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抗美援朝（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

必须指出，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是迫于无奈，不得已的，不是我们没事找事。

因为美国已占领了中国台湾，在东南方向对新中国构成了巨大威胁。

而它支持法国军队在越南作战，在南方也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如果再听任其大军压在鸭绿江边，那么中国的东北边境就绝无宁日了。

为了解除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中国只能出兵朝鲜，打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

因此，我们进行这场战争可以说是被逼无奈之举，完全是正义的行动。

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时，所进行的勾当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却把军队开进中国的台湾海峡，这清楚地表明，是美国而不是中国，首先把朝鲜战争同中国连在了一起、同侵略霸占中国领土当成了一回事。

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表现在侵占台湾，还表现在美国作战飞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的领空的多次侵犯，和对中国船舶的多次拦截。

美国的这些行动已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侵略行为。

因此，志愿军的行动首先是国际法赋予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正义自卫行动。

正如毛主席在1951年10月在政协会议上所讲的：“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从当时中国反对美国侵略、敌视中国的斗争策略来看，中国出兵朝鲜也是合情合理、有理有利的。

杜鲁门6月27日声明表明美国已经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3条战线摆出了威胁新中国的战略态势。

在当时国际政治背景和美国顽固敌视新中国的情况下，中美之间进行一场武装较量具有某种必然性。

而如果要进行同美国的军事较量，在上述3条战线中，朝鲜战线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战线。

中朝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陆上边界，交通运输条件较好，朝鲜半岛靠近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便于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供应，尤其是朝鲜靠近苏联，便于取得苏联的间接援助。

中国与苏联订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军队还未从中国东北完全撤离（在旅顺大连苏联仍有陆军集团军规模以上的野战部队，以及海军舰队与空军军级规模的驻军）,美国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时会有更大的顾虑。

在朝鲜与美国较量，中国取胜的把握比较大。而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会大大有利于在其他两条战线上与美国进行的较量。

有人会说，美国打到鸭绿江后，未必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进攻中国，因而中国出兵朝鲜是得不偿失。

现在持这种认识的同志也有不少。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中国领导人就想得很透彻。

彭德怀的想法是：如果不出兵，“美国就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借口。”

毛主席更从战略的高度，深刻指出：“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主席把东北及其南部的电力供应，作为一个问题专门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

当时中国重工业集中在东北南部。

抚顺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煤矿，本溪、鞍山两地钢铁产量1950年占全国钢铁产量的80%以上，沈阳更是全国机械工业生产的大本营，2000多家工厂、200多种工业门类都集中在这里，这一系列工业中心都在鸭绿江附近，最远距离不过200公里。

这些工业中心所依赖的电力又主要来自鸭绿江上的水电站，一旦鸭绿江水电站受美国骚扰、破坏，不能正常生产，东北南部的大批工厂就要停产，整个中国的工业基础就要受到极大的削弱。

直接影响全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和质量，而且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灾难性的。

另外，新中国新建的军事工业，几乎也都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佳木斯一线附近，离中朝边境不能说远。

即使美国军队不打进中国来，但其将军事基地设在鸭绿江边，处于随时可以打击中国核心工业基地的战略态势，也是非常可怕的。

占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美军，飞机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这些工业基地上空侦查甚至轰炸。

这就等于把一张决定中国命运的王牌交到美国人手里，什么时候打这张牌，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决策人的愿望和动机，而我们只能盘马弯弓、枕戈待旦，随时处于临战或紧张备战的状态。

在当时两大阵营处于严酷冷战的时刻，双方彼此对对方都极度不信任，政治、经济、价值取向尖锐对立的大背景下，美国极端敌视、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因此它随时都可能产生利用这张牌，来攻击或消耗中国的愿望。

例如，中国要解放沿海岛屿，美国就可以在鸭绿江边制造摩擦，来制约中国的行动；中国支持越南民族独立战争，美国军队也许就在鸭绿江边举行军事演习，以牵制中国力量；中国谴责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霸权行径，美国飞机也许就会“偶然”地屡屡“误入”中国东北领空，行威胁恐吓的把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周总理所分析的那样：即使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也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一个飞机场就要1亿斤小米，东北修8个，关内修3个，就要10多亿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1000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

所以让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再指望他们遵守那根本靠不住的“就此止步”许诺，还不如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该出手时就出手，派兵入朝，以战止战，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去。

这样既有力帮助了朝鲜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干涉，又可以保证中国东北边疆有一个安全屏障。

在毛主席、周总理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中，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是高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出兵朝鲜决策的全部意义。

当然，就我们的本意来说，中国人民是很不愿意打这一仗的，实在是由于美国霸权主义欺人太甚所致。

实际上从中国出兵的时机上来看，美军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才出动对我们也是很不利的，因为等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才出兵御敌，显然是太晚了些。

如果中国出兵是主动的话，那么，在朝鲜人民军刚打到釜山时，我们出兵或在此之前出兵，则很快就可以帮助北朝鲜夺取战争的全胜。

这种情况的出现，非常准确地说明了我国参战完全是被迫的，是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

毛主席、周总理在考虑是否出兵朝鲜的时候，最根本的动机当然是维护国家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今天来看，出兵和不出兵各有利弊，确实没有十全十美的决策。

出兵可以维护中国边境东北的安全，但也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不出兵虽然可以使新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但是如果任凭朝鲜战局发展，中国边境的安全会受到很大威胁。

而且是不是美国霸占了朝鲜之后，就不再阻止中国统一了，也是很难说的，根据美国崇尚实力的实用主义行事原则，它继续赖在台湾不走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领导人反复权衡利弊，在平壤遭受围攻已经陷落，和战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的紧要关头，才最后下定决心出兵援朝。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出兵朝鲜确实是迫不得已。

胡乔木同志在回忆毛主席的文章里曾经讲到，毛主席一生最艰难的决策共有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关于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可见这个决策不是轻易就可以做出的。

抗美援朝的目的是为了保家卫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其现实主义原则始终是第一位的。

但是，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在做出出兵决策时，毫无疑问也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崇尚和平公理的道义的动机。

新中国和苏联以及北朝鲜，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中国当时还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则是确定不移的，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也是确定不移的）,斯大林和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毛主席、周总理不可能不理；北朝鲜在历史上就和中国有着千年以上的友好关系，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而且朝鲜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的历程中，有着长期相互合作与支持的历史。

金日成就长期生活在中国，抗日战争时也曾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战将，他与毛主席、周总理都有着很深的个人友谊。

邻居与朋友有难，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能隔岸观火。

在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与道义目的，又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支援朝鲜打败美国侵略者、巩固朝鲜北方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可以使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更可以维护中国的安全。

周总理后来对中国投入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原因，作了明确的说明：

第一，援助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

第二，抗美援朝是保卫祖国安全的需要。“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因此，对美国侵略者不抵抗，敌人就会得寸进尺，走日本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

美国侵略朝鲜，从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都需要我们出兵。

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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