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的年代（韦应物告别在野渡无人处）

前一篇文章，我已经说过，回望中唐诗人韦应物的55载人生路，告别，几乎成为了他一生的主题。如果说韦应物对盛唐的告别是对一段繁华岁月的悲鸣，那么对亲人的告别，则直接将韦应物带入到了人生的大孤独之中。

有学者曾做过统计，在韦应物的诗集中出现“别”字的地方共有76处，“离”字有49处，甚至有整整一卷共计67首“送别”诗，而在这些“告别”之作中，最让人动容的，还是韦应物写给妻子韦夫人元苹的悼亡诗，天宝15载（756），年方16岁的元苹嫁给了时年20岁的韦应物。和韦应物的显赫郡望相比，元苹的家世出身毫不逊色，她的远祖昭成皇帝是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之祖拓跋什翼犍，南朝十六国时期的鲜卑贵族。北魏自孝文帝拓跋宏于迁都洛阳后，诏令改汉姓元氏，代居洛阳，祖元平叔，官简州别驾，从五品下，赠太子宾客，父元挹，官尚书吏部员外郎。

这位正值韶华的元小姐嫁入韦家后，与夫君韦应物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然而天不假年，在走过了二十载情深意笃的婚姻生活之后，元苹不幸染病，香消玉殒，年仅36岁。这对韦应物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他饱蘸着伤逝的泪水，亲自为亡妻撰写了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完全打破了常规的格式，以大段篇幅述说自己对妻子的怀念之情，“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品读这样声声涕泪的文字，不能不为韦应物对妻子的脉脉深情所动。

香炉宿火灭，兰灯宵影微。 秋斋独卧病，谁与覆寒衣。 ——韦应物《郡斋卧疾绝句》

像告别盛唐一样，韦应物对妻子的告别也并不是仅仅写一篇祭文了事，而是用诗行贯穿了自己的后半生。这位再也没有续弦的重情文人，将无尽的哀思化成了19首情真意切的悼亡诗，或追思生前往事，或抒发死后怀念，拉长了韦应物伤逝的背影，也丰富了中国爱情诗的一角。“斯人既已逝，触物但伤催”、“童稚知所失，啼号捉我裳”、“忽惊年复新，独恨人成故”、“时迁迹尚在，同去独来归”……在泣泪沾襟的十九首悼亡诗中行走，我们看到的是韦应物投给亡妻的一段长长的告别的轨迹，直到晚年卧病，看着“兰灯宵影微”，韦应物更是用一句“谁与覆寒衣”传递着自己对九泉之下的爱妻的思念，这样的痴情，又岂是吟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所能比得？

永日方戚戚，出行复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 尔辈况无恃，抚念益慈柔。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 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 赖兹托令门，仁恤庶无尤。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 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 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 ——韦应物《送杨氏女》

中年丧妻的韦应物，一手拉扯大了两女一儿，颇为不易，这首《送杨氏女》，正是韦应物嫁长女时的情感流露，因长女所嫁夫婿姓杨，韦应物遂将长女以杨氏女称之。在这首长诗中，我们看到的，仍旧是韦应物告别的背影，长女要远嫁他乡，离别之际，父女的分别自然无限感伤，当然，在依依不舍的同时，韦应物也没有忘记给即将远行的女儿送上几句叮咛，“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他告诫女儿要遵从孝道礼仪，要勤俭持家，殷殷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和盛唐说再见，和亲人说再见，让韦应物的诗歌充满了苍凉孤寂的意味，但是在其仕隐交错的生命轨迹中逐渐和浮躁喧嚣说再见，却让我们看到了韦应物的一颗云水禅心。韦应物一生的活动区域大抵经历了洛阳、长安、滁州、江州、苏州几处地方，但日本学者赤井益久的研究却让我们看到，几乎韦应物在其每个生活阶段，都和一座静谧空寂的处所实现了勾联，这个处所便是寺院。在为玄宗做侍卫时，韦应物时常出没于武功宝意寺，任洛阳丞时，同德精舍是他的必由之地，做了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是他的退居之所，而从苏州刺史任上退下来，他的选择仍是暂居于永定寺。

事实上，这绝非一种巧合，而是韦应物在仕与隐的不断交替过程中精神指向的外在呈示，史载，《唐史国补》说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这种潜藏于深处的超尘拔俗之心，直接以文字的方式被韦应物固化在了他驻留的每一座寺院之中，“翠岭香台出半天，万家烟树满晴川”，这是韦应物眼中的宝意寺；“高阁照丹霞，飗飗含远风”，这是同德寺给韦应物的印象；“广庭独闲步，夜色方湛然”，这是韦应物在善福精舍悠然踱步；“野寺霜露月，农兴羁旅情”，这是韦应物在永定寺的心灵独白……从洛阳、长安到滁州、江州再到最后终老苏州，韦应物在仕途蹭蹬之中，另外一条情向佛禅的平行线总是与其如影随行，那么，这条潜在的平行线，又是如何延伸开来的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及，韦应物的侍卫出身，曾给他带来无尚荣光，但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荣光不再，转而折节读书，则让他“周览思自奋”，“永怀经济言”，希望以自己的身勤吏事、心忧民瘼，为重塑盛世之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在国家危难之时，他曾毅然奔赴洛阳，就任洛阳县丞，在那里，他夙夜在公，恪尽职守，让“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遭受战乱荼毒的东都渐渐恢复生机。

然而，在官场浸淫日久，韦应物开始愈发感到自己陷入到了直道难进执政两难的境地之中，面对朝堂上出现的此消彼长的朋党之争和官场上营私舞弊的污浊之气，韦应物既不想同流合污，又无法置身局外，只能用手中之笔证明自己的高洁。

他写下了一些讽喻诗，《杂体五首》、《长安道》、《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始至郡》等诗篇，都如同投枪一般，直刺贪官污吏和统治阶层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些以乐府旧题和七言歌行体所写的诗歌，尽管数量不多，但却铿镪有声，令稍后于他的白居易激赏不已，在其《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指出：“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一生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讽喻诗的白居易，在对韦应物不吝其辞的赞美的同时，相信也从韦诗中汲取到了力量，并将这种力量注入到了自己的诗行之中。

然而，身为下僚的韦应物除了通过讽喻诗表达自己的不满之外，又能做什么呢?在中国文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当坚硬的高墙无法撼动，这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东晋隐士便会浮现在中国文人的眼前。看清官场的韦应物正是如此，他“日夕思自退”，希望向陶渊明一样绝决于仕途，“鲜食寡欲”“焚香扫地”的韦应物既然无法改变现实，便只能选择独善其身。他不会想到，当他开始将自己的身姿逐渐向佛禅倾斜，并最终以“高旷出尘表，逍遥荡心神”的山水诗在“王孟韦柳”四大家独占一席，一句记录于《唐诗快》的评语也让他在向着喧嚣告别的过程中，赢得了和陶渊明齐名的声誉，《唐诗快》云：“天下皆要做官，然自有一种做不得官之人，如嵇叔夜、陶渊明是也，得韦左司则三矣。”

然而，韦应物毕竟不是嵇康和陶潜，对盛世的怀念使他从本质上并未与他所处的社会划开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他向喧嚣世俗的告别方式，和王维一样，是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吏隐，一方面，并不是完全地弃绝官场，他不可能真正地向陶渊明那样绝决地挂印而去，躬耕于陇亩之间，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向阴风浊浪妥协，因此，吏隐，便成为一种遗世独立的特有方式，在公衙署廨与禅院精舍之间游走，韦应物对喧嚣官场的告别，是间歇的，也是持久的。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滁州西涧》

这首唐人山水诗的代表之作，可以说正是韦应物复杂心境的体现。此诗作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当时韦应物正出任滁州刺史。中唐时的滁州。“州贫人吏稀”“四面尽荒山”（韦应物语），直到宋代，滁州仍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欧阳修语）。然而，就是这样一块闭塞荒凉之地，却因为两位诗文大家的路过而声名远播，一位，自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文人欧阳修，他的一篇《醉翁亭记》，不仅让人们记住了一个清醒的“醉翁”，更让人们记住了滁州壮美的山水，而另一位，也是最早让滁州渲染上文化色彩的推手，便是以一首《滁州西涧》确立自己在唐人山水诗中地位的韦应物。

建中三年夏（782），生性高洁不为长安官场所容的韦应物被人以推荐刺史之名排挤出尚书省，远赴安徽滁州，对于被外放的官员而言，排解政治郁气的最好出口，便是寄情山水，庄子有云“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对此，韦应物是有深刻体会的，他曾用一句“扁舟不系与心同”，表达自己虽怀知者之忧，但却遨游于仕宦无所作为的心情，这首《滁州西涧》，正是韦应物在滁州寄情山水时的所悟所感。

荒郊野渡，萋萋幽草，再配上悄然自横的不系之舟，一种大孤独便扑面而来，对于这首诗，同样挑起滁州文化重量的欧阳修认为：“滁州城西乃是丰山，无西涧，独城北有一涧，水极浅，不胜舟，又江湖不到，岂诗人务在佳句，而实无此景耶?”其实，醉翁欧阳修大可不必较真，比他早出生二百多年的韦应物，站在寂寥无人的野渡之滨，其实已经把自己放逐到了一个避开物欲避开世俗的方外之地，听上几声黄鹂的鸣叫，看着一叶小舟静静地承载着春潮急雨，这种向着喧嚣的告别，正是韦应物所追求的人生至境。

史载，韦应物在滁州任刺史约两年半时间，此后又转迁江州，继而又担任苏州刺史。苏州刺史任满后，韦应物没有得到新的任命，由于为官清廉，他竟一贫如洗到没有川资回京候选 ，只能寄居于苏州永定寺，不久便客死他乡。这位走过五十五载人生的诗人，用无限怅惘的眼神告别了他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告别了他深深眷恋的骨肉至亲，最后留给世间的眼神，仍然是凄楚的告别，那是对再也无法回去的故乡的告别，五百余首诗篇，就平铺在这条路上，只是韦应物再也无法踏上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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