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原因及对策（明朝灭亡的惨痛原因）

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而后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政权，维系了十八年，最终南明政权灭亡。

明清向来是网友们讨论甚多的朝代，而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网上也有着沸沸扬扬的争论。被最为经常提及的两点，一是明朝遭遇了“小冰河”时期，导致作物减产、瘟疫盛行，乃至农民起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但也有很多人对这种归于天灾的观点感到不满；

另一点则是很多人批评崇祯的性格与政治才能，甚至在网络上有很多《穿越之崇祯》的小说，设想崇祯如何拯救明朝。

当然也存在一些更为精微全面的理由分析，在经济上包括土地兼并、各类财政危机；政治上包括皇权集中、党争之祸、地方反叛等。网友们的讨论几乎不超出这些范围，然而，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的士人们，他们的反思又是如何呢？

赵园老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着眼于明清易代之际这一特殊时代中国士大夫的言论、心态、选择，借助大量生动的历史材料，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真相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明清之交，经历了数次劫难的士大夫，面对人主的死以及各地的暴乱、陷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与反思。自然有大批士人依旧在江南穷极奢华，也不乏投靠清朝的士人；然而，也有无数士人在战乱中自觉甚至自主地选择了死亡，“殉国”“死城守”“恨其不能死”。

而在明朝彻底灭亡后，士这一群体仍然形成了一大批“遗民”。明遗民不仅在数目上十分惊人，相关文献极为丰富，而且其中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提供的深度也使得明遗民值得关注。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明遗民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有意识地重新讲述历史中的遗民传统，并不断创造着遗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自觉地强化着遗民身分的自我认同，这也使得他们成为了明末清初一道奇特的文化现象。

在那个思想活跃、士人取向各异的时代，遗民群体中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独特的。朱舜水流亡至日本，至死筹款准备复明，也有数百人逃至朝鲜、南洋各岛。

在明末，无数士人选择“逃禅”，通过成为僧人，进入方外以逃避世间生活；也有无数士人拒绝改换衣冠，因而被告密处死；更有很多士人自我放逐于“人事”之外，选择装聋作哑，不与清人接触，每日甘做“死灰槁木”；很多遗民在明清之际，“前后判若两人”，甚至有意地选择贫困生活，直至饿死。

在很多遗民因为意气以及“守节”的焦虑而选择自虐自戕之时，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对待生存更加宽和，并积极投身学术，以冷峻的态度分析明朝覆灭的原因。

01 政治暴虐下的“戾气”

明代的政治暴虐，已经是一个常识性话题，而正是在暴虐的政治下，明代尤其是明末的时代氛围，以“戾气”概况最为准确，以至于当时的士人也充满“躁竞”“气矜”“气激”的意气。

这种时代氛围的体察，是诸多有识之士的默契。钱谦益描绘他对世态人心的体察：“劫末之后，怨对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朱鹤龄说：“今也举国之人皆若饿豺狼焉，有猛于虎者矣”。方以智写于丧乱中的文字，也充满血的意象，比如“弥天皆血”“古今皆血”。

《大明劫》截图

这些描绘还仅限于现象，背后更深刻的是部分士人由此对明代政治文化、士文化的批判，比如对暴政所造成的精神后果的分析。在这方面，王夫之的有关评论最为深刻。

士所谈论的政治暴虐，首先来自于士群体的经验。明太祖的杀戮士人，对于明代“人主”与士的关系，是含义严重的象征。到了明清之交，士人对自己命运的表达已经不需要隐晦含蓄，黄宗羲就径直说明代皇帝对士以“奴婢”蓄之，怨愤之情溢于言表。

对施加于士的批判，在“厂卫”及“廷杖”、“诏狱”上最为集中，这些是士人蒙受耻辱的标记。王夫之论及廷杖、诏狱对于臣子的侮辱，认为是“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处此时代，士人的精神创伤是不待言的，“易代”固然痛苦，但是如黄宗羲、王夫之的大胆言论又使人想到易代的某种“解放意义”。

《大明王朝1566》截图

明代君主似乎特别有侮辱臣下的兴致，太祖朝便有大臣“镣足治事”；成祖则在“巡幸”时，令“下诏狱者率舆以从，谓之随驾重囚”；正德朝“杖毕”了公卿即“趣治事”。这种趣味下，君臣相“争”成为了时代氛围，不仅如此，士民相激、鼓励对抗、鼓励轻生、鼓励奇节、鼓励激烈之言，以至于“天下相杀于无已”，都可以由明清之交种种酷虐景象证明。

而王夫之的反思在于，“戾气”不仅来自人主的暴虐，也来自“争”之不断的“士”与“民”。正德、嘉靖朝群臣的群起而争，人主对群臣的大批杖杀、逮系，足称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奇特一幕。到了景帝时，则有廷臣群殴，当场锤杀政敌，“血渍廷陛”者。至于“草民”，则以“罢市”“诉冤”“遮道号哭”或“诟詈”，以至于登屋飞瓦，来干预政治。

在暴政之下，不仅培养了士人的坚忍，也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以及极端的道德主义。在畸形的政治下，士人对“薄俸”这种隐蔽的虐待，反而用“紧随身不可须臾离者，贫贱也”这样的“苦节”作为回应，很多人的生活宛如自虐。

自虐式的苦行以及自我戕害，更是明遗民的生存方式。遗民的“苦节”，很多甚至在形式上都与节烈妇女如出一辙。遗民群体中甚至有着比太平之世更为严苛的自我监督，一定要以极端的形式展先自己的“风节”，这也是时代创伤感的体现。

这种极端道德主义的更大危险，在于模糊了“仁”与“暴”的区别。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了士风民俗的普遍残忍与嗜杀。

《江山风雨情》袁崇焕

同样显示儒者本色的是，无可比拟的残酷处境，反而鼓励了明清之际士人对理想政治与人格的向往。王夫之一再强调“戾气”的对立物，强调“中和”之境、“熙熙和易”。同时期的文人，则以其他表述呼吁着以“富有日新”来救治时代的畸形与病态，不因明亡而使得文化亡，这其中正是信念和反抗命运的意志体现。

02 道德压力下的“生死”

明人所处的历史情境，使得死亡成为他们政治伦理以及人生的一大主题，明末巨量的死亡也成为士人口中重要的话题。

崇祯之死可以被视为此后一系列的死的鼓舞、道义激发。“君亡与亡”是当时士人认可的道德律令，然而在“主”死前有死否的论证，在主上死后有其死是否合乎“义理”、于时局是否有益的论证。我们不禁惊讶于明代士人对“义理”的迂执，但是也是这份执着，使得有关“死”的讨论获得了某种深度。

崇祯年间关于迁都、南幸的争论，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几乎无法展开，往往是作为密疏或者窃窃私议。《明史》记载崇祯不许南迁，称“国君死社稷”。而当时议和更是敏感话题，任何讨论的企图都有汉奸嫌疑。崇祯曾默许陈新甲议和，但是在事情泄露后迅速杀了陈新甲。这与其说是崇祯的反复无常，不如说是人主也不能幸免的道德重负与舆论压力。

《公元一六四四》崇祯

而作为“死社稷”逻辑延申的，还有“死封疆”、“死城守”，这些也是明朝最后的虐政。甲申之际“失节”者之多，与此后死事之众（即“忠义之盛”），都与这一虐政有关。只有当明亡之后，这种道德命题的合理性才得到了质疑。王夫之、黄宗羲均分辩了这些乃是对经典的误读，并反复借唐宋史实批判明末。

当时的道德极端主义，使得“存亡之际”的各种问题都简化为生死选择，史书多处记载明末一些官员整日悠闲自在，自称等待“以身殉之”。而在死否之外，更有死早死迟的议论；即便赴死，也有“以一死塞责”的批评，可见明代士论的严苛，与“死”这一主题的笼罩性。

存在着明末士人的自杀性赴死与遗民的“祈死”：士人们自称“不济，以死继之”“有死无贰”“吾此心安者死耳”。由时人的记载，可以看出毅然赴死者都知道“不可为”，而只以杀身求不愧。明末有大量的告密、叛卖，清初有“科场”、“奏销”、“哭庙”诸案，士人可以选择的毋宁说只有死法。

而“不死”的话题同样重要，不死指的是当死不死，包括了投降归附、逃以及“不即死”、遗民式的的生等等。这些每一种又被当时士人做更加细致的区分和讨论，足以证明当时“节义论”的复杂性。

明清之际士论严苛，熊开元曾批评明末殉难人数太少，“其数不及宋万分之一，其人亦大不侔矣”。而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朱彝尊则驳斥了这种苛论，认为“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甲申前后，士大夫殉难者，不下数百人”。

而在死的时机上，士论更是严苛，“不即死”意味着迟死，也是士人热衷辨析的。即便是黄宗羲为自缢的魏学濂辩护，虽然用心良苦，却也因为道德化的语境而回避了更深层的推测，即便到清代全祖望为明忠义做传，也无法脱离“早死”与“迟死”的语境。

进而，遗民往往因为道德的自我审判，以生为耻，自居遗民者必须为自己“生”的必要性取证，比如养亲、抚遗孤、存国史，以至于图恢复、待后王等等。而明人对义理的趣味，又使得他们谈论“死”时分析的极为精微，严格区分了主动死与被动死、自主死与非自主死、死难与死易之辨。当时士风，不少人竞相为“尤难”之死。

陈梦鹤《刘宗周像》，刘宗周绝食多日而死

但在明清之际，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谈论和反思。顾炎武批评“执一不移”者；张自烈则认为“明道者不必贪其身不死，不必轻其身必死”；孙奇逢也说“窃意古来纯忠大义不一途”。“毋必，毋固”也是儒家原则。

陈确则对“死节”进行了更多的反省，他认为“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在那个狂热的时代，他重新提及“中庸”、“道平易”，也就是对极端的道德论加以反思，力图返回日常生活情景，返回“道”所依赖的基本生存与基本命题。对于一些遗民为了名声而求死的虚伪和矫作，他也能极为敏感地发现。

这些对“生死”的讨论，进一步地促进了对“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反思。

03 群体狂热下的“用独”

明清“易代”这一重大事件，将士人强行拉出明代文化氛围、历史情境，一时的有识之士，纷纷依其所学回应时事，然而孤独沉寂为基本基调。刘宗周及其门下从事“闇然之学”；一直活跃于讲学的黄宗羲也说“元气不寄于众而寄于独”；但反思士的处境与命运，使其孤独具备哲学意味的，首推王夫之。

王夫之说“用众不如用独”，将“众”与“独”进行对比，无疑出自对易代之际诸群体行为、取向的反省。“独”也是遗民的生存原则，在经历了乱离之后，王夫之对“群体”中个人的无力有了更深的体验与确认。

最沉痛的反省经验，来自明清之际的“举义”及“与义”。当时“义军”鱼龙混杂，局面极为混乱，许多无赖贼寇为图富贵加入义军，依旧残害百姓，“白昼杀人市中，悬其肠于官府门”“徒为民害，其父杀人报仇，其子行劫”“所至焚掠，鸡犬俱尽”。

事后士人对此的反省，往往不全在保全生命，而在于乱世中丧失自我的担忧戒惧。王夫之曾细致追溯自己与义过程，“至于败绩”，最终认为与义行为大多落得“为乱贼所陷”，于国没有意义。而孙枝蔚也后悔自己年轻时想仿效张良，结交屠狗鸡鸣之徒，差点全家灭门。

士人的孤绝体验，他们的受辱、被戏弄之感，在仕永历朝、地处西南的瞿式耜极具代表性。他在得知永历不顾他留守桂林建议南逃之后，绝望写下“皇上其竟舍粤而去乎？竟舍臣而去乎？……岂知臣疏未入御览，圣驾先已启行。”尚未死于“虏”，却先被人主所弃——忠臣的尴尬，莫过于此，而瞿氏依旧坚守桂林，直至最终被捕就死。

明清士人“说宋”成癖，也是借此说“明”。王夫之在《宋论》中就批判了围绕岳飞建构的神话，认为义军中真正有报国之心的不过万分之一，这来自于直接的政治经验，口吻近乎冷酷，也意味着放弃了遗民式的期待，承认明灭亡的不可逆转。而他在史论中反复辨析士人的选择，强调尊严原则，也能感受到“与义”经历对他刺激之深。

对“义军”的谈论，已经涉及了“民论”，在乱世中，士人笔下的“民”变得具体。明末蜂起的“民变”、“奴变”、人心的向背，无疑给了士大夫前所未有的深刻教训。

刘孔晖守新郑，“孔晖大呼百姓巷战杀贼，莫有应者”；尹梦鳌守颍州，“长跪求固守，百姓不从，自溃散……梦鳌四顾，竟无一人共事者，即投乌龙潭淹死”；王家彦守京城，“贼入，家彦欲战，而士卒无应者，乃望阙叩头哭……从城上掷身而下”……

而到了大局已定，散落民间的孤臣孽子，则都被民间的敌意所包围，无数遗民遭到告发与仇杀。士大夫在此时知其不可而为的绝望反抗，与人心的易变，恰成为对比，也使得士人对“民誉”“流俗”的反思更加具备深度。

王夫之在论及岳飞及两河忠义时，便提到了“民誉”足以杀人，正如“士气”足以杀士，“悠悠之歌诵，毒于谤讻”，鲁迅所说的“捧杀”与此倒是意思相近。而对海瑞等清官进行评论时，王氏也一再提到民誉鼓励苛政，这里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止于分析民誉是否可靠，而且注重舆论的政治功能。

《大明王朝1566》海瑞

在王阳明之学流行之后，这种对民性的不信任，无疑像是有意识的反拨。王夫之批判“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刘宗周也说“世人无日不在禽兽中生活，彼不自觉。”这些与当时民间的“报复”“嗜血”相联系，更出自明末士人的特殊经验。

王夫之“用独”之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并非由官方意识形态或者遗民群体内部观念出发，而是来自明亡之际的政治观察与实践，包含了对明代士风的反省，显示了士的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在“士气”“义军”等神话破灭后，在幻灭与绝望之余，“用独”的选择与使命担当，才更有基础，也更足作为一代大儒的人生境界吧。

近日，赵园老师的这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获得第五届“思勉原创奖”。思勉原创奖设立于2011年，乃是为纪念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传承中华优秀人文学术传统，推动文化传承创新，鼓励当代人文学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产出国内一流、国际有学术影响的原创性精品力作。

思勉原创奖每两年举办一届，通过海选提名、专家推荐、学者票选、问卷测评、同行审读以及专家终审会等程序后，确认入选成果。入选成果，限于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学科领域首次出版、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学术成果。目前，思勉原创奖已被列入教育部认可的人文社科类奖项。

下附历届荣获“思勉原创奖”的学者，及其于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作品。

第五届“思勉原创奖”获奖名单

（加粗红色标注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青年奖：

徐英瑾《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

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提名奖：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

历届获奖名单

第一届（2011年）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

项 楚 《王梵志诗校注》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杨国荣 《道论》

提名奖：

章培恒 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新著》

第二届（2013年）

李泽厚 《哲学纲要》

阎步克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

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提名奖：

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第三届（2015年）

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张世英 《哲学导论》

陈 来 《仁学本体论》

第四届（2017年）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倪梁康 《自识与反思》

邓小南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刘跃进 《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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