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经历与感言（教育随笔92又到一年一度高考时）

（1985年暑假作者在章老师家里听他讲高考命题的故事）

清晨，一觉醒来，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了一条新闻：“6月7日上午，2022年全国高考拉开大幕。首场语文考试于上午11：30结束，澎湃新闻第一时间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获得了2022年全国甲、乙卷，全国新高考Ⅰ、Ⅱ卷，以及北京卷、天津卷、浙江卷的语文作文试题。”

仔细阅读了这七套高考作文试题，立即想起了当年创建这种命题模式的章熊老师（见题头照片）。

章熊老师主持国家高考命题工作二十年，他亲自命制或审批的题目，成为高考语文试题中的经典，最能考察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实际水平。

我与章老师相识于1983年8月初，章熊老师当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重点中学语文分编型《阅读》教材的特约编辑。

人教社高度重视在洛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语文实验教材工作会议，副总编刘国正同志率领实验教材的全体编辑参加了会议。国正同志在开幕式上的报告，特别强调了实验教材的特点和对执教老师的要求，殷切希望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编辑、各省市教研室的教研员、执教老师，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完成六年（1982年至1988年）教材改革实验的试教工作。

各位编辑分别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各自负责的实验教材相关内容的编辑理念、体例和教学设想及建议。

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阅读》责任编辑张定远同志的报告，重点讲述了这套实验教材的整体构想，以及人教社、各省市教研室教研员如何指导实验班开展试教工作。

《阅读》特约编辑、北大附中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章熊老师的报告，重点讲述了《段的教学》，具体指导执教老师如何进行阅读和写作中段的教学。

《作文·汉语》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讲作文教材编辑理念、体例和具体的教学方法及建议。

北京市著名语文教师张必锟，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辑，他主讲初中《阅读》“文言文诵读教学”。

各位专家学者的报告、讲学，不仅教学理念创新，而且高瞻远瞩格局大，让我们第一批参加试教的老师，对这套实验教材试教充满信心！同时，专家们还对试教的具体方法予以指导，让大家明白了实验教材“单元教学法”的实施要点。

张定远所长安排我在大会发言，讲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实验班第一学年的教学总结——《试教初步》。

我在大会发言的当晚，在湖北省教研室教研员张良谟老师的带领下，去拜见刘国正和张定远老师，刚好遇到特约编辑章熊和张必锟老师也在那里。当时张定远老师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多大了啊！”“刚满37岁。”在场的四位前辈都鼓励我：“年轻人，你的大会发言讲得不错！好好干吧！”

1984年8月初，在兰州会议上，再次与章熊和张必锟两位老师相见，带着试教中遇到的问题，向两位前辈请教，深受教益。

1985年，在青岛会议之前，我执教的语文实验班，参加了湖北省教研室组织的，“初中实验班学生参加语文高考单科测试”。学生参加完中考以后仅十几天，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与应届高中生同时参加考试，试卷经高考阅卷组评分，结果人平分超过了应届高中生。当我把学生的考卷带到青岛，交给章老师看了之后，他当即兴奋得手舞足蹈，立即拿着学生的试卷去见国正先生，“你看！你看培永给我们带了什么？我们初中实验班学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高考，比高中生还考得好！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开始宣传这套教材了！”

后来，章熊老师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分析学生的试卷之后说：

“这些数字表明，这些学生的语文能力已经达到了今年高考学生的平均水平。可不可以说，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和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志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应该说，它是李培永同志训练的成果。”

章熊老师在青岛会后邀约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谈。亲聆章老师謦欬，如沐春风。

章老师从我们初中实验班这次高考单科测试谈起，他说：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题，就推出了“现代文阅读”栏目。一时全国哗然，“超纲”的攻击声四起。不过现在习惯了，而且较那时有所发展，从获取信息性阅读扩展到文学性阅读（由于文学性阅读的多解性，如何命题有些地方还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我要谈的是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人们都以为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不是，我不能贪天之功，应该还原历史的真相，把功劳还给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试题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其实细心的人从这本书里却永远找不到相应的章节，那是朱德熙先生从全书中挑选了一些段落组合而成的，天衣无缝。更有甚者，译文里每一个句子都经过朱德熙先生亲手厘定。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正领略了什么是学者风范！当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个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厅里，朱先生找来了原本和译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辞典；原文与译文一句一句比对，有觉得不够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确定。不仅如此，最后的定稿也是朱先生亲手抄写，由我带到命题组的。正因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这个石破天惊的项目才得以顺利通过，否则以我当时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1984年章熊老师任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副组长，他们那个团队，一改建国以来一篇作文定人生的命题方式，创建了语文高考试卷的四大模块，即语文基础知识、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和作文，延续至今。斯人已逝，“模块”依然。

特别值得一说的，除了章老师提到的“现代文阅读”命题，至今快三十年了，仍然被历届命题组奉为圭臬外，还特别制定了高作文的命题原则，抛弃了命题作文沿袭八股文的命题方式，采取了提供材料给考生的方式，命制高考作文试题。

纵观2022年七套语文高考试卷的作文试题，基本如此。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主编张矛告诉澎湃新闻，在语文能力评价（考试）领域，章熊先生主持制订的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运用等五个能力层级，也为现行语文《考试大纲》所继承。章老师还曾领导教育部考试中心“大规模考试作文评分误差控制”课题组，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规模考试作文评分参照量表。制定了高考作文评分“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标准、操作细则。尽最大可能缩小高考作文评分的人为误差，保证了高考的公平性原则。

“语文高考如何走出现代化之路，将科举八股文考试转换成现代命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章熊先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 张矛说。

章熊老师那次与我谈高考上述命题原则和方式时，反复强调，一定要让学生拿到作文试题时“有话可说，无话可说”。这既是高考作文命题的原则，也是我们中学老师训练学生写作能力的原则。

他说，既然作文命题要让学生“有话可说”，那就要在平时教学中训练学生的语言，学会有话好好说，把话说得通顺、说得符合逻辑、说得好听一些。一句话通不通，是语法问题；对不对，是逻辑问题；好不好，是修辞问题。但在教学中又要不拘泥于语法、逻辑和修辞的术语。怎么办呢？

章老师告诉我如何讲语法，说几十年前，他刚参加工作时，曾去请教中国语言学泰斗吕叔湘先生。

吕先生想了一下，用手比划着说：

“我们写文章，常常有几层意思，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句子。”

吕先生又比划了一下。

“修改的时候，觉得句子长了，一拆，成了几个句子。你能不能教学生学会这种本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章熊先生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开始教的是有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的工农兵干部；后来面对的是北大附中天资聪颖的优秀学生。所以，他用吕先生说的方法教他的学生，成效显著。

吕先生说的教语法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并不简单。不讲语法术语，从实用讲起。正如章熊先生所说：

“讲话、写东西，简单比复杂难，通俗比深奥难。燕妮曾经问马克思什么是他最喜欢的词语，马克思的回答是‘简单’。这是哲人哲理哲语。把问题谈得很复杂，表明你认识上还没有把握住关键，而与‘简单’相伴随的则常常是豁然开朗。有时你自以为想得很清楚了，可等到落笔，而且追求表述通俗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的地方根本没有想明白。”

那次在章老师家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临分别时，章老师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坚持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再坚持三年，完成高中实验任务。章老师还赠送一本他翻译的美国教材《提高写作技能》，一本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专著。又送我一枚他亲手篆刻的“培永藏书”印章。

还记得，我调到海南以后，大约1991年吧，教育部决定进行高考改革试点，海南、云南、湖南三省由国家高考命题组另出一套试卷，简称“三南试卷”。远在海南的中学校长和毕业班的老师们不知所措。我们农垦中学的赖瑞光校长带着我直奔北京章老师家。

那年初春的一天，陪我们一起去拜访章老师的，还有张必锟老师和我们华师一附中老校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数学家罗声雄教授，他的儿子当年要参加高考，他听说我们去拜访章老师，就随我们一起去请教语文教育专家怎样教育孩子学好语文。后来两位专家交谈甚欢，原来并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隔行隔理不隔”呀！不论文科理科，都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素质。

章老师在谈“三南试卷”时，特别强调这一次高考的命题原则，用当时邓小平说的话，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学校后，要求高三的老师夯实基础，降低备考测试题的训练难度。果然奏效。

感谢章老师不吝赐教！

感谢章老师一直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1992年章熊夫妇在海南农垦中学与李培永夫妇的合影)

(1992年章熊夫妇在海南农垦中学与李培永夫妇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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