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和印度距离多远（印度-埃塞俄比亚）

本文原为《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Geography：The Inhabited World in Greek and Roman Tradition》第11章（Serena Bianchetti，Michele R. Cataudella和

Hans-Joachim Gehrke主编，博睿出版社2016年版）。中译文仅供教研，请勿作商业用途，著作权归于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关于本文

印度-埃塞俄比亚“混淆”：希腊罗马视域中世界的东部与南部边缘

The So-called Confusion between India and Ethiopia: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Edges of the Inhabited World from the Greco-Roman Perspective

原著 法国阿尔图瓦大学古代史教授

皮埃尔·施耐德（Pierre Schneider）

译注

微博知名历史博主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原书封面

印度与部分埃塞俄比亚地区充满了不可思议之事（“Praecipue India Aethiopumque tractus miraculis scatent”）

——普林尼（HN 7.21; trans. H. Rackham）

1681年，杰出的德国东方学家卢道夫（Hiob Ludolf）出版了他的《埃塞俄比亚史》（Historia Aethiopica）。1通过简要回顾希腊罗马时代对埃塞俄比亚人五花八门的称呼，作者在第一章的结尾得出结论：quae nominum diversitas——haud exiguam confusionem peperit（五花八门的名称——产生了惊人的混乱）。这可能是卢道夫创造的一个术语的首次出现，它定义了一种不时给古典学家和历史学家带来麻烦的现象，因为它可能妨碍我们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印度与埃塞俄比亚的“混淆”。2以下是一些例子：“凯撒里昂（Caesarion），据说是克娄巴特拉的儿子（......），携带了许多财宝，被他母亲送往印度，途经埃塞俄比亚”（Plut.,Ant. 81.2; trans. B. Perrin）；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印度”在哪：东非或印度本土？由于古代文献的模糊，被称为κιννάμωμον/ cinnamomum的香料仍然存在争议：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3.107），它产于阿拉伯，而其他权威著作将其归属于埃塞俄比亚（Strab.2.1.13）或印度（Theophr.，Hist. pl.4.4.14）。塞米拉米斯（Semiramis；【亚述女王，历史上仅摄政五年，但在古典文献中被赋予了传奇色彩，“【】”为译者注，下同】）的功业受到长期混淆的影响：这位女王打击的是印度人（Ampelius，Liber memorialis 11.3），埃塞俄比亚人（Diod.Sic.3.3.1）或二者兼之（Diod.Sic.2.16.1-2）？

图2.印度与埃塞俄比亚

实际上，直到19世纪才对这一混淆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特别是梅加斯提尼《印度记》（Megasthenes’Indika）的出版商施旺贝克（Schwanbeck），他是第一个审查希腊和拉丁文献，列出应理解为印度的一些涉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内容的人，反之亦然。他还为这种“惊人的混乱”（mira quaedam confusio）提供了第一个真正的解释。 3施旺贝克——正如一些学者仍然坚持的那样4——将这种现象与希腊罗马知识的缺口和不准确性联系起来。实际上，正如对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混淆的简短描述（第1节）后所解释的那样，这种广泛而多样的现象从根本上说不是无知或错误的问题：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希腊罗马人对定居世界（oikoumene）南部和东部边缘的认识（第2节）。他们持续倾向于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建立平行关系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将在第3节中给予介绍。

1.“混淆”的情况

01 主题

一份全面的“混淆”清单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篇幅。但是，以下示例足以管窥其数量和种类。

让我们首先考察空间划分和命名的问题，即分别考察埃塞俄比亚人在东方的存在和印度概念向东非的扩展。在《奥德赛》（Od.1.23-24）中，荷马称赞“埃塞俄比亚人被分成两部分，最边远的人类，一部分居于日落处，一部分居于日出地”。我们既不能清楚地识别这些Αἰθιοπῆες（“脸被灼伤的人”），也不能确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民族，特别是对于“东埃塞俄比亚人”。5自古以来就有人怀疑（Strab.2.3.8）荷马所指的是印度。另一方面，诗人揭示了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定居世界的东方边境毫无疑问居住着“脸被灼伤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五世纪，随着希腊人地理认知的拓展，一些“埃塞俄比亚”部落几乎自然地被希腊人定位在东方。例如，第17个波斯行省下辖“亚洲的埃塞俄比亚人”（一个俾路支部落？），他们“的相貌与其他民族6没有什么不同，差别只是在语言和头发上”（Hdt.3.94; 7.70; trans.Godley）。希罗多德（3.101）提到了一个奇怪的印度部落，他们“像牛一样公开性交”，还“像埃塞俄比亚人一样都是黑皮肤的”（τὸχρῶμαφορέουσιὅμοιονπάντεςκαὶπαραπλήσιονΑἰθίοψι）。在罗马帝国时期，庞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3.67）将南方的印度人与埃塞俄比亚人进行了比较；托勒密（Geog.7.3.1）记载称一个食鱼的埃塞俄比亚（Ichthyophagi Aithiopes）部落居住在恒河以东的印度（Trans-Gangetic India）等地。

在相反的方向上，“印度”这个名字适用于东非的某些地区。尚不清楚在公元前四世纪初克特西亚斯（Ctesias）的著作中是否已经存在这种“混淆”。7相比之下，这种现象在与印度的海上贸易稳步发展，托勒密王朝的红海探索以及特别是罗马兼并埃及（公元前30年）之后无可争议地得到证实。公元一和二世纪的多种文献清楚地表明东非的某些地区被称为“印度”（例如，Pliny [infra，p.190]; Plut.，Ant.81.2; Ael.，NA 12.32 ; 16.33; Hyg.，Fab.133）。这种对地理空间的描述，后来还包括阿拉伯半岛南部，从公元三世纪开始被越来越多地采纳。例如，在公元三世纪后期，康斯坦提乌斯（Constantius）因征服埃塞俄比亚人（=努比亚人）和“印度人”（= 布雷米人[Blemmyes]）8（Pan.Lat.5.5）而受到赞颂；尤西比乌（Vit.Const.4.7.1）声称君士坦丁大帝接见了埃塞俄比亚、布雷米和“印度”（=希木叶尔[Ḥimyarite]；【位于今也门的古国，参图2】）大使；而“印度”（=阿克苏姆[Axumite]；【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北部及厄立特里亚的古国，参图2】）国王皈依基督教则与阿奎莱亚的鲁菲努（Rufinus of Aquileia）有关（Hist.eccl.1.9-10）。

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诸多“混淆”也出现在研究或间接提及土地、民族、动物、植物等的文献中，对此我想举几个重要的例子。例如，让我们从描绘国家时占据重要篇幅的河流开始：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尼罗河被认为——一条流经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两地的河流——与印度河相通，因为它们都是鳄鱼的家（Hdt.4.44）。当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伴们发现印度并目睹旁遮普地区的河流因季风降雨而泛滥时，他们进行了比较：他们固执地强调每年夏天尼罗河在埃及的泛滥与之对应（例如，Strab.15.1.13 = Eratosth. III B，12 Berger; 16 = Nearchus FGrHist 133 F 17; 18 = Aristobulus FGrHist 139 F 35）。再举一个例子，从希腊罗马人的角度来看，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由于他们在定居世界中的位置而获得了许多太阳光照。当然，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伴们指出印度的空气比埃塞俄比亚更加潮湿（例如，Strab.15.1.24），这可以解释为何与埃塞俄比亚人不同，印度人有顺滑的头发（例如，Arr.，Ind. 6.9）。然而，实际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享有异常温暖气候的基本观点——正如其居民的肤色所证明的那样（见下文）——与这些细节并不矛盾。其他“混淆”与居民的νομοί（习俗，生活方式）有关。例如，在探索格德罗西亚（Gedrosia；【今伊朗东南部的荒漠地区，参图2】）9和红海时，10希腊人遇到了食鱼为生（Ichthyophagi）的部落。这些报告使一些权威学者得出结论：整个厄立特里亚海（Erythraean Sea；【今印度洋，参图2】）——一片印度、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共同濒临的海域——被食鱼民族占据（例如，Strab.2.2.3 = Posidonius F 13 Theiler）。11

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大量“混淆”涉及动物，其中最具象征性的当然是大象。希腊人很早就知道大象生活在利比亚（=非洲）和印度（Hdt.3.114; Diod.Sic.2.16.2-4 = Ctesias FGrHist 688 F1b§16-19）。至于埃塞俄比亚的大象，从托勒密二世及其后继国王捕获并将他们训练为战象时起（例如，OGIS 54），它们便非常出名了。即使印度大象被认为比非洲大象体型更大、力量更强（例如，Polyb.5.84），这两个物种从未被明确区分，这意味着大象被认为是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共有的动物。除了它们，还有一些动物也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有关：鹦鹉，“印度”公牛，巨蛇，老虎，狗头人（kynokephaloi）等。一些非地中海地区原生的植物也引人注目地被归属于印度或埃塞俄比亚甚至两国皆有（例如，巨型芦苇[=竹子]：Tzetz.，Chil.7.731-733 = Ctesias FGrHist 688 F 45c; Heliod.，Aeth.10.4.6; Strab.17.3.5）。事实上，大多数“混淆”与用于地中海消费的进口香料和熏香有关。对于那些研究希腊和罗马东部贸易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例如塞德博特姆（S. Sidebotham）称：“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维吉尔、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奥维德、斯特拉博、普林尼、塞内卡、斯塔提乌斯（Statius）、雅典纳乌斯（Athenaeus）等人都误解了一些东方进口产品的原产地，特别是熏香、香料和乌木”。在最明显的错误和混淆中，他整理了与没药（Plin., HN 12.71）、生姜（zingiberi？Plin., HN 12.28）、肉桂（cinnamum？Stat., Silv. 4.5.30–32; 5.3.42–43）相关的那些例子。12

这些例子远远没有涵盖希腊罗马世界对其的所有描述，我省略了其中那些怪异的故事（παράδοξα或mirabilia）：这些特征确实同样有助于描绘民族和国家的特征。然而，重要的是要区分两种类型的παράδοξα：一类是可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希腊语：ὄψις，αὐτοψία），并尽可能合理地解释；另一类是道听途说（例如，Strab.17.2.1），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幻想性的描述。至于第一类，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尼罗河的夏季洪水、巨型芦苇、食鱼民族等），还有例如厄立特里亚海的红树林（Strab.16.3.6-7 = Eratosth.III B，39 Berger）或“结羊毛的树”（=棉花：例如，Verg.，G.2.120; Hdt.3.106）。第二类包括一系列特殊的民族和动物。例如，我们可以援引荷马提到的俾格米人（Il.3.4-6）：克特西亚斯（Ctesias；FGrHist 688 F45§21-24）将他们定位于印度；亚里士多德（Hist.a.8.22.597a）声称他们居住在尼罗河的泉水附近；根据斐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V A 6.1）的记载，他们住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还有用他们巨大的独脚遮挡烈日的伞脚人（Sciapodes；例如，Ctesias FGrHist 688 F 51a; Philostr.，VA 6.25），狗头人（Gell.，NA 9.4.9; Plin.，HN 6.195; Philostr.VA 6.1）等。在奇异的动物中，让我们举出掘金蚁（例如，Hdt.3.102; Soph.F 26 Nauck），κροκόττας（【一种半狼半犬的可怖野兽】；例如，Peripl.M.Rubr.50; Plin.，HN 8.72），凤凰（例如，Ach.Tat.，Leucippe et Clitophon 3.25; Lucian，Navig.44）等。在结束这篇简短的回顾之前，值得一提的是pantarba（一种能够吸引宝石的石头：Ctesias FGrHist 688 F 45§6; Heliod.，Aeth.8.11.2）或令人吐露真言的印度/埃塞俄比亚喷泉（例如，Dio Chrys.，或.35.22; Diod.Sic.2.14.4 = Ctesias FGrHist 688 F 1b） 。

图3.伞脚人

现在，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读者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一丰富现象，让我们从历时性角度来审视它。

印度-埃塞俄比亚“混淆”小史

02

希腊语和拉丁语证据中的众多缺环使我们无法建立一部“混淆”的准确历史。然而，掌握这一非常古老的现象的主要发展过程仍然是有可能的，正如下文所示，这种现象不断采取新的形式而且从未减少。

正如施旺贝克正确指出的那样，《奥德赛》中“分居两地”的埃塞俄比亚标志着荷马地理框架中“混淆”的开始，其中印度缺席了。然而，一旦印度人成为希腊知识的一部分——即在公元前六世纪——这种现象浮现出来。例如，叙拉克斯（Scylax）把伞脚人定位在印度（Tzetz.，Chil.7.621-629 = FGrHist 709 F 7b），而赫卡泰奥斯（Hecataeus）称他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Steph.Byz.s.v.Σκιάποδες= FGrHist 1 F 327）。在五世纪中叶，正如上文援引的希罗多德记载所显示的那样，这种现象的基础——即一系列主题（肤色，东埃塞俄比亚人，代表性的动物）——已经存在。在悲剧中，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也被联系起来（Aesch.，Supp.283-286;以及PV.808-809），证明这种对空间的看法已经流传甚广。在四世纪早期，克特西亚斯确实令“混淆”更进了一步：例如，俾格米人被置于印度[supra，p.188]；食人族（martichoras）据报道同时生活在印度（Arist.，Hist.an.2.1.501a24-b1 = Ctesias FGrHist 688F45dα）和埃塞俄比亚（Plin.，HN 8.75 = Ctesias FGrHist 688F45dδ）。由于这些内容，克特西亚斯的著作不止一次被人指责为童话。在我看来，他只是推进了之前已有的一种倾向。

亚历山大在亚洲的远征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对定居世界的了解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印度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得到了观察（ὄψις）的支持和合理的论证。实际上，亚历山大的同伴系统地建立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通过埃及——的对照。他们强调了这两个区域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些似乎比它们的差异更明显——特别是气候（例如，Strab.15.1.13 = Onesicritus FGrHist 134 F7）和夏季河流洪水。印度季风降雨令马其顿人得出的结论是，尼罗河的洪水也是由夏季降雨引起的，这是一个重大地理问题的答案（Strab.15.1.19 = Aristobulus FGrHist 139 F 35）。尽管它们在湿度方面存在差异，13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埃及基本上都有相同的ἀήρ：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土地非常肥沃，并且是黑皮肤的人、非凡的动物和奇异植物的家园。

从亚历山大时代到公元前二世纪，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定居世界东部和南部边缘的民族和区域。有趣的是，每当希腊罗马人发现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动物、植物或民族有着相似之处的物种存在时，这种日益积累的知识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产生了新的对比。例如，在红海南部，与格德罗西亚食鱼族比邻而居的是另一些食鱼部落，这导致阿加塔基德斯（Agatharchides）得出结论，这些人遍布在整个厄立特里亚海上（Diod.Soc.3.14.1 = Agatharchides GGM I 129）。尼禄派出的探险家在埃塞俄比亚目击了“鹦鹉”（见上文），这是印度的特有动物（Plin.，HN 6.184）。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希腊化时期的学者在他们对荷马诗歌的评注中使用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类比：例如，拜访墨涅拉俄斯的那些Ἐρεμβοί是谁（Od.4.84：“我见过埃塞俄比亚人、西顿人和埃楞波伊人[Eremboi]”）？大多数语法学家都认为是阿拉伯人或埃塞俄比亚人。然而，马卢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Mallus）校正了Ἐρεμβοί这个词并用Ἐρεμνοί（=“黑色/黑人”）取代它，声称墨涅拉俄斯已经远航至印度（Strab.1.2.31; 16.4.27）。换句话说，“混淆”甚至出现在学术辩论中。

希腊化晚期至罗马帝国早期，地中海世界与印度洋国家之间的海上贸易得到了大幅增长。因此，希腊罗马人对定居世界的南部和东部边缘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在例如《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和托勒密的《地理学》中发现的地理知识得益于商人为拓展贸易而远航拉普塔（Rhapta；【位于今肯尼亚海岸，参图2】）、穆齐里斯（Muziris；【位于今印度西海岸南端，参图2】）、恒河流域及出产丝绸的国家。然而，普林尼在描述印度洋商路时引用朱巴（Juba；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的记载指出莱普特-阿克拉（Lepte Acra【即希腊语“海岬”之意】；在埃及贝伦尼克[Berenice]附近）也被称为“印度海岬”（promororium Indorum；Plin.，HN 6.175 [= Juba FGrHist 275 F 35]）：这是最早将“印度”一名应用于非洲地区的案例。地中海空间表述的这种改变似乎也出现在维吉尔的诗歌中——暗示它可能已经流传开来：他提到的“印度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G. 4.293; Aen 8.705）。尽管如此，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见证了“混淆”历史的重大发展。

从公元三世纪到古代世界的终结，印度概念的拓展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一些该时期作家有诸如“印度本土”（Expositio totius mundi 16）;“印度人这一昵称代表幸运”（ἸνδοῖςτοῖςκαλουμένοιςΕὐδαίμοσιν[Epiph.，Index apostolorum，p.110]）；“近印度”（Rufinus of Aquileia，Hist.eccl.1.9）这样的表述。通过使用这些代称，他们帮助读者识别他们所谈论的地区：阿克苏姆、希木叶尔、印度等等。当然，一些作者仍然使用“传统的”空间名称；14然而，似乎对定居世界东方和南方的这种新表述形式已经变得普遍。因此，属于埃塞俄比亚的一些真事和传说也被称为“印度的”便毫不奇怪。例如，狄奥（Cassius Dio 76.1.4）提到了一种印度的κοροκότας （鬣狗？），而这种动物通常被归属于埃塞俄比亚；斐洛斯特拉图斯（V A 2.22）声称不需要用黑色来描绘一个“印度”人，因为艺术家只用画出……一只扁鼻子和卷发。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发现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几个相似之处（例如，Palladius，De gentibus Indiae 1.6; Procop.1.19.24-25; Nonnus，Dion.43.165）。一些学者考虑到古代晚期印度与埃塞俄比亚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希腊罗马地理知识的日益恶化。15恰恰相反，这里的历史概述旨在证明“混淆”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希腊罗马人的知识。

03

附录：

不仅印度与埃塞俄比亚，还包括阿拉伯半岛、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等地

在这个阶段，人们可能认为这种现象完全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有关。实际上波斯、利比亚、埃及、毛里塔尼亚等偶尔也包括在内。例如，大象也是利比亚和塔普拉班（Taprobane；【今斯里兰卡，参见图2】）的特色动物（Plin.，HN 6.81; 8.32）；毛里人有时被认为是“西方的埃塞俄比亚人”，如尤维纳尔（Juvenal；6.336-339）写道：“但每一个毛里人和印度人16都知道克劳狄如何一往无前……”（sed omnes / nouerunt Mauri atque Indi quae psaltria penem / majorem quam sunt duo Caesaris Anticatones / illuc <intulerit> ; trans.GG Ramsay;以及Manilius，Astronomica 4.727-728）；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报告称“最南方的土地（即阿拉伯半岛），与埃塞俄比亚隔海相望，夏季大雨滂沱，每年播种两次，就像印度一样”（Strab.16.4.2 = Eratosth.III B ，48 Berger）。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希罗多德（3.106）已经写下了“世界上最偏远的国家（ἐσχατιαὶτῆςοἰκεομένης，即印度，阿拉伯，埃塞俄比亚）有着珍奇的物产”。然而，最重要的记录是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Diod.Sic.2.51-53 = Posid.F 78 Theiler）提供的，他声称那些暴露在阳光下的国家（即不仅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还有阿拉伯、利比亚和埃及）都盛产惊人的动物，缤纷的鸟类和珍稀的宝石。

图4.埃拉托斯特尼在亚历山德里亚授课（Bernardo Strozzi于1635年创作的油画）。埃拉托斯特尼（约276-约194 BC）出生于北非的昔兰尼，是希腊化时期的大学问家，亚历山德里亚大图书馆的第三任馆长。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创立者，许多他创制的术语沿用至今，他的伟大成就包括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绘制了第一幅带有经纬线的世界地图等。

然而，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是“混淆”的主要两极，因为它们在我们的证据中看起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得多。特别是将印度与埃塞俄比亚进行对比是很常见的（例如，Theophr.，Hist.Pl.9.15.2; Plin.，HN 7.21; 10.3; 10.136; 19.15; Luc.10.117-20; Lucian，Syr.D.16 ; Jer.Adv.Iovinian.2.7等），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已经变得司空见惯（Ach.Tat.，Leucippe et Clitophon 4.5）。事实上正是古代权威（埃斯库罗斯、希罗多德）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联系在了一起。毫无疑问，这解释了为什么印度/埃塞俄比亚组合在这一现象中持续占据主导地位。

2.定义“混淆”

无论这些文献证据如何多样，都无法令我们准确描述印度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混淆。但我们至少可以梳理出这种持久和多变现象的最显著特征。

01

这一“混淆”反映了知识的缺乏吗？

今天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与任何现代国家的边界一样——是直线且得到严格定义的。因此，人们可能会惊讶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在古代被混淆了。这当然是“混淆”一词通常适用于这种现象的原因：这个词，就像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其他几种普遍具有负面含义的表达方式（例如，“模糊”、“错置”）17：这或多或少的表明，与定居世界这些地区有关的古代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无知、错误或不准确的影响。18实际上，这种意见需要重新考虑。

让我们以斯特拉博（1.2.24-28）作为解决问题的指南。在关于《奥德赛》中埃塞俄比亚人的长期辩论中，他为荷马辩护，反对那些指责诗人缺乏地理知识（τὴν πολλὴν ἄγνοιαν）的人。斯特拉博并不否认“古代权威”（τῶν ἀρχαίων Ἑλλήνων）没有像其后继者那样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但他反对质疑者认为“古代权威”使用的名称反映了其地理知识水平的观点。根据他们的理解，“古代权威”称所有居住在定居世界南方的人为“埃塞俄比亚人”。然而，后来在地理知识得到改善的时候，“埃塞俄比亚人”这个名字只适用于生活在埃及南部的部落。换句话说，斯特拉博拒绝以“古代权威”的错误为借口排斥古代名称；相反，他认为必须将它们置于适当的理解中。同样地，让我们仔细研究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相似之处。

让我们分别从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空间扩展问题开始。即使在埃塞俄比亚的地理范围被大致准确定义之后（例如，Strab.17.3.1），认为Aithiopes（=黑皮肤的人）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境外也并不矛盾。换句话说，声称埃塞俄比亚人在印度的存在当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Them., Or. 30.349c）。至于“非洲的印度人”，他们与印度洋贸易的增长密切相关，伴随着新的经验和对空间的看法：事实上，印度向非洲的扩张反映了一种以地理学术语规划印度洋地区的新方式。作为空间名称的改变，这并非地理上的无知现象：希腊罗马人用阿克苏姆“印度人”替代“埃塞俄比亚人”，一如我们用“埃塞俄比亚人”取代“阿比西尼亚人”。因此，例如当阿里安（NA 17.40）提到“印度食菌族”（Indian Rhizophagoi）——一个著名的埃塞俄比亚部落（Diod.Soc.3.23.2 = Agatharchides GGM I 141）——他可能更像是更新了自己的地理知识而不是犯了错误。19

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涉及现实条件（动物，植物，气候等）的众多相似之处乍一看可以支持将这些“混淆”视作揭露古代知识的缺陷和模糊性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似是而非的。例如，希腊罗马人如何区分埃塞俄比亚没药（例如Plin.，HN 12.51 [Commiphora spp]）和印度没药（Plin.，HN 12.71 [Balsamodendron spp？]），考虑到他们只能目测原料？他们也缺乏现代科学所依据的手段和概念（例如分类学），这意味着，例如，定义两种不同的犀牛种属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我看来，上述大多数的对比与从希腊罗马视角出发的客观相似的现实相关；因此这些似乎没有反映他们的不准确或无知。

在此我想再做一个观察。今天，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概念。另一方面，在对定居世界东部和南部的古代描述中，人们对在这些地区可以识别的相似性给予了很多关注——当然它们比差异更为重要。正如亚历山大随行人员的报告中所清楚展现的那样，ὁμοιότης（“相似性”）有助于建立对世界的系统和连贯描述；他们所注意到的一些差异（ἐναντιότης）没有引起质疑。例如，两个地区的黑皮肤居民或大象的存在优先于肤色的深浅或大象体型的大小。20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相似性有时被用作启发式工具似乎证实了这一假设：众所周知，观察到印度河存在尼罗河流域的动物和植物后，亚历山大经过片刻的思考，认为自己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见下文）。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涉及现实和传奇的“混淆”，乍一看似乎真的是错误。事实上，如果将它们纳入具体背景，可能会有另一种解释。例如，托勒密（Geog.4.8.4）提到了一只埃塞俄比亚的“老虎”，但这个名字很可能指代一种非虎类动物。所谓崇拜哈蒙神（Hammon；【努比亚人对埃及神祗阿蒙的称呼】）的印度人显然是埃及的一些邻居民族（Luc.9.517-9）；保萨尼阿斯（Pausanias；9.21.2-3）声称他看到（εἶδον）的“印度”καμηλοπαρδάλεις（=长颈鹿）显然是从作者嘴里的一个东非“印度”进口。至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共有的各种神话和传奇，它们并非完全源于其中一个国家。因此，无知和不准确的概念与分析这种“混淆”几乎无关。

然而，否认一定数量的“混淆”确为错误将是愚蠢的。例如，当普林尼（HN 6.174）认为婆卢羯车（Barygaza；【位于今印度西部肯帕德湾，参图2】）位于埃塞俄比亚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搞错了；毫无疑问，赫绪基乌斯（Hesychius；s.v.ὀρίνδη）声称水稻生长在埃塞俄比亚时应该是混淆了信息。然而，这些错误案例并没有影响主要观点：正如大多数现存证据所证明的那样，“印度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古老混淆”21主要不是因为缺乏知识、准确性或兴趣：事实上，我很难想象一个持续超过十个世纪并且不断采取新形式的现象如何依赖于这样的基础。这就是说，让我们试着为“混淆”提供一个更积极的定义。

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混淆

02

先概述一下这种现象，我想说的是，对于一定数量的信息，希腊罗马人没有，或拒绝在定居世界的南方和东方之间绘制严格的边界线。据此，在涉及许多其他主题时，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得到了明显的区别，并没有混淆。例如，我没有发现涉及历史人物的“混淆”（例如印度国王波鲁斯[Porus]，婆罗门卡拉诺斯[Kalanos]或埃塞俄比亚统治者沙巴卡[Shabaka；Σαβάκων]）。同样，相当数量的现实和传奇明确——而正确——地归属于印度或埃塞俄比亚，没有发生混淆，例如，大多数地名，许多习俗（nomoi），一些进口商品（例如多摩罗跋香[malobathron]、胡椒），各种动物和植物等。

让我们回到主要观点，即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各种相似之处，必须强调它们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献中，其中一些是由最负盛名的作者撰写的。我在上面提到过埃斯库罗斯（悲剧）；希罗多德（历史）；斯特拉博和托勒密（地理学/制图学）；克特西亚斯和阿里安（专题著作）；克拉特斯（语文学）。然而，许多“混淆”的案例出现在哲学（Arist.，Soph.el.5.167a 1-20; Plut.，De tuend.san.praec.20）、诗歌（Ov.，Met.4.605-606）、对话集和小说（Philostr.，VA 6.1——毫无疑问其作者提供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最复杂的对比；Heliod.，Aeth.6.3.3; Them.，Or.27.337c）中，更不用说其他各种论文了。（例如，Theophr.，Caus.pl.3.3.3; Sen.，Q Nat.5.18.2; Diog.Laert.9.35）。这种“混淆”甚至出现在碑铭学中，22这证明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流行的地理知识”。23考虑到这种情况，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混淆”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知识形态而非知识匮乏。换句话说，我们所谓的“混淆”是希腊罗马人对世界东部和南部边缘之描绘与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

“混淆”不仅被基督教文化（interpretatio Christiana）所吸收，还被其加以更新，这在我看来证实了上述观点。基督教作家了解异教传统中描述的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义文学中发现了对俾格米人、巨蛇、樟树、黑皮肤民族等的间接提及，这些典故与他们的非基督徒同行别无二致。24此外，他们通常采用他们时代的空间名称。这就是为什么在报道阿克苏姆国王的皈依或评论萨巴（Saba）的地理位置时，他们使用“印度”这个名称来指涉非洲或阿拉伯地区（Rufinus of Aquileia，见上文；Origen.PG 12.1524; Epiph .，De XII gemmis 19-21）。基督徒的观念也是几个初始“混淆”的根源。例如，菲洛斯托吉乌斯（Philostorgius；Hist.eccl.3.11）认为，天堂位于东方，声称世界上最特殊的动植物产于阿拉伯、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让我们注意《创世纪》第2.11-13节（从天堂流出的四条河流）的说法，这使得一些作者或多或少地明确断言埃及/埃塞俄比亚的基训河（Geon=尼罗河）起源于“东埃塞俄比亚”（例如，Origen.PG 12.100）。

03

希腊罗马人意识到了所谓的“混淆”吗？

施旺贝克认为，一些古代作家——徒劳地——试图解释“混淆”。25他的观点是基于斯特拉博（17.3.7）的一篇文章，这位地理学家在那里回应了匿名学者关于西埃塞俄比亚人的观点：后者声称毛罗西亚（Maurousia）的埃塞俄比亚人是伴随赫拉克勒斯冒险的印度人的后裔——这是古代民族志中涉及土著与移民（ἀποικία）问题一个常见主题。我个人在这段摘录中没有发现任何解释。然而，施旺贝克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希腊罗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现象？如果是，他们是如何表述的？

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似乎很清楚：几乎所有涉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混淆”的文献都没有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好像它完全被忽视了。让我们用几个例子来阐述这一点。狄奥多鲁斯引用克特西亚斯（Diod.Soc.2.14.4 = Ctesias FGrHist 688 F 1b）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水源令人说真话的记载。作为读过《印度记》的人，他显然知道还是这位克特西亚斯，记载称印度存在类似属性的喷泉（Phot.,Bibl.47a3-10 = Ctesias FGrHist 688 F45§31）。狄奥多鲁斯怀疑这个神奇现象的真实性，但没有评论这个巧合。普林尼分别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提到了一系列奇怪的部落（例如，狗头人[HN 6.195; 7.23 = Ctesias FGrHist 688F45pα]; 佝偻怪[Himantopodes] [HN 5.44; 7.25 = Megasthenes FGrHist 715 F 29]）。再一次，这些巧合没有引起任何关注。最后，根据现代学者的观点，“印度的观念变得越来越暗淡”，26据我所知，绝没有对古代文本中大量非洲印度人案例的评论。

然而，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存在的一些相似之处，以及随之而来对其的简要评述，实际上与我们称之为“混淆”的问题无关。例如，阿里安（Anab，6.1.2-5）讲述了亚历山大是如何确信自己发现了尼罗河之源，最终他却抛弃了这一理论。他批评了国王的降雨理论，因为后者试图用稀少的证据解决一个重大的地理问题（μικροῖςδή τισι καὶ φαύλοις ὑπὲρ τῶν τηλικούτων τεκμαιρόμενον），但他并不认为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相似度存在问题。再举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Gen. an.2.3.736a 10）更正了（οὐκἀληθῆλέγει）希罗多德对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皮肤和精子都是黑色的记载（3.101）：亚氏称他们的精子是白色的。要点在于关注事实正确性的亚里士多德显然对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之间的对比不感兴趣，好像它本身不存在问题。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下描述黑檀木的段落（Plin.，HN 12.17-20）。普林尼的报告从产地问题开始。他有两个消息来源：维吉尔（印度）和希罗多德（埃塞俄比亚）。毫无疑问，普林尼认识到了这些权威学者之间的矛盾。尽管如此，这两种理论的共存或冲突并没有给他带来明显的困难：“其中一些是印度的特产（unam e peculiaribus Indiae），维吉尔提到它乌黑油亮，他说其他国家都不产这一品种（nusquam alibi nasci professus）。然而希罗多德倾向将其归属于埃塞俄比亚（Herodotus eam Aethiopiae intellegi maluit），并指出埃塞俄比亚人过去每三年向波斯国王上贡100根乌木，以及黄金和象牙。”（trans. H. Rackham）

因此，我们能够得出希腊罗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谓的“混淆”这一结论吗？我不这么认为。一些作者表示了解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相似程度，但这一概念被用来增强知识。我已经在上文解释了埃塞俄比亚（与埃及）和印度的ὁμοιότης如何帮助亚历山大的同伴将大量的新数据和观察结果转化为一个连贯的地理系统。我还提到了克拉特斯对墨涅拉俄斯航行的解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在他对维吉尔《农事诗》（Georgica；2.116：sola India nigrum / fert hebenum）的评注中，塞尔维乌斯（Servius）注意到形容词sola：维吉尔怎么能写出“只有印度”出产黑檀木，而众所周知这种木材也从东非进口？答案如下：sed Indiam omnem plagam Aethiopiae accipiamus（印度意指整个埃塞俄比亚）。塞尔维乌斯显然知道，在他的时代，“印度”这个名字经常适用于非洲的某些地区：这种现实——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是一种“混淆”——使他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简而言之，与我们不同，希腊罗马人并不认为“混淆”是一个问题或障碍。

总之，古代与现代空间描述之间存在差距。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相似性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用正确性和准确性的标准来分析这种现象，这是难洽人意的。更好的方法是将所谓的“混淆”视为一种——公认的独特——知识形式。这尤其解释了一个事实，而它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7尽管制图术和对定居世界的知识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时代至公元二世纪后期之间），但“混淆”从来没有停止发展和更新自己。

这使得我们现在进入这一研究的最后环节：这种现象的起源和基础是什么？如何形成了这种对空间和民族的表述？

3.理解“混淆”

“混淆”是各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结合，导致印度与埃塞俄比亚纠缠在一起。为避免繁琐，本节仅限于对最重要的部分进行简短回顾。

01

民族

让我们考虑以下三个例子：根据波塞冬尼乌斯的说法，荷马将Αἰθιοπῆες分为两组，原因是印度人（=东埃塞俄比亚人）比埃塞俄比亚人“发育更完善”（εὐερνεστέρους）（Strab.2.3.7 = Posid。F 13 Theiler）；菲洛斯特拉图斯（V A 3.20）重复了传统观点，即居住在埃及南方的埃塞俄比亚人最初是一支印度民族（γένοςἸνδικόν）；朱诺（Juno）在塞内卡《癫疯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 furiosus）（37-38）中，暗示那个地方“他忆起了那里的太阳，他让那里手持邻火的埃塞俄比亚人失去了颜色”（trans.F.J.Miller）。这些摘录都表明了认为印度人与埃塞俄比亚人肤色相同的观念。从地中海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以及一些利比亚部落[例如，Strab.17.3.7]）的深色皮肤代表了一个非凡的特征：你在埃塞俄比亚之外何曾见过这样的人？（quis enim Aethiopas ante quam cerneret credidit？：Plin.，HN 7.6）。这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生理特征有助于在印度人与埃塞俄比亚人之间建立类比，与其他民族形成鲜明反差，好像他们形成了一个“种族地域”。

这可能恰好与自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涌现的关于这些民族的更多信息不合。特别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肤色的一些差异：据称印度人比埃塞俄比亚人肤色更“浅”。一些作家也将黑皮肤的南印度人与肤色偏浅的北印度人区分开来（例如，Arr.,Ind.6.9; Strab.15.1.13; Manilius,Astr.4.725）。在这种主张的基础上，一些现代学者声称，指涉印度人肤色的形容词不表示最高程度的黑色（例如，coloratus，decolor）；与之相反，niger或者fuscus专门用于描述埃塞俄比亚人。28

实际上，这并不会挑战“种族地域”的概念。首先，至于词汇论证，它只与拉丁语形容词有关，而在希腊语中没有区别（μέλας一词同时用来描述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此外，我们可以发现fuscus和niger在一些拉丁文献中与印度人联系在一起。（例如，Hor.，Sat.2.8.14; Ov.，Ars am.1.53; Mart.，Ep.7.30.4）。那么几部古代文献中提到的色度差异呢？这些观察结果与古代普遍存在的肤色相似性的基本概念并不矛盾：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但由于其肤色较深而被视为与其他民族不同（Arr.，Anab.5.4.4; Ind.6.9）：暴露在极其强烈的太阳辐射下，他们的皮肤（或他们的血液：Hyg.，Fab.154）会变得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黑（即，不仅仅是棕褐色）。换句话说，他们的肤色令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非常独特，生活在他们国家的一些动植物也是如此。菲洛斯特拉图斯在公元3世纪（VA 6.1）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那里（即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栖息着别处没有的动物，以及黑人——这是其他大陆没有的特征——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俾格米人和只会吠叫不会说话的人，以及其他类似的奇异现象。”（trans.FC Conybeare）

空间

02

许多“混淆”案例都源于希腊罗马人感知空间的各种特点。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亚洲与利比亚被尼罗河，而不是红海（即波斯湾；例如，Strab., 17.3.1）分隔开。因此，随着埃塞俄比亚延伸到尼罗河以东，它与印度属于同一大陆。以及他们对“气候带”（klimata）的划分，即与赤道平行的一系列长条状地区。希腊化时期的地理学家倾向于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配对，定义为一个南方气候带：麦罗埃（Meroe）与印度南端的纬度相同，Kinnamomophoros（索马里北部）与斯里兰卡（古代名称Taprobane）处于同一纬度（例如，Strab.1.4.2; 2.1.5）。至于在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283-286）中述及印度与埃塞俄比亚接壤，我们无法确定它得到了何种空间概念的支持：这一“混淆”案例可能与厄立特里亚海是一片封闭水域的认识有关（Strab.1.3.1 = Damastes of Sigeum FGrHist 5 F 8）。

图5.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人对世界的认识

海洋连通的理念当然在“混淆”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希腊罗马人的角度来看，红海和阿拉伯-波斯湾只不过是被称为厄立特里亚海或印度海的海洋伸入大陆的末端。29这一概念暗示埃塞俄比亚和印度拥有相同的海洋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例如，我们听闻传说性质的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在海上连续击败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和印度（例如，Diod.Sic.1.55.1-2 [Sesostris]）。毫无疑问，海洋连通的理念促成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联系乃至认定。让我们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 一些作家同样认为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以及阿拉伯半岛）是“厄立特里亚海诸国”。实际上，这些地区的各种生物和物产被被打上“厄立特里亚”（Erythraean）的标签：例如，没药（Plin.，HN 12.70）；宝石和珍珠（Ps.Lucian，Amores 41; Mart.，Ep.5.37.5）；象牙（Mart.，Ep.13.100）；“公牛”——犀牛？——（Ael.，NA 2.20）。

- 由于它是印度贸易的主要航道，他们倾向于将厄立特里亚海视为“印度洋”（例如，OGIS 186;Sen., Q Nat.4a 2.4）。因此，位于或毗邻印度洋（Indike thalassa / mare Indicum）的诸民族（埃塞俄比亚人、穴居人[Troglodytes]、希木叶尔人……）可以被很便捷地被称为“印度人”。

地中海世界与印度洋国家之间直接海上贸易的增长——随着希腊人在托勒密八世时期发现季风航道30——似乎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可能被视为邻国，尽管它们之间被水域隔开。事实上，这是对空间的一种“矢端”（hodological）感知的结果：对于在印度洋上航行远达，例如穆齐里斯的商人和海员来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后便是印度，这可能导致将它们视为邻国的想法 （Joseph.,BJ 2.385; Lucian,Salt.19）。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荷马划分埃塞俄比亚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印度/埃塞俄比亚”组合取代了“东埃塞俄比亚人/西埃塞俄比亚人”组合。然而《奥德赛》中引入的空间表达，即垂直方向的对称性并没有因地理知识的改善而消除。它确实有助于维持“混淆”，希腊罗马人倾向于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作为对称性国家。最重要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埃塞俄比亚覆盖了太阳直射地区的西半部，就像印度覆盖东半部一样（……）。我们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国家出产的香料品质的相似性，而在两地捕获的狮子和大象均为同一物种，以及其他类似情况。”（Philostr.,VA 6.1 ; trans.F.C. Conybeare）。

03

自然

在与自然哲学（physiologia）有关的重要问题中，我将集中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即气候，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混淆”的发展。事实上，太阳被认为是调节气候的最重要法则。由于他们位于定居世界（oikoumene）的南部和东部，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被认为比其他国家接受更多的热量——如上所述，这解释了他们肤色的特殊性。事实上，气候的主要构成（τὴν τοῦ περιέχοντος κρᾶσιν）是太阳热量，它影响整个环境（Strab.2.3.1）：太阳不仅影响生物（τὰς τῶν ζῴων καὶ φυτῶν συστάσεις），也影响矿石（参见上文波塞冬尼乌斯的观点）。因此，人们普遍同意（例如上文菲洛斯特拉图斯的观点），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以及阿拉伯）出产类似的动物、植物、香料等。甚至神奇现象（mirabilia）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概念的影响，正如普林尼告诉我们的那样（HN 6.187 = Posidonius？）：“这个地区最外围的区域（即埃塞俄比亚）出产动物和人形怪物（animalium hominumque monstrificas effigies），他们的身体和外貌应该是被动态火元素的能力所塑造的。”（trans. H. Rackham）

然而，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同伴（例如阿里斯托布卢斯[Aristobulus]，欧奈西克瑞塔斯[Onesicritus]）认为印度的湿度较大，比埃塞俄比亚更肥沃。这就是为什么欧奈西克瑞塔斯说，印度的陆地或水生动物比埃塞俄比亚的体型更大（Strab.16.1.22 = Onesicritus FGrHist 134 F 22）。然而，与太阳辐射相比，这种差异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还是根据欧奈西克瑞塔斯的观点，只有太阳热量能使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以及阿拉伯）孕育出特殊的生物和物产，例如肉桂（kinnamomon），甘松香（nard）和其他香料。31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动植物相似的理念容易被接受，是因为它们没有被准确命名。特别是，不同种属（在该词的现代意义上）的动物通常被赋予相同的名称，然而它们可能是不同的：所有的鹦形目（Psittaciformes）都被称为psittacus /ψίττακος；犀牛和一种种属不明的水牛都被称为ταῦρος（Ael.，NA 2.20; Diod.Sic.3.31.2 = Agatharchides GGM I 152）；樟属（cinnamomum）这个名称很可能指涉了不止一种香料等等。阿里安（Ind.15.1-3）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如下面的摘录所示：“印度人认为老虎比大象强壮（……）。印度人记录说老虎的体型与大型马一样大（……）。然而，我们看到并称之为老虎的是那些花纹斑驳的豺，只是体型更大罢了”32（trans. E.I. Robson）。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对照必然变得更加容易。

图6.意大利帕莱斯特里纳的马赛克镶嵌画（希腊化晚期）描绘的尼罗河风景（根据题铭，箭头所指的动物为“老虎”）

我希望这篇简短的论文能够揭示希腊罗马人如何看待定居世界的南部和东部边缘。即使存在错误和模糊的真实案例，我认为将所谓的“混淆”解读为空间的特殊呈现也很重要，这样能够恰当地评估描述这些区域的古代资料的价值。这种现象表明，从地中海世界的角度来看，定居世界的东部和南部33有许多共同点：与世界其他边缘地带不同，濒临厄立特里亚海的国家被视为在许多方面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种现象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印度洋一体的观念，这一观念今天支撑了全球史中的诸多研究。

注释：

1. Ludolf 1681, Liber I cap.1.
2. 例如Goldenberg 2003, 211; Snowden 1970, 11; Desanges 1978, 230 n. 74; Fiaccadori 1983, 303 n. 33; Mayerson 1993, 170. 印度与埃塞俄比亚的“混淆”一直延续到中世纪 (Wittkower 1942; Richard 1952).
3. Schwanbeck 1846, 2.
4. 例如Arora, 1982, 131; Taboada 1988, 135–47; French 1994, 144, 147; Sidebotham 1986, 41.
5. 荷马可能知道埃塞俄比亚人是埃及的邻居 (例如Od. 4.81–85).
6. 努比亚的埃塞俄比亚人。
7. Schneider 2004, 308–16.
8. 一支游牧的努比亚部落。
9. 325年的尼亚库斯（Nearchus）的航行。
10. 公元前3世纪时为了捕猎大象。
11. 波塞冬尼乌斯将所有食鱼部落视为“热带地区”独有的民族。
12. Sidebotham 1986, 39–41.
13. 这一差异被认为解释了为何“印度人不是卷发”(Strab.15.1.24; trans. H.L. Jones).
14. Amm. Marc. 22.15.2; 23.6.70; Procop. 1.19–20.
15. 例如Warmington 19742, 140: “……这种无知在印度问题上表现得格外严重。”
16. 对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这样关联在修辞层面意为“全世界”。
17. 分别见于André 1949a, 157–8; Goldenberg 2003, 211.更为中立的表述见 Albaladejo Vivero 2005, 11; Dihle 1962a, 50–1 n. 6.
18. 参见上文注释4；注释15；亦见Mayerson 1993, 170; André 1949a, 162.
19. 大量此类情况表明了对地理名称的一种有意替换(例如Peripl. M. Rubr. 61; Amm. Marc. 22.15.2; Cosm. Ind. 3.66).
20. Dihle 1962a, 49–53; Schneider 2004, 316–21.
21. Karttunen 1989, 134.
22. Bernand 1969, 143–7; Drew-Bear 1981, 117–8.
23. Dueck 2012, 118.
24. Schneider 2004, 252–8.
25. Schwanbeck 1846, 4.
26. Mayerson 1993, 170.
27. 例如Arora 1982, 131; André 1949a, 162.
28. Snowden 1970, 3; André 1949b, 125–126.
29. Schneider 2004, 455–461.
30. 库济库斯的欧多克斯（Eudoxus of Cyzicus；Strab. 2.3.4）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利用季风航线的人。
31. 注意到斯里兰卡和埃塞俄比亚(κιννάμωμον φερούση γῆ) 有相同气候 (τὴν γὰρ κρᾶσιν τῶν ἀέρων παραπλησίαν εἶναι) 这一事实也证明它们的纬度相当(Strab. 2.5.14; 35).
32. 亦见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马赛克画中的ΤΙΓΡΙΣ（老虎）形象。
33. Cosm. Ind., 2.29 : τὸ νότιον καὶ ἀνατολικώτερον μέρος τῆς γῆς.

- 全文完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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