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最后一次演出录像（马三立那年不搬到天津）

1917年对于天津是个苦难的年头，上半年府院之争让民国总理逃到了天津，下半年的大水又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但是这一年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从北京随父亲来到了天津，天津“哏都”的诨名至少和他有一半的干系。

马三立，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

父亲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活儿磁实，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来和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不幸的是她体弱多病，在1917年全家迁居天津后病逝。为了给妻子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财物，带着10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住到相声园子的后台，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弟弟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家长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丁氏好吃懒做，与丈夫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矛盾。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放学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三、漂泊江湖

投入师门，意味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品尝贫寒子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人生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师父周德山温和敦厚，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意义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哥哥，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害怕，直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时，依然如此。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写作，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严厉管教似乎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必要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看到警察局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先是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

一连串的打击，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大凡旧社会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家常便饭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潦倒至极连外出也困难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风餐露宿、舟车劳顿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出门在外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

不是他生性胆小怕事，而是作为最底层的穷苦艺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是苟且偷生，他只能在路上背诵“温柔终益己，强暴必有灾”之类的旧式格言的时候，寻找到一点平衡。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忍辱负重。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为了霸占控制技艺出众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甫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此时正是他艺术上渐入佳境、需要更上层楼的当口，而剧团给他的安排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话剧，反串其中的角色。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对于这近乎白白浪费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后悔。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节，我家的破烂东西，当卖一空。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大人却不像过年的样子，勉强买几斤馒头，早早的熄灯睡觉了。我在这黑暗中，流着眼泪，听着外边的鞭炮声，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

马三立和马季

马三立和姜昆

马三立和赵忠祥、倪萍

四 广告界的老炮儿

曾有一组已故相声泰斗马三立老先生早年玩摇滚的照片，照片中，马三立身着柳丁机车夹克，戴圆片墨镜，脚上还踏着银链皮靴。其实这组照片是一个商业广告片，当时马三立正在为某速食米饭拍商业广告，这也是他生前拍摄的唯一一个广告。由于当时签了保密协议，所以照片直到今天才得以曝光。有趣的是，这则广告的广告语就是那句经典的“逗你玩”。

出于对传统广告文化的关注与研究，我开始翻阅马三立早期的资料，找到了很多和广告有关的东西。那个年代的广告比较简单，就是插入广告。当年插播广告的段子也叫广告相声。高水平的演员在播报广告时讲究铺平垫稳，插播要巧，天衣无缝，让听众在潜移默化的笑声中记住商品信息。

民国时期，广播电台播出的广告以药品、化妆品、绸缎、鞋帽宣传为主，而大型百货公司、洋行、汽车的广告多会选择报纸，短、新、快、灵是当时广播广告的特点。除了老客户的固定广告词之外，每天电台会把一页页广告文稿，现交给播音员或演员。演员往往是匆匆赶场，熟悉词句的时间自然不多，要靠心领神会的嘴上功夫。

马派相声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听众、电台与广告客商。20世纪40年代初，马三立在天津、北京演播“广告相声”曾轰动一时。自1945年8月，马三立与侯一尘、耿宝林搭档，在天津的几家电台曾为敦庆隆绸缎庄、华竹绸缎庄、精益眼镜公司等商户播报过广告。马三立的相声很受人喜爱，聪明的商家因势利导，专门在马三立的节目中夹播广告。商家利用名人效应，也会提前在报纸上加以宣传，如“请注意收听某时某台播放的马三立的相声”，其中很少直言自家的商品信息，无形中形成了不同媒体广告之间的互动。

在名角如流的天津仁昌广播电台，马三立是承报广告最多的演员之一。商家广告往往由广告公司代理到电台，至于电台收了多少钱，他们相声演员无从知晓。比如在仁昌台，每插播一个商户的广告，仁昌每月付给马三立5元，多播多得。

1948年，应北京凤凰厅茶社和华声电台的约请，马三立与侯一尘一道去了北京。去北京后马三立受到了华声台和金学瀛的相当礼遇。金学瀛是北京天兴号的经理，总代理儿科良药“金刚婴儿片”。或许金学瀛早已仰慕马三立的德与艺吧，天兴号索性包下了华声台的马三立相声中的广告时段，为“金刚婴儿片”大肆宣传。当时的段子是两月一翻新，６０天一改活，每天一段，都是“金刚婴儿片”的广告。

时价二毛钱一包（服）的“金刚婴儿片”，随着马三立《开粥厂》、《夸住宅》等一段段让人着迷的“冷幽默”也卖火了，相声迷昵称“马善人”简直成推销员了。电台与天兴号自然都美得合不拢嘴，华声器重马三立，金学瀛更是多付些酬劳。不久，北平解放，马三立先生的情绪也格外饱满，尽显才华，听众的反响异常热烈，并纷纷写信点播。

这才是人民艺术家～相声大师，同时也是广告界的老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