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语言特点（近代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

10月17日，武汉大学文科青年教师学社的第11次跨学科读书会活动在历史学院成功举办。读书会的主题是“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杜华副教授主持。读书会中，华东师大的唐小兵副教授和华中师大的李钧鹏教授分别做了主旨发言，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严靖副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世文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的王龙飞副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李向振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左松涛副教授，分别进行了发言。本文系沙龙发言的文字整理稿，经演讲人审定。

唐小兵：今天的沙龙主题是“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在当今这个时代和如今的学术研究氛围里，我们面对青年学生来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会将自己的一些基本看法，也包括我的一些困惑与思考，以及研究心路历程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与讨论。

首先我想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人。“知识分子”这个词，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语境里，有着太多的复杂意涵。余英时先生最开始在《士与中国文化》的新版导言里面强调，他在与一个青年学者讨论知识人与知识分子的异同之后就开始用知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到底什么是知识人或者说知识分子？那些被划入知识人或知识分子概念的群体，到底是一些具有何种特质的人？他们的身份到底如何来界定？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讲的知识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可能指那些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知识人的界定有与此不同。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就提到，“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门人，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基于此，我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为了理念而生，而不是靠出卖理念而活的一类人。更进一步说，知识人就是一种单纯为批判而存在并具有独立人格的一类人。就像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里所讲的那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人或者读书人。而按照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讲的那样，知识人永远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批判者，……他永远带有一种像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针锋相对的角色所具有的激情——不断的刺痛它、让日暮迟钝的民主体制下的个人清醒。或者，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叫醒那些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更多的把知识人界定为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又具有一种公共文化意识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良知的角色和群体。这样的一种知识人，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当然这些理想主义者有时候太过高调，甚至会进一步成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主义者。因此乌托邦主义者理想越高远，可能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越深刻。张灏先生倡导大家要做一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要有韧性并且低调务实，有一种坚持有所不为的消极自由的能力。这是我对知识人的概念的大致界定。这种知识人的重要特质是具有公共批判精神，也具有自我反省意识。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谈到有三种类型的批判：第一种是技术的批判。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就是以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社会在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技术性的问题。此外，还有两种批判：道德批判、意识形态或者历史批判。总体而言，我更多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当作是一群以人文精神为徽标的并且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也拥有公共文化意识并能够超越自身阶层的利益并且能够为公共利益代言（这种代言不以盲目的道德热忱为引导，而是以一定的专业知识做支撑）的人。

下面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知识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实，知识人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面，我们通常称之为士。士人阶层生来就有一种宏大理想，在朝美政，在野美俗，也就是所谓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传统中国，士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在政治相对宽松的宋代，发展到士人精英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状态。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面，这个阶层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在士农工商这样一个四民社会里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贵族和精神贵族。他们不是一个从事社会生产的职业化阶层，而是维持社会文化生产和风俗人心的重要力量。我曾经在一篇论文《士大夫政治与文人政治的嬗替：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文化史》中谈到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是一个既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又具有经验主义品格的阶层。他们将在乡土中国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理念很好地应用于地方社会的实践中，比如从事修路、办学等等地方公共事业。他们在儒教经典中所习得的一些知识与经验，都能与他们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实践产生一些内在的关联。因此，他们不太容易走向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的那种倾向——文人共和国式的政治，或者是一种文人特别高调、饱含理想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因此，中国古代的这种士人，比较容易跟社会实际的运作结合起来。这就牵扯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传统中国，我们会认为知识人影响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比如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就曾说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话。丁文江在1924年燕京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出了“少数人的责任”这种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不出来影响社会，谁来影响社会？对于传统的士人来说，这种精英意识是一种分内之事，是自身当仁不让的文化使命。而且，就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谈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是一种反专业化、业余化的文人群体、一群博雅之士，他们也许不像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专业化的、高度分工的一套知识体系来应对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的主流文化从儒家文化向新文化转变，出现了一种专业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新式学校，如新式学堂和师范学堂的兴起，以及新式课程的引入，推动了专业知识的建构，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学术社会的建构。近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最需要的是专业型的、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只有他们可能对中国走向严复说的“富国强兵”的道路大有裨益。这极大推动了专业知识的建构。就像费孝通所谈的那样，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人所处理的是规范知识，这种知识是告诉人们怎样在一个伦理化的社会里各安其本、各守其分。但是在现代社会，这套知识就开始被自然知识、专业知识所取代。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产生的知识形态的兴替与知识范畴的变化。这也可以进一步去讨论。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被提问：历史学还有用吗？哲学还有用吗？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人们对诸如历史学等人文学科，本身就有一些成见和刻板印象。而这也让我们不断去反思，人文知识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陈寅恪先生曾经在1964年给他的学生蒋秉南作了一个序，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大意就是，文化人和知识人在一个社会里面要“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最后更是发出了“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感慨，也就是说，人文知识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对社会观念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形成、社会多元的促进，都是大有益处的。总之，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知识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特别是在今天，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考虑去影响社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影响社会并不是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职业所要求的，更不是体制甚至同仁所鼓励的。一个当今的知识分子只要把知识的传承与创造做好，就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所以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供大家讨论，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去影响社会，这个“影响的焦虑”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假定知识人要去影响社会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去影响社会。在传统中国，知识人影响社会有一些系统的、约定俗成的渠道，包括各种私塾、书院、学校等活动场所，以及各种方式。但是在近现代中国，知识人究竟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呢？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胡适一度受蒋介石的影响，想去参选副总统。当时他的学生傅斯年就劝阻他，说我们这些有着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其实，1917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寻求的一种普遍的模式，即通过学校教育和报刊等媒介来传播新的知识、新的文化以及培育新的学术，从而对这个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胡适才会一直办各种各样的刊物，从早年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到二十年代的《努力周报》，再到后来的《独立评论》、《自由中国》。他一直联合着一帮朋友，从北大到台大，通过报刊等发声，进而影响现实社会。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政论家与政党》，他说政论家是有三种，第一种是服从政党的政论家，就是党的喉舌；第二种是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就是党内的表率，要有改革意识和危机意识，成为党内的健康力量；第三种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在体制之外，做政府的诤友，讲实话、讲真话，只服从公意和道义。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对于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建构来说，到底是理性更重要，还是民意更重要。对于大学教授，尤其对于自由派来说，就会认为真正的舆论是代表理性的，而理性又是来源于专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的专业知识。但是对于某些左派知识人来说，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人民政治的时代、群众政治的时代，真正的舆论应该是代表大多数普通群众，尤其是劳工阶层的声音。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根本分歧。

胡适

从这些脉络来看，近代中国知识人对社会的影响，大致通过三种类型的媒介来完成。第一种就是新式的学校。新式学校的兴建，让那些在传统中国散落在各处私塾的个体凝聚在一起。他们可能要到省城，要到上海、北京这些地方求学。像被蔡元培改造过后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聚集的中心，都是新式学校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例证。这些新式学校在近代中国成为了重要的舆论场，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杜威1919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做的演讲就谈到，“大学应该成为一个舆论的中心”。比如，在当时，大学就不但是一个传递和创造知识的文化中心，也是一个社会舆论的建构中心。第二种媒介是新式的报刊。晚清以降，随着各式各样新式报刊的出现，报纸不再只是过去士大夫内部的那种只具有道德和人格裁判功能的清议，而是成为一种更加社会化的媒介，可以将一种声音通过报刊无限放大。办报就成为知识人影响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第三种媒介是新式的社团或学会。这些社团不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还承担了一些公共职责。它们在近代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在近代中国，制度化的媒介兴起，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读书人从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的知识人的转变，也赋予了他们影响社会的媒介和能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知识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空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他们身上，依然有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家国天下情怀。如果我们去问一下美国或加拿大的教授，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应该针对社会的公共事业去做什么说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也与他们的人生信条不相符。但是对于民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这样。胡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创办《独立评论》，并做了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国家现在烧起了大火，而我们这些人居住在象牙塔一样的大学校园内，我们是实在是不忍心。他还用了一个很有名的佛经比喻，他说：曾经有一只鸟儿在一座山里面居住过，但是现在这座山起火了，于是它就飞到很远的河里使全身沾满水，然后再飞回来抖动翅膀，试图用这几滴水来扑灭大火。其它动物就嘲笑它，这有什么意义呢？你想这样扑灭大火不是异想天空吗？你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吗？它回答道，因为我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我有一份割舍不了的情怀。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毫无疑问，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渠道被拦腰截断，知识分子当然是边缘化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方面来说，都是这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因为有上述谈到的新式媒介的出现，这样一个“边缘化”的群体比较早地占据了这样一个舞台，掌握了这样一个思想文化传播的媒介，他们的声音因而又被放大了——他们历经了一个被边缘化和被抛出社会到重返社会的过程。一方面，他们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传播的空间，放大他们的声音，从而感觉到自身掌握了社会话语权，进而感觉能够影响社会；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高度文人化的群体，与普罗大众的脱离、对实际政治的陌生以及社会经验的缺乏，导致他们拥有一种强烈的我称之为“文人政治”的心态，这容易导致他们在政治上边缘化的同时不断激进化。

知识分子的三个不同类型，以及从这些类型出发来看现代中国知识人对社会有哪些影响，是我想讲的第四个问题。第一个类型，我前面已经提到，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比较的不太具备基于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式的那种特质。中国自由主义更多倾向于认为，个人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跟国家的富强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思想脉络中的个人并不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那个独立、理性的个人。而自由主义知识人对社会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前面所讲的一些方式来实现的。第二个类型是左翼知识人。他们也曾利用学校来影响社会。比如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通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通过在上海创办劳动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学校来实现影响社会的目的，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但是，学校并非左翼知识人影响社会的主要途径，他们更多地还是通过左翼作家联盟这些社团、机构，通过各类报刊、戏剧、文学艺术作品来影响社会和青年。当然，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与劳工阶层直接结合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刘昶老师曾经在《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谈到过，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左翼知识人对社会的影响更大。胡适也讲过，1910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很多都是学术性的和文学性的，而到了1930年代，很多旁听生都是革命性的了。因此，学生对他越来越不满，因为他太过于平和、中庸，温良恭俭让就显得保守平庸了，而相比之下，鲁迅则越来越受欢迎。我最近在研究左翼文化运动的问题，就可以看到1927年到1937年，上海的出版物（中国的出版物有百分之六七十在上海）中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1949年以前，出版了40多个不同的版本，在几个世代的年轻人当中风靡。很多人在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后，开始投身于革命当中。余英时先生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里谈到，他在北平闲居的时候读到《大众哲学》都“为之倾倒”。他觉得这本书把人生、世界、社会所有问题都一揽子解决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左翼知识分子往往通过左翼文化运动、左翼刊物这样的形式来传播观点，影响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扎根基层来影响底层民众，以达到变革的目的。第三个脉络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守成主义或文化的保守主义。当然这个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没有任何贬义。这样的一群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像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梁漱溟先生这群人。钱穆先生在抗战时期写就《国史大纲》，吴宓先生办《学衡》杂志、梁漱溟先生搞乡村建设运动等等。当然，他们影响社会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不像自由派，对传统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他们更多是在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或者一个内在的衔接点，进而做到创造性转化。我认为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是往而知返，往而能返。他们这样一群人，我觉得是特别具有中国古典气质的精神贵族，但是他们也是在影响中国社会。那么在这三个脉络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精英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问题。精英主义在传统的士绅社会里是一个天然就具有正当性的存在。但是，在现代中国公共社会的语境中，精英主义变得面目模糊甚至有点负面，或者说不是那么正面。其实，精英这个概念，不仅仅是胡适等自由派学者说的要重建社会重心。像吴宓这些以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就是一种文化上的精英贵族，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天然的职责，而并不觉得是一种负累，或者说辛苦的事情。但是对于瞿秋白等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与这种精英主义相对的，恰恰是左翼知识分子中的反精英主义。他们在地方社会里反士绅、在城市里反资本家、在知识领域有种反智主义的倾向。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一种精英主义与反精英主义这两个脉络彼此之间的交错、纠缠与冲突。而这其实也从侧面回答了知识人怎样影响社会、应不应该影响社会、为什么要影响社会这些主题。如果一个人没有精英意识，没有自觉的担当，那他为什么要影响社会。如果一个人就是觉得自己是普通人，就是觉得自己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那他为什么要去影响社会？

最后，我想讲最后一点，同时，也再次回到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这个主题上来。我想聚焦于“社会”这个词上，再延伸开谈一点——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以后，“社会”本身会成为一个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主要是考察以上海为中心出版的各种各样数十种的关于社会问题的书和小册子，包括翻译书籍。我们可以看到，一战之后，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日本和中国，成为了一个潮流。但是，在传统中国，不存在社会问题这样一种说法。随着关于社会问题各种著作的出现，以及关于这种知识的建构，就开始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有问题，而且既然存在社会问题就需要进行社会改造。所以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包括毛泽东同志早年写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所有的这些，都来自于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关于社会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的认识。可能在传统中国，社会本身相对简单，人们只需要面对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但是随着西方理论的传入，以及西方社会情况被介绍进来，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并产生了对比，社会因而成为了一个问题。就像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描述的那样，外部的光芒照射进来，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如网络流行语所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因而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庭问题、儿童问题、女性问题、劳工问题等等问题开始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说，知识人应该去影响社会、改造社会。那么怎样去改造社会，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方案，这其中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歧和争论。所以通过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风气、新的态度的引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新的思想文化的引入，就会让我们打破过去格式化的认识，重新将社会问题化，从而有一个重新定义、找寻、挣扎的过程。按照毛泽东的概括，从1895年甲午海战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所谓向西方寻求真理，因为传统的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才出现了近代中国的留学潮流，留学生就成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甚至到今天，都还余波未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现代中国风云激荡的知识分子阶层，都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影响，当然处身在中西文化夹缝之间的他们有时候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我认为今天，我们都处在这个历史的延长线上，也只有这样，才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这个主题。我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钧鹏：我一直以来在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考察他们如何介入到政治中去。此外，我还有一个长远的梦想，就是研究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探讨知识分子相关的问题，首先需要阐明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我曾经写过的文章，包括我的博士论文，都没有给什么是知识分子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在我看来，虽然我的文章综述部分引用了很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对知识分子是什么的定义，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明确说明，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一旦给出一个定义，就好像画了一个圈，虽然框住了圈内的一部分人，但是也将很多人排除在了圈外。从一定意义上说，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在文化场域里面竞争象征资本。总体来说，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更想的是把定义本身作为一个研究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有的人把自己归类为某一类知识分子。我曾经做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访谈研究，在与访谈对象的交流中却惊奇的发现，访谈对象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他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只是高中毕业。我在阅读了90年代一些新左派、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的作品读完之后，他发现“自由主义”这个词汇本身变成了双方都在争夺的标签，都希望用“自由主义”来形容自身。而且，我的很多访谈对象对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总体来说，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我的直觉并不是去探讨这些概念的褒贬问题，而是这些去分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概念的具体的意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注意到，唐小兵老师在发言中，给知识分子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这样做显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想提供另一个视角。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就给出了在美国流传很广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力说真话的人。美国知识界还有很多类似的界定。美国和欧洲国家对知识分子等概念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的中国人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些概念其实是相当复杂和多变的。在几十年前，一个高中毕业生就能够被称为是知识分子。郑也夫老师在一篇文章曾说，大学毕业才能算知识分子。而到了现在，博士毕业生都不敢说自己就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这个概念也是如此。我的所有访谈对象，并没有给出一个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的标准答案。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看法，都有自己的界定。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在谈论自由主义是一个意志性很强的问题。但是即便如此，这样一个话语公共体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在直面很多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做出很多相似的选择。

严靖: 我很乐意参加这次座谈会，一是主题具有现实感，二是可以倾听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新闻学等领域专家的想法。我自己是从北师大历史系的本科毕业，之后转入文学专业。研究的对象和小兵兄比较接近，都是近代史中的知识分子，不过我做的主要是文学圈的知识分子及其周边问题。博士论文处理的即是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八九十年代的学界谈四十年代文学转折，比较强调社会转型对作家的影响。我的研究结果却发现，知识人并非被动地受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反，在此进程中，表现得更突出的是知识人在配合和推动着文学转折。废名、丁玲、赵树理和西南联大作家群，都有很多这方面表现。我进入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比一般文学研究者带有更多的历史理性吧。此外，我对小兵兄的发言还有一点补充。在近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仅是市场机制下的作者写作，还通过教育、传媒等影响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政论比文学作品多得多，甚至还参与具体的政治、社会活动中。例如胡适、闻一多。其他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则和工农联系得非常密切，在乡村建设、社会公益等方面有很多贡献。他们的实践性是很强的，远远强于我们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我以为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这里不是指广义的、泛化的“社会”。狭义的社会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存在，包括各类组织和机构，它也就是所谓的公共空间。知识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借助于这一存在，才能对广义的社会产生影响。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被以各种方式取消了。因此，知识人如何处理好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如何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总体来说，我对知识人影响社会的效果是持悲观态度的，原子化的存在产生的影响不是真正的影响。但是我也赞同二位所提的知识人自身应有的那种贵族精神，这种文化自觉、文化使命能够帮助知识人树立一种自信，并把社会一点点建立起来。

王龙飞：刚才小兵老师主要讲的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的“实践”，钧鹏老师侧重于“理论”的角度。我的主要研习方向是中共革命史，中共革命是一个非常重视理论的实践。受两位老师的启发，我感觉似乎也可以从知识及知识人的角度去观察中共革命史。“启蒙”是近代以来多种政治势力为“救亡”找到的门径，其中的预设是民众是蒙昧的。几千年都没有问题，怎么到了近代反而愚昧了？难道是人种退化了？显然不是。变化的是评判标准。新的标准正是建基于西方知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有西学才能救亡。相较于中学，西学有其一致性，但西学内部则是派别纷呈，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众声喧哗。这些主义本质上也各是一种知识，对应到实际，则是一种革命方案或政治架构。哪一种主义适合中国？各政治力量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并形成激烈竞争。马克思主义一开始或许不是声音最大的，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在竞争中逐渐胜出。在传统中国语境中，知识分子常被认为是缺乏实践能力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的就是读书人，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则更是一种不无写实色彩的嘲讽。仅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命中的表现算是为读书人挣了脸。一小群老师辈大知识分子带领一大群学生辈小知识分子，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这群人何以爆发出如此举世瞩目的能量？特别是其中多数人在参加革命时其实读书不多，知识有限，何以能快速进步并贡献革命？这个过程中，知识的力量何在？作为意识形态、也作为革命工具的马克思主义起了怎样的作用？作为参照，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三民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求索。

吴世文：我刚才听各位老师讲的时候，在想一个问题：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中的“影响”，它最初的接触点到底是什么，它影响的又是什么，是社会本身，还是政治，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我也有在研究网络舆论，在研究过程中，我经常性的会问到，网络舆论的最初接触点是什么，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到底是在影响什么。

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媒介知识分子转型。我的想法是，媒介知识分子为何选择在媒介上去发声，媒介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有何异同。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媒介来进行启蒙，进而影响社会，但是反过来，媒介可能也会给知识分子带来名望、声望。因此，媒介与知识分子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共谋”，两种相辅相成。进入新媒体时代，特别是微博兴起之后，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显得特别重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了一种对学术权威重新崇拜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之下，媒介和知识分子开展新的、进一步的合作成为可能。

我认为新媒体正在对知识生产发挥影响。知识分子为了适应媒介，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形象乃至知识传播方式，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知识的生产过程。不断涌现的新媒体的新，是不断被定义的新媒体的逻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新媒体在不断否定旧事物，这一个过程对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又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在今天这种媒介逻辑下，很容易产生知识上的反智主义，导致《乌合之众》中的某些情况——包括精英的逻辑降低到大众的平均水平；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不信任关系，从而导致把知识生产推向另一种不良性的境地。

李向振：我的领域是民俗学。当前不少民俗学者包括我自己都在讨论当前民俗学的学科危机问题。想起这个问题，总感觉有种学科要“消亡”的末日感。近来读伯克《知识社会史》才发现，可能学科危机的根源在于当前民俗学在知识生产方面出现了问题。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新媒体大量涌现，民俗文化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祛魅”过程，日益发达的新媒体或自媒体承担了民俗学者之前所承担的发现和传播知识的使命，而且更为直接、有效、喜闻乐见，在这种情况下，当下民俗学到底应如何生产知识，以及生产什么样的知识？这或许是所有民俗学者都需要深思的问题。至于知识分子何以影响社会，近百年来，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等领域，一直有民俗学人在奔走发声，远的如新生活运动中的移风易俗，近的如“非遗”保护等，尽管效果尚待具体评说，但总算没有完全失了知识人的社会本色。

《知识社会史》

左松涛：我们这次跨学科读书会的主题书是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可是，我发现活动快结束了，大家还没有直接谈到这本书。现在我谈谈对彼得·伯克书的看法。首先，彼得·伯克写了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谈论纵贯近四百年的历史。反观中国的当下的学者，似乎很少有这种气魄。可能在民国时期还有梁启超、钱穆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样的大书，但是到现在越来越少学者能够这样去书写历史。这或许与晚清以来所引进的新式学堂制度有某些关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章太炎就已经观察到大学难出大学问。他说:“学校也和从前科举一样不能养成特别人才。科举时代的人，大概都晓得自己的学问不足，现在学校里的学生，差不多都有自满的态度。这就是科举还出几个人才，学校不出人才的原因。”由于制式教育的影响，当今国内的知识分子少见能做到博通的境界。其次，在繁体字版的序言中，有社会学家批评彼得·伯克此书理论不太充实（概念与史料间有松脱）。但我的意见恰好与之相反。我认为彼得·伯克正是用了大量史实，而不是既有理论，去阐述他的观点，这正是他作为优秀史家的贡献所在。最后，彼得·伯克书中写到中国知识社会史的部分，很有启发与借鉴意义。当然，写中国的部分较为简略，不解渴。外国人自然没有帮助中国人写史的义务。究竟如何去书写中国人自己的知识社会史，是需要我们中国学者花费大力气去探究的。研究好历史，也是创造历史。如此这般，也许能把“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后面的那个问号，变成感叹号。

杜华：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我谈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确定“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这样一个题目。我自己的感觉是，在高度追求平等、高度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随着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公共精神的衰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知识人作为具有某种超越性追求的群体，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二是我们这个跨学科组织的意义的问题。知识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要依附于一定的体制，而这个体制显然不是外在的，而是知识分子构建出来的。要构建这样一个体制，首先就要求知识分子跨越自己的学科边界，打破学科偏见，共同思考和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共通性的问题。这或许武汉大学的文科青年学社的最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