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春天没有天生的坏孩子（用化骨绵掌般的力量把学生的暴戾情绪抚平）

《放牛班的春天》是拍摄于2004年的一部法国电影，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提名。

法国电影的精致与细腻在影片中得到了体现，但这也制约了法国电影的亲和度。相比之下，好莱坞电影反而显得粗犷大气与波澜壮阔，更容易在观众心里产生激荡的共鸣。

《放牛班的春天》在节奏上，颇有好莱坞电影的风格，镜头过度甚快，同一角度不同景别的镜头套叠在一起，产生一种快速的节奏，比如马修上课的场面，镜头能分割成几个镜头，从远景忽然切入近景，给人的感觉干净利索，爽心悦目。而马修上锁的镜头，先用正面镜头，表现他用手锁好锁，接着，从侧面表现马修拔出钥匙的动作，两个镜头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马修的动作进展，然后镜头摇向他的面部特写，十分的酣畅自然。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歌功颂德的电影，如果不通过这些灵动的镜头来配合的话，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可笑的幼稚化的毛病，但镜头的晓畅，有效地规避了这些内容上的缺陷。

影片从世界著名指挥家莫杭治自美国回到法国开始了电影的叙事，他见到老朋友佩皮诺，佩皮诺给了莫杭治一个日记本，那就是学监马修写的日记。日记记录了他在男子寄宿学校“池塘之底”的一段经历。影片最后有一句话，说他“所做的一切，从此成为秘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本日记，那么，马修对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便无人知晓，也就是说，马修自己是这一段秘密的发掘者与记录者，而实际上，影片中的受惠者却是马修的学生，包括受到巨大影响的莫杭治，而他却不是对马修成绩的肯定者与张扬人，甚至，他必须在回到本土见到老朋友的时候，看到马修的日记，他才知道了马修做过了什么。这样的回忆，可能充溢着法国文学里司空见惯的那种经典叙事的味道，但是从道理上却说不过去。莫杭治能取得这样的音乐成就，在美国成为一个指挥家，他本该意识到是谁引导他走上了音乐之路，是谁改变了他的性格，他的母亲，也应该会向他阐述是谁在无私地为他作出指导与帮助，但是，这一切，莫杭治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一直到耄耋之年，在母亲的葬礼上，才从马修的养子那里得到的一笔日记中，重新触及到了一个秘密，那么，莫杭治的这个形象便被彻底地摧毁了。

也就是说，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他者”的故事，是一个旁观者看到的马修的故事，但影片的叙述角度，却是一个“我者”的自述，然后这个“他者”的受益人才从此刻发现了“他者”的伟大，那么，像莫杭治这样的受益者，多少年来，就一点没有感受到马修的伟大吗？

马修日记的作用，实际上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塑造学生们的可爱，描写学生对他的感染，但是，影片里的这本日记却是作为他塑造自己形象的一个尺码，这就是影片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失衡的地方。

在故事的核心内容上，整个电影也不过是一个帮扶失足青年的传统模板，并没有什么新鲜感。在影片的虚拟情境下，可以夸大某一种教育方法的所向披靡，但其真实的实用性如何，实在难以让我们置信。影片中的一个名叫沙贝的老师说过：“体育和音乐是促进国家团结的因素”。在影片中，我们看到，马修的伟大之处，就是他的音乐，那么，音乐究竟有这样的感染与教化的功能吗？

至少电影告诉我们达到了。对此我们可以存疑，但电影通过一切手段表现了这一点。这样的老师的确具有一种吸引力与魅力。在外表上，马修其貌不扬，但他可以说是对学生采取一种“先放后收”策略。在这个学校里，校长推行的是“行动与反应”机制，学生一有行动，老师立刻作出反应，当然这种反应是惩罚性质的，而马修则采取了“不反应”，给学生创造一种改过自新的机会。

比如，他一上课堂，学生把香烟放在人体骨架里，他则用“上课不能抽烟”化解了学生制造的麻烦，然后把乐格克这个设陷阱害马桑大叔的人找了出来，在外面，他却与这个调皮的小男孩达成了私了的协议。回来时，见到莫杭治在黑板上画他的漫画像，而马修则同样画了学生的漫画像化解了学生的挑衅行为。

顺应着学生，用化骨绵掌般的力量把学生的暴戾情绪抚平，体现了一种教育者对儿童心理的谙熟与掌控。因为学生的心理并不成熟，他的决定不代表着一种定型的理智的决断，如果与学生的这种偏激的情绪作对的话，实际上只会把学生的思维方式推向反的方向。学生永远是一种不定型的存在，他的身上出现的任何偏激情绪，只是一张白纸在尝试绘制自己作品时所出现的一种偏颇的误会。如果过分纠缠这样的失误，只会使学生更加糟蹋这张白纸。马修充分体现了反方向的对学生的教导，对学生的任何的错误的行为，他是疏导，是大事化了，而不是生硬地去折起他们。应该说，这还是具备了某种特别的效果。莫杭治因为看不惯马修与他母亲在一起，用墨水倒在他的脸上，但马修仍然是宽大为怀，不以为杵，在最后的合唱会上，他重新启用他本来给予惩罚的莫杭治，使莫杭治感到了一种“谅解的快乐。”

正是这种对孩子不理智行为的谅解，使孩子们保持了一种健康的心态，得以健康成长，并发掘出自己的潜力。影片中的一个反面证明就是蒙丹这个坏男孩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校长的钱被盗，想当然地认为是他所为，怒打蒙丹，蒙丹反击校长，送入监狱，后来，发现是另一个学生所为，蒙丹出狱。影片有一个镜头，是蒙丹站在燃烧的学校的远方，望着烟尘弥漫的校园，然后弹了一下烟头，暗示着他就是这起纵火案的凶手。一个被认为素质不好的男孩，就因为不信任与抛弃，走上了真正的犯罪的道路——当然这一个情节，有一点难以自圆其说，发现钱被盗的真相，就是另一个男孩和他的一把口琴，并不能说明，蒙丹没有合伙参加盗窃，而影片中还有一处表明，蒙丹与这个男孩在屋子里偷偷吃东西，说明两个人有私下的联系。

总之，这个电影的情节十分陈旧，在前苏与中国的电影中，不乏这种感化教育的影片，而教育的途径也是非常简单的用音乐的感染力，来涤荡人心中的污点与糟粕部分。其中一些细节，也未免太简单化了，毕竟这不是一部神话作品，而是一个貌似纪实性的现实题材影片，但过分运用一些神话里才能出现的奇迹，未免削弱影片的真实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电影倒像是一部现代版的“哈里波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