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有哪些人中立（玄武门之变兄弟倪墙）

预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以皇太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封建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但考诸史籍，真正按此程序登上皇位的，又不是多数。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从“玄武门之变”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在初唐的皇位更替中，“玄武门之变”是影响极大的一个事件。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对这一事件评说不一。从“玄武门之变”的基本过程和结果看，它充分显露出封建社会皇位接班人制度中无法克服的弊端，对当今社会人事制度的改革，也有借鉴作用。

唐高祖的诸子中，李世民尤具雄才大略。在佐父起兵建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功勋卓著。随着地位和实力的与日俱增，已是势难雌伏。

唐高祖李渊与皇后窦氏，共生有4子1女。长子李建成， 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史载讳“元”为“玄”），四子李元吉，女为平阳公主。三子元霸早年天亡，其余3子1女，均跟随李渊，在建立唐朝一统江山的战争中，各有建树。其中次子李世民的功业尤大。

李世民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今陕西武功的一座李氏别馆之中。当时其父李渊刚被隋文帝任命为陇州刺史，荣迁新职之际，又得贵子，李渊自然十分高兴，当即为子起名“世民”，希望将来能济世安民，为李氏门庭再增光辉。

李世民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将门之后，他从小受到尚武习俗的熏陶，喜欢骑射征战，颇有文韬武略。青少年时代，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他先后到过陇州、岐州、荥阳、楼烦等地，14岁时来到京师长安。

这种迁徙不定的生活，虽不免遭受颠沛流离之苦，却使他饱览各地山川河谷、军事要塞，接触民情风俗，了解社会现实，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并形成了勇敢坚韧、刚烈豪放的性格，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显露杰出的才华。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18岁的李世民因父亲调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而随家迁居河东。这年八月，炀帝北巡边塞时，被突厥始毕可汗率领的数十万骑兵围困于雁门，在万分危急的形势下，炀帝接受臣下建议，将诏书系在木头上，投入南流的汾水，命各地募兵勤王。

李世民奉父命毅然应征从军，参加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勤王部队。他认真分析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向云定兴将军提出虚张声势，多设旌旗，以为疑兵的退敌策略，深得云将军的赞赏，夸李世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就在李世民随父进驻山西的这一年，隋王朝内部的动乱局面已十分严重。颇具雄才大略的李渊也开始密谋策划，准备伺机起兵。李世民作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和参谋，参与了起兵的全部密谋和决策活动，并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

他一方面协助父亲招募军队，集结力量；另一方面又在父亲授意下，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结交大批英豪俊杰，隋军将领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就在这时成为李渊父子的心腹好友，晋阳令刘文静和宫监裴寂，也在这时进入核心决策圈。

据说，当李渊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有些举棋不定时，又是李世民与刘、裴商议，促成李渊最后下定了起兵的决心。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在晋阳正式宣布起兵，这时李渊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女婿柴绍等也先后率领一些军士从河东、长安，秘密赶至晋阳会师。在确定西入关中夺取长安的战略目标之际，西河郡丞高德儒拒不服从，李渊命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二人率军攻取西河，二人受命后，率军直逼西河，斩高德儒，开仓济贫，甚得民心。

李渊遂在这年七月，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留守太原，自己和建成、世民率军3万，西图关中。大军进至灵石县，在贾胡堡安营扎寨。隋将宋老生在霍邑屯兵抵挡。恰逢淫雨连绵，粮饷不给，军中又流言突厥与刘武周联合，乘虚袭击太原，李渊召集诸将商议，裴寂认为太原是军事重镇，又为义军家属所在地，应立即还师太原，再伺机西图。李渊也认为合情合理，准备回师。

这时李世民指出：突厥并未对太原构成严重威胁，应迅即先入咸阳，以号令天下，若现在班师，不仅会挫伤士气，而且以后也难遇大举的机会。李建成也反对回师太原。经兄弟二人苦谏，李渊追回已后撤的部分军队，按原计划行动。之后，大军力克霍邑，取临汾和缘郡，到达龙门。在农民首领孙华的引导下，兵渡黄河，围攻河东。

隋朝骁骑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李渊久攻不克。裴寂主张以重兵力克河东，以绝后患；李世民认为兵贵神速，应避实就虚，先取关中。李渊权衡后，决定兵分两路，由李世民带兵渡河入关，直取长安，同时以部分兵力对付河东的屈突通。

这时，平阳公主率招募的六七万军队与李世民会师，李建成与李渊也先后至灞上，20万大军合围长安，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攻克长安。

占领长安后，李渊于次年（618年）称帝建唐，李建成因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李渊称帝后不再亲自挂帅出征，身为皇太子的李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处理日常政务。领导和指挥统一战争的重任，就落在秦王李世民的身上。当时年仅22岁的李世民，在西攻东伐、征服群雄的统一战争中，屡建殊勋。

在平定割据陇右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时，李世民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确定了坚壁不出、以逸待劳的方针。初次交战之际，李世民因患疟疾，交由刘文静、殷开山指挥军队，二人不听李世民劝诫，轻敌躁进，在浅水原一战中遭大败。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即位。

李世民吸取上次战败的教训，坚守60余天不战，薛军粮尽，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李世民分兵两路，以南北夹击之势，一举破敌，并身先士卒，率少量人马乘胜追击，使薛军无法会合，薛仁杲被迫率军投降。当盘踞在代北的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太原，李元吉逃回长安，形势一度十分危急之时，李世民率军北上，渡黄河，入山西，讨伐刘武周。

刘军主将宋金刚十分勇猛，李世民仍然采取坚壁不战的方针，两军对峙5个多月，宋金刚粮尽北撤，李世民抓住机会，穷追猛打，一天之内交战8次，大获全胜。宋金刚只带10名骑兵逃回太原。刘武周见此惨状，自知不敌，北遁突厥，后被突厥所杀。

平定刘武周后，李世民率军回到长安，休整两个月后，于武德三年（620年）三月又率军东征，与王世充、窦建德角逐于中原地区。

面对王、窦两股强大的武装力量，李世民表现出非凡的胆略，他临危不惧，果断决策，在围攻洛阳王世充的同时，集中主力与前来救援的窦建德决战，一举击溃窦军，俘虏窦建德，使王世充闻风丧胆，出城投降。统一全国的战争，至此取得决定性胜利。

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挂帅出征，到武德五年（622年）七月胜利班师回朝，历经4年，李世民英勇善战，消灭了当时国内主要的割据势力，为建立唐王朝的一统帝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威望与日俱增。他担任尚书令之职，位居宰相，又掌握着大量军队，权力逐渐扩大，地位迅速上升。这一切都促使他对帝位产生觊觎之心。

据说有一天，李世民曾和谋臣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知远的道士，这位道士告诉李世民，说他有天子相，将来可登九五之尊（即当皇帝）。李世民听后，很受鼓舞，暗记于心。

因为胸怀大志，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非常注意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收罗谋臣猛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武有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公孙武达、徐世勋等，文有刘文静、裴寂、杜如晦、房玄龄等，均为一代俊杰名臣。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他从关东前线返回长安后，被加封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设立天策府及其属官，作为他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同时他又在自己的秦王府设立文学馆，收罗四方文人学士，经过挑选，杜如晦、房玄龄等18人入选。

李世民让他们轮流在馆内值班，以备顾问咨询，并让著名画家阎立本为18人画像，让文学家诸亮作赞，号为“十八学士”，“十八学士登瀛州”的说法，据说便由此而来。

天策府与文学馆的设立，表明秦王李世民的核心政治集团正式形成。这时，就是李世民没有争夺帝位的念头，他的文武功臣也不会甘居府馆，真正是“势难雌伏”了。

面对雄心勃勃的秦王李世民，太子李建成由妒生惧。双方围绕皇位继承权，以各种方式展开了一场争夺战。在部下的鼎力支持下，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杀兄戮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于李世民的胆略、才干和抱负，作为兄长的太子李建成深有体会。因此，父皇李渊对李世民的每一次重用与褒奖，几乎都会引起李建成的嫉妒。随着李世民的实力与威望的与日俱增，李建成更是由妒生惧，越来越感到自己皇位继承人的地位受到直接的严重的挑战。

据说李建成出于对付李世民的需要，大力拉拢四弟齐王李元吉，而李元吉胸怀大志，企图先与李建成联手扳倒李世民，然后再图谋长兄之位，于是二人各怀异图，联合起来，与李世民展开了一场殊死争夺。

双方都明白各自的实力消长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都在努力扩大自身实力的同时，千方百计挖对方“墙脚”，以削弱对方势力。建成利用皇太子的身份与权力，凡遇调兵遣将，总是竭力设法把秦王李世民的部将调走。

程咬金是秦王府一员得力干将，建成便设法将程咬金调任康州刺史。尉迟恭也是秦王手下一员猛将，建成先是用一车金银收买他，遭到拒绝后，又派人暗中行刺，行刺者未敢下手；建成又在高祖面前诬陷尉迟恭，将尉迟恭下狱，后在李世民再三请求下，才免于一死。

李世民也针锋相对，在派人积极争取山东豪杰的同时，瓦解建成的部下，原为太子部曲、担任防卫宫城重任的常何、敬君弘，便在秦王的拉拢之下，暗中脱离了太子集团，成为秦王的助手。

在互挖“墙脚”的同时，双方又利用宫中各种关系，在父皇面前，不断诋毁对方。建成与齐王元吉常住京城，在这方面占有优势。据说二人曲意侍奉父皇跟前诸妃嫔，贿赂无所不至，以求在父皇跟前献言。而世民则不事父皇妃嫔，遇事还要坚持原则，故多有得罪之处，妃嫔们自然不会在高祖跟前说他的好话。

一次李世民侍宴宫中，因思及生母早亡，不禁流下泪来，高祖见后大为不满，诸妃嫔乘机进谗说：“现在天下无事，皇上年龄已大，正应该好好享乐高兴，而秦王却流泪，肯定是憎恨我们这些人。您一旦万岁以后，秦王还能容得下我们母子？”随后痛哭流涕：“皇太子仁孝，陛下如果能将我们托付于太子，太子一定能保全我们！”高祖听了，自然越发对李世民不满。

随着双方矛盾日益激化，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谋客行为也时有发生。可能由于史传者的掩饰，似乎这类行为均由建成和元吉所为，世民则除了玄武门之变外，并无它举。据历史记载，元吉曾不止一次要亲自动手消灭世民，但建成曾加以阻止，多少反映出建成仁厚的一面。

史载谋害李世民的行为，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乘高祖郊外行猎之时，建成将自己的一匹烈性胡马让给世民，并请世民陪猎。世民乘此马逐鹿时，烈马几次狂跳，将世民摔出一丈多远，险些丧命。

世民后来对从人说：“他（指建成）想用此马害我，但死生有命，这有什么用处！”建成获悉后，又让妃嫔在高祖耳边进谗：“秦王说他有天命，将为天下主！”高祖大怒，把世民召进宫中训斥：“天子自有天命，不是智力可求的，你急什么？”并要下狱审讯，恰逢突厥入寇，不得不用李世民，方才免审，让世民带兵迎战突厥。

另一次是建成请世民赴宴，酒中下毒，世民饮后心痛不止，并吐血数升，幸亏回府后解救及时，方才保住性命。

对双方愈演愈烈的明争暗斗，作为父亲的李渊当然比谁都感受深切。但他处在两难之中，一方是按照传统原则确定的皇位继承人，另一方是功业盖世的实权人物。

在通常情况下，他只能居中调停，希望缓解双方的矛盾。在特殊情况下，他也曾动过解决一方的念头，但最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史载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高祖带世民、元吉去了仁智宫，留建成守京都。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都督杨文干私募壮士送往长安。建成在元吉陪父皇去离宫时，曾暗嘱元吉伺机除掉世民，同时又派手下二员郎将给杨文干送去甲杖，欲里应外合。

但派出的两人却前往离宫向高祖报告，高祖大惊，手诏建成赴离宫，建成犹豫再三，还是遵命前往，被高祖囚禁；高祖同时派人去庆州召杨文干，杨遂举兵反叛。高祖立即派李世民去剿灭，并在临行前有所许诺。

李元吉与妃嫔在高祖面前，再三为建成说情，封德彝等朝臣也为之劝解，高祖又改变初衷，复让建成回京师留守。世民大失所望。既然作为父皇的高祖李渊不愿也无法解决问题，剩下的途径，好像就只有兄弟相残、流血宫门了。

就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厥南侵。建成推荐元吉率军北征，并准备趁机带走世民手下的一些将领，高祖同意。据说建成与元吉密谋，要在世民送行之际，除掉世民。有人将这一机密告诉了世民。眼见大难临头，世民召集手下文武商议，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力劝世民先发制人，迅速除掉建成与元吉。

世民下定决心后，秘密入宫见高祖，状告建成、元吉种种不法行为，并将欲借送行之机加害自己的阴谋也一并告发。高祖听后，愕然半晌，说：“明天我亲自鞫问。”世民料定建成、元吉明早会进宫见父皇，便在必经之处－玄武门设下伏兵。

第二天早上－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早上，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得到宫内张婕好派人送来的密报后，果然直奔玄武门而来，要进宫见高祖去辩驳。这时早已埋伏在玄武门的伏兵突然袭击建成和元吉，建成被李世民射杀，元吉被尉迟敬德射杀。建成的随从本想反击，但见主人和齐王元吉已被杀，立刻土崩瓦解。

李世民见大功告成，随即派尉迟敬德进宫向高祖报告。高祖当时正在宫内湖上划船，闻听大怒之余，也只好面对现实，3天后即顺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月后，正式传位于李世民。世民即位，号太宗，次年改元贞观。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对于“玄武门之变”，当时及后世的人们，评说不一。但无论褒贬扬抑，大都囿于事件本身及相关人物。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些，则可以从这一事件之中，发现封建时代皇位接班人培养制度中无可克服的一些弊端，对现代社会人事制度的改革，也不无借鉴之处。

“玄武门之变”发生后，当时的史传记载，多有曲饰。据说唐太宗非常关心对这件事的记载，几次提出要看实录。房玄龄等人把删减后的实录呈上，太宗看后，觉得文字记载，语多隐晦，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讨平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而周朝安定，季友毒死了叔牙而鲁国安宁。我做的事，其大义与这些事相同，是为了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罢了。史官提笔记录，何必费神去隐瞒？应立即删除虚饰多余的文字，直截了当把事情原委写出来。”

魏征也乘机进言说：“我听说皇帝处在极尊贵的位置上，没有什么顾虑惧怕，国史是用来惩罚坏的奖励好的，记载不真实，后代有什么可看呢？陛下现在命令史官改正文辞，符合最公正的修史原则。”无论唐太宗对自己一手策划的这一事件的性质的评价是否正确，他对修史者的这种要求，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尽管如此，后人对“玄武门之变”的史载真实程度，仍颇多怀疑。至于对这件事的评价，则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无论是褒是贬，是扬是抑，大都是就事件和人物本身加以分析评说。直至今天，国内外的史学界，也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这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稍微放宽一点，将眼光稍微放长远一点，就不难发现，唐朝的“玄武门之变”，以及封建社会中其他一些类似“玄武门之变”的事件，揭示出了封建时代皇位接班人制度中无法克服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对当代社会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有人曾对正史所载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朝皇位继承的情况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按照封建社会皇位继承原则，以嫡长子为皇太子，以皇太子继承皇位的，不到历朝历代皇帝总数的一半。就是说，大多数后来登上皇位的人，并非按正常的接班人制度和程序培养出来的。“玄武门之变”中登上皇位的李世民，只是其中的一个。

预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以皇太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这种皇位接班人选择培养制度，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又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和矛盾。

首先，它不能保证所选择的继承者的优秀。这是因为，既然是嫡长子继位，那么，不管这个嫡长子本身的素质如何，够不够资格，他一生下来，就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嫡长子的皇位继承人地位一旦确定，其他人就无法与之进行公平的竞争，只能诉诸非法渠道和手段，这既不能保证竞争者一定能够取而代之，又加剧了统治秩序的混乱。

嫡长子的皇太子地位一旦明确后，他往往会失去更多的实践机会，不能更好地培养、造就自己所需的优秀品质、才干和业绩，这本身难免给自己顺利接班带来不利的因素。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后，大部分时间坐守京师应付日常事务，李世民则经常挂帅四出征战，二人的业绩与威望差距越拉越大，随着实力的变化，地位的易换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它极易招来各方势力的或明或暗的攻击。在权力之争中，皇位是最具诱惑力的。一个人一旦被立为皇太子，就等于在社会上，尤其在权力角逐场中竖起了一块最大的靶子，任各种人物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不用说那些原本平庸之辈，就是品质才干极为优秀者，也常常防不胜防，难以招架。

多少被立为皇太子者，其中也不乏极为优秀者，在帝位之争中，被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有的就是在坐上帝位的最后一刻，倒了下去。在没有普遍的、平等的、公开的竞争中，以一人之身去敌万人之争，成功率能有几何，是不难想见的。

还有，它常常会造成皇储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是不可分割的，具有极强的排他性。皇权与相权的长期矛盾和斗争，就是明证。皇储与皇权之间，同样极易产成矛盾和斗争。在多数情况下，皇储在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时，如果与皇权尚无大的矛盾，还可抵挡一阵，若本身已与皇权发生严重矛盾，则前途就会非常渺茫。

多少被立为皇太子者，他的安危成败，往往系于皇帝一念之间。以一人之身敌万人之争，难；以皇太子一人之身应付皇帝一人之身，也难；有时，甚至更难。就这一点而言，在“玄武门之变”前，唐高祖李渊自始至终没有对太子李建成采取废黜的行动，是十分难得的，尽管他和皇太子之间并非没有任何矛盾。

虽然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最终还是发生了兄弟相残的宫门喋血事件，但在这一制度的框架之中去评价高祖，确实不能苛责于他。李世民以实力问鼎并且获得成功的事实说明，符合人类社会生存进化基本规律的力量，总要与有碍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制度之间发生冲突，并在不断的胜利中推动社会进步。

对于封建时代皇位继承制度的弊端，在当时的社会中也不是无人知晓。为了减少矛盾和可能产生的弊病，也曾做过一些调整。如清朝的皇位继承人，采取由皇帝选择人选后秘藏手诏而不宣的办法，这似乎减轻了被立为皇储者所受的攻击和压力，但同样没能从根本上避免上述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有时，还会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化。

如雍正皇帝即位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在他即位的过程中，兄弟争斗相残的程度，也不亚于前朝前代。

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只有采取与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办法，尽量用平等的、民主的、公开的原则和办法选拔人才，才能确保真正有才德的人在合适的时候走上合适的岗位，推动人类社会一步步向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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