽象思维用于文学创作，尤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文学最为典型。在这种文学作品中，“文学不过是表达思想观念、哲学主张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而已，审美不是根本目的，审美只有在服务于思想观念表达的时候才有其价值”（王向远：“从宏观比较文学看德国文学的特性”，《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3月）。鞠利的文学创作就属于哲理思考的类型。

在《美好生活》中，鞠利深入探讨了致贫的原因，对扶贫工作如何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如何提升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如何实现民族团结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小说中描述了扶贫过程中经济工作与事业信仰的差异；固守旧念与活力唤醒的困难；认命哀怨和奋力抗争的抉择；自立自强与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传统守正与产业创新的意识。欧阳公所谓“道足”而“文浩乎沛然”者，于此知之矣！

《美好生活》通过典型人物贫困户艾拉提一家的境遇，分析了致贫原因。艾拉提上过大学，学过畜牧。父亲因病去世后，留下一大笔外债。他曾靠收购牛羊皮富裕起来了。但一场车祸使艾拉提双腿致残，治病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他不仅穷了，而且变得暴躁、自卑、酗酒、打骂老婆。

事故、疾病等看似偶尔的变故，原本就是致贫的重要原因。偏远落后地区的生活条件差，再加上卫生等方面的不良习俗，会让这类意外有更高的发生概率。

相较于飞来横祸与资源条件，小说更多地聚焦在人的观念上。因为，自身努力不够才是无法根本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对口帮扶艾拉提一家的吉庆融就敏锐地发现：有的贫困户丧失了靠自我努力脱贫致富的意愿，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他们一点也不担心政府的帮扶措施会落空，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没技能会被饿着。他们似乎都在等待，好像贫困是可以自己离开的。”由此彰显出扶贫大业的关键：不能只扶贫，不扶志。

等靠要的观念广泛存在于村民中，不限于贫困户。百合提村有件怪事：村民普遍不存钱。吉庆融精准道破其中缘由：村民们对未来不抱希望，“认为已经得不到什么了，没有什么可失去了”，他们“不再考虑未来，有点现金就非常冲动，几乎丧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可见，观念不改，脱了贫的家庭可能返贫，不贫困的家庭也可能变得贫困。

人是社会的动物。落后的思想一旦成了气候，便会深度束缚生活在小团体中的人。在百合提村，穷人心安理得，富者被人嫉妒。艾拉提一家富裕时，他和村民关系紧张。等他“昏头昏脑地重新回归到穷的行列”时，这种紧张也就随之消失了。书中评论道：“在封闭落后的地方，淳朴、厚道只是一种对农村的脸谱化的印象，却忽略了真正的人性挣扎。长期闭塞贫穷的环境下，人性像岩石里的根枝会扭曲生长，那里的人有更强烈的领地意识，有更强的“苦”要一起受的趋同心态，‘富人’不是榜样，是被挤兑、打击的对象”。观念变革的对象不是一家一户，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与吉庆融只是抱怨村民观念落后不同，任乐水更多从如何让村民摆脱贫困的角度思考。他意识到，生活中屡屡受挫，容易让村民变得消极，从而失去了变革的信心。“他们长期受制于贫困的现状，每天在为吃饱奔波，在苦楚的生活里四处碰壁，渐渐失去了激情和才华，错过了发展的机会，最后只好随波逐流，甘于贫困，一直穷下去”。因为不顺，觉得无望，只好接受现实。在任乐水眼中，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消极的态度既然能被以往的经历塑造，那么，创造条件，让村民体验到努力能改变命运，消极的观念就会逆转。

任乐水试图用政策和机制引导人们改变观念。以打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为例。他认为，贫困户超生是想创造更多机会，“靠生物遗传脱贫”。要破除养儿防老的传统意识，就得“聚焦特殊贫困群体，稳步推进社会保险扶贫工作”“减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负担和医疗费用负担”。

好的文学作品不会采用上帝般的全能视角，而是让不同经历的人对同一件事表达不同见解。企业家李木水对贫困原因的理解是：不能致富是人生目标选择的结果。在安全、舒适和富有这生活的三大目标中，贫困户最先选的是安全。政府的扶贫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贫困户觉得舒适安逸了，也就“放弃了致富的斗志和勇气”。李木水主张，要把选择顺序改过来，改成：富有、舒适、安全，把富有当成第一选择。李木水对通过致富获得高水平的舒适和安全有亲身体验，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但也正因为这是他的体验，所以也是有局限的。

扶贫者本身也要不断更新观念。正如李木水对任乐水所说，扶贫干部“要有点儿企业家的精神”，“从我们企业家的眼里看，扶贫还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一种以投资促发展的投资学实践”。把扶贫当成政治任务，会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扶贫当成经济学问题，会找到更有效的消除贫困的办法和路径。两相结合，效果更好。扶贫干部也要有承担风险的勇气。李木水还发现：任乐水虽然有克己奉公、坚韧不拔的优点，但一谈到发展“总是希望照顾，希望无偿贷款，成本意识淡薄”，也就是说，“等靠要”思想同样存在于任乐水的身上。

缺少内生动力，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赞比亚经济学家莫约就指出，数十年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对非援助，遏制了非洲社会的内生动力，让非洲民众缺少自我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意愿，深陷依赖外援的陷阱（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教训深刻。

与贫困相伴生的落后观念和行为还有许多，比如：“穷得揭不开锅，还生了一堆娃，日子越过越穷”；“在农村女人没地位，男人是太阳，离了婚抬不起头”，甚至是家庭暴力。在包括任乐水等驻村工作队员看来，转变这些观念和行为也是扶贫工作的内容，他们将其称之为“精神扶贫”。

扶贫脱贫需要观念变革，但观念变革的意义远不止于扶贫脱贫，它是新疆发展的长远之计、固本之举，也应该是文化润疆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官当思长远

中国的减贫是政府主导的，减贫取得明显成效得益于中国独特的政府治理方式。中国政府所具备的中长期规划的能力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相结合，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中信出版社 ，2018年），并一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然而，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为了政绩考核取得好的成绩，有的干部会在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上，产生偏差。《美好生活》中，任乐水与副县长张振民的冲突，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

任乐水主张村里种红柳，可以发展肉苁蓉产业，是致富的长远之计，但收效慢。张振民批评道：“你不想眼前农民怎么把钱装进口袋的事，想那么远有什么用？今年农民吃什么？你怎么通过每个月的考核关？”“我一届县长五年，剩下这两年搞不定这些复杂的事情，吃到肚子里的馕才是饭”。显然，张振民更关心当下的利益，更关心干部考核。他也知道这样的考虑不那么理直气壮，于是拿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样的口号，给自己包装、壮胆。

在和任乐水关系走近之后，张振民直白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的理想是当一届县委书记，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一个老百姓的人间天堂。”出任更重要的职务本来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手段，张振民却一时把它当成了追求的首要目标，这也是基层的普遍现象。

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张振民这样的干部，他们工作勤奋，能力较强，执行上级的政策坚决，但是因为被个人升迁等私利遮蔽，不能谋长远，甚至为了快速实现短期目标不惜损害长远利益。作者借任乐水之口批评道：修为不够，“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并劝戒说，应该在扶贫工作中实现“每个人的自我超越”。

为官当思长远。要实现稳定与发展，把新疆建设得更美好，就应该“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政治担当，扎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马兴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学习时报》，2022年5月11日）。从小说中也可以读出这样一层意思：我们要完善评判标准、加强价值引导，建立起不让老实人吃亏的选人用人机制，创造出德才兼备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生态。

张振民不仅缺少长远眼光，工作方式也简单粗暴。夜里两点，他在县上的视频会议上开始讲话，讲了两个小时，还没有停下来。任乐水走进会场，关掉视频，让与会者回去睡觉。结果第二天，张振民一个电话打到工作队，点名找任乐水，批评他擅自离开会场，不把他这个县长放在眼里。在随后的月度脱贫攻坚评比中，任乐水所在的村委会被挂了警示旗。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多做事情。这样简单的道理，却常被某些干部置之脑后。

这个会的内容是什么呢？“还是老一套”，要求各乡镇各村搞“一村一品牌”“每个村搞一个特色项目，不能重复，要搞创新”。会议还对具体规定了各个村的特色项目，要求百合提村养殖鸵鸟、搞蔬菜大棚。可是，这个村更适合种蘑菇、养驴。来自上级的不切实际的指挥会导致不良后果，影响干群关系，不可不慎。当然，小说的结局挺圆满，张振民后来被说服了。

小说带着同情解释了张振民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整月休息不了一个节假日，没有人敢偷懒，在城里办公室好好的一个知书达理的干部，一进了村就变成内白外黑的烤洋芋，内心装着敬职敬业的良苦用心和热血丹心，外表却焦糊糊的一身黑气，焦躁、粗糙，近乎不近人情”。可是，这样做，不是很容易好心办坏事吗？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张振民这个人物集许多基层干部身上的缺点于一身。他以势压人，搞形式主义，关心个人政绩胜过为老百姓办实事。但小说还是肯定了他的诸多优点，“他出身草根，靠一点儿才华、勤奋和机会好不容易坐到今天的位置”“他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政策了然于心，对问题的思考非常精准”，他“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令人佩服”。这样的描绘更公平、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多数基层干部往往是优点和缺点并存的。

任乐水能发现和欣赏张振民的优点，后来和他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种红柳发展绿色产业的想法最终也得到张振民的支持。两者间的关系在矛盾中演进，让故事情节的发展合乎逻辑。领导者要做成事，需要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因为有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任乐水还提出许多谋长远的想法，比如壮大集体经济。村集体收入增加后，就能设立扶贫助学金，“在医疗保险上村集体加大投入基数”。这又随手牵出另一个意义重大的话题。

提升精神境界

小说中的任乐水是优秀干部的代表，是小说的主角，但作者并没把他塑造成从一开始就十全十美的人物，而是细致勾勒了他思想境界提高的过程。这符合人物自身成长的逻辑，也能启发读者如何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中国传统政治强调对精英委以治国重任，同时对他们的道德水平提出较高的要求。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宁将其称做贤能政治，并将其特点概括为：“选拔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才干与美德的官员，他们致力于服务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为自己和家庭牟利”（贝淡宁、汪沛：“贤能政治及其改进”，《中央社会主义学报》，2021年第1期）。德才俱佳的贤能政治的特点也体现在当代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在能力和品德上的要求都比其他人要高，这与西方政治是不一样的。

为了提升党员干部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党内不断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比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这种教育无疑有益于任乐水觉悟的提高。任乐水本人也特别注意用各种方式主动提升个人境界。

任乐水关心国家大事，他“每天学习治国理政的经典原著”。因为这样的习惯，他能跳出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限，跳出眼前的人和事，以更宏大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这也提高了任乐水的精神境界。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任乐水受过磨难，他经过痛苦反思，把这磨难转化为人生的财富。他因为要承担工作失职的责任而被处分，他的妻子因病离他而去，他的同事亚力坤和陈尔法也牺牲了，重重打击下，“有一种世事难料的痛苦感，似乎一夜之间，所有支撑他生命重量的东西一下子坍塌下来，像洪水一样扑面而来”“他突然怀疑起自己的生活，丧失了面对现实的笃定感、确定感和力量感”“他找不到万物存在的目的和生命存在的理由。他的内心完全陷入了一个混沌杂乱的世界”。可是，一旦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考验中走出，人生境界就变得开阔。不经一番彻骨寒，哪来梅花扑鼻香。

当局者迷。走出迷茫需要他人点拨。来自儿子任冰的批评直截了当，甚至有些夸张：“您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使命，做官和成名成家都是生活的过程，不是生命的目的。”任乐水听后，竟然激动得“心跳加速”“嘴唇发颤，说不出一句话”。如果能把做官和成名看透，不把它当成生命的目的，官场遇到点挫折、受到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

任乐水的养父是位维吾尔族老人。他在职时“忘我工作，不计得失，两袖清风”，退休后“不恋闹市，隐于乡野，不图虚名，回到近乎贫困的家乡，尽己所能献计献策，教育群众跟党走，带领百姓探寻致富路，奉献着最后的余热”。生命走向终点时，他告诫任乐水，心中要有大我。“动物是可怜的”“它们没有源头只有个体”“人类却繁衍着‘大爱’，延续族群、延续文明、延续生命的永恒。”“每个人只有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处，才能寻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把我将无我的道理借维吾尔族老人之口讲出，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大道相通，各民族文化都蕴含着人生的智慧。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宝贵财富，对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意义重大。

艺术直抵心灵，它是灵魂最能理解的语言。借助艺术，灵魂得到滋养；经由艺术，人们能“达到神圣的境界”（大卫 艾尔金斯：《超越宗教：在传统宗教之外构建个人精神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任乐水喜爱书法，特别是行书，“纵意抒发，笔势奔放”中，内心战栗，生出喜悦，借此洗去了“蒙在心灵上的日常生活尘埃”（毕加索语）。

大自然的熏陶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贤人对此有深切感悟。走近自然，让他们的心胸开阔、境界升华。失意者，更是每每寄情山水，寻求慰藉。无论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还是“天光云影”的“半亩方塘”都给人生以启迪。让任乐水豁然开朗的是昆仑山。“这座伟岸的高山”让任乐水的内心“升起一种伟大的感觉”,让他意识到，“苍穹之下，人应该站好一个位置，塑造出山一样高远而伟岸的形象”。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先人的智慧，求古仁人之心，“修其心，治其身”，就能完善自我，“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困顿之时，任乐水仔细端详客厅里“厚德载物”的条幅，突然有了新的感悟，决心“不让财富把自己禁锢在地上”，让自己的“灵魂前行，行走在为社会进步的路上”。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养父之死让任乐水深入思考死亡。他感悟到：”一切生命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自己就是一个殉道者，去践行一种伟大的理想，用无边的慈爱的心怀救助苍生，完成他生而为人的使命”。“死亡并非终点！它赋予现世生活神圣的意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有对生命有真正和真诚的信仰，人类的生活才具有了终极的意义，才能不丧失长远的目标，才不再为自己眼前的利益而自私地活着。”鞠利的每部小说，几乎都有死亡的描写，向死而生，才能想得通透。

任乐水是受过处分的干部，这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针对性。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一度比较严峻、脱贫攻坚任务也挺艰巨。因此，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有些干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处分。通过任乐水这个人物的塑造，作者给出了走出人生逆境的思考，弥足珍贵。

未来在于青年

年轻人的故事贯穿于《美好生活》的始终，有理解，有欣赏，有希望。这是这部小说题材和叙事的突破，展现了包容、和谐的青年人的新境界，让人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憧憬和信心。

吉庆融大学毕业后，考进了事业单位，本来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报到后，分管她的阿解放对她呼来喝去，阿解放自己不去食堂吃饭，偏要让她每天给他送饭，还“给她安排了做不完的事”。吉庆融实在忙不过来时，一张口解释，阿解放便一脸怨气，一通指责。可她偏和阿解放一道驻村，阿解放仍旧指挥她没完没了的干活。一个偶然的场合，阿解放道出了这样做的原委：“我们维吾尔族人讲究仪式，好面子，长幼有序。以前，我只领导你一个，摆个谱，支使你多干活，一是不想惯着你，让你早点儿适应社会；二是过一下当官的瘾，老都老了，总不能让老婆呼来喝去吧。”为了自己的面子，就应该随意支使年轻人吗？

副县长张振民下来检查工作，问吉庆融什么是“七个一批”，她一紧张，只答出四个，张振民很不满意，临走前撂下话，“等着我在全县大会上收拾你们”。吉庆融既羞愧又委屈：“这些和她以往接触的业务工作就不是一回事，要管人吃喝拉撒的所有事，还要管人生老病死的麻烦事，鸡毛蒜皮、家长里短都是事。要教育农民，要调研摸底，要做基础工作，要想着法子分类施策落实项目……要死记硬背从上到下的各种提法，有些乡里干部的提法也得记住”。各种的死记硬背，真的必要吗？

张振民为什么对吉应融这么霸道呢？因为“在他眼里，农民好像是思想落后、入不敷出、又没技能的服务对象，批评的话没人听，骂了人又担心群众说作风粗暴，所以许多积怨就不自觉地发泄在第一书记和他的团队上。张振民急了，也不管对方是谁，‘我撤你的职’‘让你灰溜溜走人’张口就来，那架势有点儿一语定乾坤的味道，似乎是一种霸气，但其实有点儿霸道和慌乱”。简单粗暴的领导方式，会影响到下属工作热情和士气，是不利于工作的。

吉庆融发现，“学校教的是知识，火热生活给出了不讲道理的道理”，她的“狭小的精神世界被撕裂的七零八落”。曾经认为“好好努力就会改变”的吉庆融觉得“两手空空”，自己的努力“就是一个笑话，她终于挺不住了，竟然得了中度抑郁症。

未来在于青年，各级政府和干部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心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更好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我们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不是为了年轻人吗？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也要依靠年轻人吗？

作者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年轻人。任冰对任乐水的批评就体现了年轻人的见识。他们反应敏锐，视野开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闯敢试。任冰曾向任乐水推荐说，直播带货是“效果最直接、变现最快的销售模式”，任冰担心任乐水的视野不够开阔：“父亲在山村里待得太久，全然不知世界在以什么样的速度更迭，传统经济模式在大数据时代不断被颠覆、被推翻。扶贫也要有新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方式才能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可见，年轻人有独特的优点，他们将来可能比前辈们做得更好。

可是，年轻人的热情却也会遭遇冷水浇头。村干部麦迪亚娜用手机把美景拍成小视频上传，无间意成了网红。任乐水顺势让她直播带货，带火了大芸的销售。结果，上面派专项工作组约谈任乐水，以网友打赏说不清是归公还是个人所得为由，叫停了直播。麦迪亚娜哭了一晚上，她把打赏所得全部交给了村委会，然后离开村子。小说中给出一句沉重的评论：“现实在消耗着社会的能量”。

小说中还表现了男女青年打破不同族别间不能交融的阻碍，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故事，特别是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这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更是敏锐抓住、及时反映了新疆社会正在发生的可喜变化。曾几何时，不同民族的青年男女的恋情遭到极端思想的疯狂扼杀，导致了许多悲剧。如今，更多的青年男女得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幸福生活，这一变化实在是喜人。

然而，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吉庆融与驻村支教的维吾尔族男青年加吾兰之间产生了恋情，这桩爱情却遭到“知书达理”的加吾兰父母的反对。阿解放也反对加吾兰和他的儿子对吉庆融的爱意。“这个女娃娃嘛确实优秀，但不是一家人，进不了一家门，她怎么迷住那么多维吾尔族小伙子？你一个、加吾兰一个，我见一个，拆两个！”这一安排也暗示，克服传统偏见的路还很长。

热爱脚下的土地，守卫好自己的家园

鞠利生于南疆，长于新疆，经历得多，思考得深。他47岁才开始写作，从前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及思考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经“困惑”“心痛”“落寞”“错愕”“追寻”，最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有两个必须：必须热爱脚下的土地，必须守卫好自己的家园（见《美好生活》自序）。鞠利的作品透着遏制不住的激情、不吐不快的冲动。理性与感性的相互碰撞、有机结合，让他的小说既好看，又耐看。

鞠利的作品“不花哨”。“有过偏远地区基层工作体验的，抑或是从来没有来过他笔下地域的读者，都能从简笔的书写中勾勒出彼时彼刻的生活。朴实而真挚”，“在今日众声喧哗的文学场，这样的写作已不多见，因此而显得弥足珍贵”（刘士伊、张春梅：“《驻村兄弟》：新时代的“红色”表述”，新华网）。

鞠利的创作有勇气。他的故事涉及民俗、民族、宗教等因素，很难把握，好多人不愿写、不敢写，或者不会写。鞠利写了，而且写得不错，显现了他“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胆量”（王运华：“放歌新时代——评长篇小说《驻村兄弟》”，新华网）。

鞠利的思考很周到。他能挖掘少数民族身上的闪光点，尊重他们的感受。因此，安排维吾尔族养父对任乐水说出充满人生深刻哲理，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也不仅发生在汉族男青年与少数民族女青年之间，而且发生在少数民族男青年与汉族女青年之间。心思缜密。

“藻绘呈瑞”，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人世间的万千景象都在向有心人昭示着自然、人生与社会的道理。只要走进它们，定会有所感悟；用生动的故事表达对社会现象、对人生道路的深刻思考，可以收到“化动八风”的效果。祝鞠利在新疆题材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