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春天没有天生的坏孩子(用化骨绵掌般的力量把学生的暴戾情绪抚平)

放牛班的春天没有天生的坏孩子(用化骨绵掌般的力量把学生的暴戾情绪抚平)(1)

《放牛班的春天》是拍摄于2004年的一部法国电影,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提名。

法国电影的精致与细腻在影片中得到了体现,但这也制约了法国电影的亲和度。相比之下,好莱坞电影反而显得粗犷大气与波澜壮阔,更容易在观众心里产生激荡的共鸣。

《放牛班的春天》在节奏上,颇有好莱坞电影的风格,镜头过度甚快,同一角度不同景别的镜头套叠在一起,产生一种快速的节奏,比如马修上课的场面,镜头能分割成几个镜头,从远景忽然切入近景,给人的感觉干净利索,爽心悦目。而马修上锁的镜头,先用正面镜头,表现他用手锁好锁,接着,从侧面表现马修拔出钥匙的动作,两个镜头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马修的动作进展,然后镜头摇向他的面部特写,十分的酣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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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一个很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歌功颂德的电影,如果不通过这些灵动的镜头来配合的话,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可笑的幼稚化的毛病,但镜头的晓畅,有效地规避了这些内容上的缺陷。

影片从世界著名指挥家莫杭治自美国回到法国开始了电影的叙事,他见到老朋友佩皮诺,佩皮诺给了莫杭治一个日记本,那就是学监马修写的日记。日记记录了他在男子寄宿学校“池塘之底”的一段经历。影片最后有一句话,说他“所做的一切,从此成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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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本日记,那么,马修对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便无人知晓,也就是说,马修自己是这一段秘密的发掘者与记录者,而实际上,影片中的受惠者却是马修的学生,包括受到巨大影响的莫杭治,而他却不是对马修成绩的肯定者与张扬人,甚至,他必须在回到本土见到老朋友的时候,看到马修的日记,他才知道了马修做过了什么。这样的回忆,可能充溢着法国文学里司空见惯的那种经典叙事的味道,但是从道理上却说不过去。莫杭治能取得这样的音乐成就,在美国成为一个指挥家,他本该意识到是谁引导他走上了音乐之路,是谁改变了他的性格,他的母亲,也应该会向他阐述是谁在无私地为他作出指导与帮助,但是,这一切,莫杭治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一直到耄耋之年,在母亲的葬礼上,才从马修的养子那里得到的一笔日记中,重新触及到了一个秘密,那么,莫杭治的这个形象便被彻底地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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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他者”的故事,是一个旁观者看到的马修的故事,但影片的叙述角度,却是一个“我者”的自述,然后这个“他者”的受益人才从此刻发现了“他者”的伟大,那么,像莫杭治这样的受益者,多少年来,就一点没有感受到马修的伟大吗?

马修日记的作用,实际上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塑造学生们的可爱,描写学生对他的感染,但是,影片里的这本日记却是作为他塑造自己形象的一个尺码,这就是影片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失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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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的核心内容上,整个电影也不过是一个帮扶失足青年的传统模板,并没有什么新鲜感。在影片的虚拟情境下,可以夸大某一种教育方法的所向披靡,但其真实的实用性如何,实在难以让我们置信。影片中的一个名叫沙贝的老师说过:“体育和音乐是促进国家团结的因素”。在影片中,我们看到,马修的伟大之处,就是他的音乐,那么,音乐究竟有这样的感染与教化的功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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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电影告诉我们达到了。对此我们可以存疑,但电影通过一切手段表现了这一点。这样的老师的确具有一种吸引力与魅力。在外表上,马修其貌不扬,但他可以说是对学生采取一种“先放后收”策略。在这个学校里,校长推行的是“行动与反应”机制,学生一有行动,老师立刻作出反应,当然这种反应是惩罚性质的,而马修则采取了“不反应”,给学生创造一种改过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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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一上课堂,学生把香烟放在人体骨架里,他则用“上课不能抽烟”化解了学生制造的麻烦,然后把乐格克这个设陷阱害马桑大叔的人找了出来,在外面,他却与这个调皮的小男孩达成了私了的协议。回来时,见到莫杭治在黑板上画他的漫画像,而马修则同样画了学生的漫画像化解了学生的挑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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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着学生,用化骨绵掌般的力量把学生的暴戾情绪抚平,体现了一种教育者对儿童心理的谙熟与掌控。因为学生的心理并不成熟,他的决定不代表着一种定型的理智的决断,如果与学生的这种偏激的情绪作对的话,实际上只会把学生的思维方式推向反的方向。学生永远是一种不定型的存在,他的身上出现的任何偏激情绪,只是一张白纸在尝试绘制自己作品时所出现的一种偏颇的误会。如果过分纠缠这样的失误,只会使学生更加糟蹋这张白纸。马修充分体现了反方向的对学生的教导,对学生的任何的错误的行为,他是疏导,是大事化了,而不是生硬地去折起他们。应该说,这还是具备了某种特别的效果。莫杭治因为看不惯马修与他母亲在一起,用墨水倒在他的脸上,但马修仍然是宽大为怀,不以为杵,在最后的合唱会上,他重新启用他本来给予惩罚的莫杭治,使莫杭治感到了一种“谅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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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对孩子不理智行为的谅解,使孩子们保持了一种健康的心态,得以健康成长,并发掘出自己的潜力。影片中的一个反面证明就是蒙丹这个坏男孩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校长的钱被盗,想当然地认为是他所为,怒打蒙丹,蒙丹反击校长,送入监狱,后来,发现是另一个学生所为,蒙丹出狱。影片有一个镜头,是蒙丹站在燃烧的学校的远方,望着烟尘弥漫的校园,然后弹了一下烟头,暗示着他就是这起纵火案的凶手。一个被认为素质不好的男孩,就因为不信任与抛弃,走上了真正的犯罪的道路——当然这一个情节,有一点难以自圆其说,发现钱被盗的真相,就是另一个男孩和他的一把口琴,并不能说明,蒙丹没有合伙参加盗窃,而影片中还有一处表明,蒙丹与这个男孩在屋子里偷偷吃东西,说明两个人有私下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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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个电影的情节十分陈旧,在前苏与中国的电影中,不乏这种感化教育的影片,而教育的途径也是非常简单的用音乐的感染力,来涤荡人心中的污点与糟粕部分。其中一些细节,也未免太简单化了,毕竟这不是一部神话作品,而是一个貌似纪实性的现实题材影片,但过分运用一些神话里才能出现的奇迹,未免削弱影片的真实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电影倒像是一部现代版的“哈里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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