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君子为学以明道救世）

顾炎武（1613—1682年），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因仰慕文天祥门人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学者尊称其为亭林先生他是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列举的25位思想大家之一其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一生酷爱学习，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顾炎武在写作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如何做学问的治学之道，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为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为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顾炎武（1613—1682年），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因仰慕文天祥门人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学者尊称其为亭林先生。他是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列举的25位思想大家之一。其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一生酷爱学习，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顾炎武在写作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如何做学问的治学之道。

“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治学宗旨

要真正将治学作为终身追求，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要做学问这个问题。一个人学习干事到底有多大成就关键是看他的站位有多高，所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说的就是这个理。如果仅仅将学问作为谋职升迁的敲门砖，那么一旦目的达到，动力就会衰退甚至消失；反之如果将治学和国家前途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就会产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无穷力量。顾炎武正是后人敬仰学习的模范。顾炎武曾就此致书友人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在《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进一步阐释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文，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顾炎武晚年，客居山西，病魔缠身，依然关注民生疾苦，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在《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中，顾炎武表示“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顾炎武正是一生将治学和国家前途、百姓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民族复兴大业而呼，才给他以无穷的力量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诱惑，写下了造福苍生泽被后世的雄文！

“勤搜资料综合研究”的治学方法

顾炎武之所以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是因为其开“勤搜资料综合研究”的治学方法。

顾炎武27岁放弃科举考试，投身实学研究。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序里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他不拘泥学术门派，只要对研究有用都可拿来运用。他是旷世大儒，但对于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学术并不认为异端。他主张要对一个个具体问题从历史渊源和理论演变角度进行严谨考证，弄清来龙去脉后方可下笔。例如他在《日知录》中“风俗”条、“财用”条、“俸禄”条等就是他广泛考察自古以来历史演变轨迹综合研究后才撰写成的。

顾炎武在45岁离开昆山北上考察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他几部学术著作的撰写，但他不故步自封，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25年间经常孤身一边骑马读书，一边行走考察，随时随地更正自己著作中的错误和遗漏。潘耒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清代浙东学派史学家全祖望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这种注重实地调查，真调查、调真查的治学方法对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非常有益。

顾炎武认为要做真学问，必须开门求学，广交益友。在《与人书一》中说：“读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为此他写下《广师篇》高度赞扬那些值得他学习结交的良师益友，例如他称赞山西学者傅山“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他称赞纠正其《音学五书》错误的淮安学者张弨“精心六书，性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称赞晚年反闭土室，唯亭林至乃启关相见的陕西学者李颙“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等。顾炎武广交学友的开放心态，不骄傲自满虚心请教的良好品格对于形成虚心好学学风大有益处。

“采铜于山注重创新”的治学精神

顾炎武很注重著述的创新品质，注重著书人的道德底线。他对自己著述的要求是做到“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他曾经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日知录》就是顾炎武长期收集资料，反复核实修正，穷其毕生心血才完成的。他的学生潘耒要刊印出版，他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后来直到他去世10年后才完整刊印出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顾炎武身体力行地必须注重原创、必须注重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学态度

顾炎武治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始终在反思明王朝何以覆灭，中华优秀文化如何传承发展下去这个时代课题。他深刻认识到明末士大夫空谈心性，不关心国家安危百姓困苦，不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才导致国破家亡天崩地解的历史悲剧。他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炎武敏锐地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为此做学问不能鸿篇大论，漫无主题的空谈，必须研究国家兴亡百姓关切的现实问题。他在所作的《郡县论》中说：“何谓（国家）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他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只能通过发展经济的途径。“吾未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他主张通过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实体经济来推进商业的发展，这样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大治境界。他在《与人书三》中写道：“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强调治学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