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把东西拿出来（把小说还给小说）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究竟什么是小说，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

呼唤，高歌，思考，探究，梦幻，宣泄，试验，变异……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潮流，其来滔滔。小说像戏剧演员，浓妆艳抹，遍身披挂，扮演着各种角色，演员本人却不复辨认了。我这个念完初中就在农场乡镇盘桓近20年的青涩的文学梦想者，突然被卷进激流，晕头转向。

什么是小说？

为了多少给自己一点信心，千辛万苦去找小说的来历。

翻到《汉书·艺文志》。原来先秦诸子百家就有“小说家”，是稗子般卑微的小官，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造故事。圣人看作“小道”，君子不为，世人不重。但因为多少能反映民情风俗，还有点看头，得以持续。

显然，中国小说的出身并不怎样高贵，之后很长时间都不是什么大事业。小说地位忽然提高，是近代的事。晚清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现代意义的新小说，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激荡、交流和融汇，更拓宽了小说艺术的空间。然而，随着小说形式发展走向极端，新时期文学陷入了寻找和确定自身发展新起点的困惑。于是，传统叙事在现代语境中进入新的轮回成为必然。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将小说还给小说。

肖克凡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天津实力派作家，肖克凡已经写了多部长篇，数十部中篇，百余短篇，其中不止一部被搬上舞台、银幕，多次获各类全国期刊奖、文艺奖。但所有这些肯定似乎都没有充分反映他的艺术成就。评论家张陵指出：“肖克凡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山楂树之恋》……对他来说，其实是一部可有可无的作品。他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机器》……直到现在，其提供的文学形象还没有被超越，仍然像教科书一样放在那里。”

全面解读肖克凡，是我的能力难以胜任的工程。我唯一能做的是从我接触过的文本，试图窥其一豹。

我看得最清楚的是两个字：传统。

“传统并不意味着活着的死亡，而意味着死去了的还活着。”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这个表述，仿佛是对肖克凡小说的一个特别认可。

在我看来，最深的道理都是最浅近的；最美的物事都是最简洁的；最大的底气都是最平和的。好的小说，首先就是好的人物、好的故事、好的语言。这里的“好”，指艺术。

肖克凡的小说，可谓有此“三好”。

我挎起紫竹提盒跑出家门，身后追来祖母的声音：“别颠!洒啦。”

沿着东兴大街，我跑过什锦斋饭庄，跑过华明理发馆，跑过白傻子布铺，一直跑向著名的“三不管”。

《紫竹提盒》就这样把我们带进作家的童年记忆，带进记忆中天津的大杂院，带到一个倾心向往、理解和追求美的平民老人面前。

奶奶的人生包含了两个民间社会：梨园与市井。那只精美的紫竹提盒，是一个生动的文学符号，其中贮满任何时代都不会缺乏的冷暖悲欢。淋漓尽致地表现民间世界的人性温暖和美好，是肖克凡小说最动人之处。

回忆是肖克凡小说取材的一个来源。他记忆的禀赋令人惊叹。他能记得起看过、听过、经历过的任何大小事件的诸多细节。他自豪于这种个人化记忆，认为这是他的小说唯一值得说道的东西。

然而，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肖克凡就会是一个像我这样只能乞助生活原型的平庸写作者。事实上他又说过，他小说里所谓出自个人化记忆的故事，许多在记忆之中并不存在。

看似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从最初的仅仅依赖个人切身经历的基本材料，到随着艺术素养和文化素养的提高，逐渐把有据可查的史料，民间流传的野史、俗谚、歌谣……所有这些早就哺育着他艺术才华的千百年形成的群体记忆，作为小说创作的原料，证明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熟。

无论是“个人化记忆”，还是“千百年形成的群体记忆”，这种对“记忆”的执著，表现出作家对真实的恪守。正是这种恪守，造就了小说人物的立体感，可以呼之欲出，可以听到呼吸和血脉的流动，是有着独立品格的文学生命。

肖克凡小说的“个人化记忆”特性，带来了他写作的“非功利性”。在他看来，小说从来不是简单地“说明”什么或者表现什么确定的主题。所谓小说的文化内涵，不过是作品自然生成的意义。他的小说不管是以哪个具体时代为背景，都不以某种姿态发言，既不想为历史证明什么或者否定什么，也不想去批判什么或者颂扬什么。他只是恪守自己的个人化体验，努力经由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形象，为人们展示一种尽可能真实的社会存在和人生图景。

这种“非功利性”在某种程度上给人造成游离的印象，却逼近了小说的本质，同时也就在真正意义上逼近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作为生于天津的作家，肖克凡对“津文化”的理解和表达，在清晰地描绘天津底层平民生存画卷的同时，更深刻剖析其生存方式的世俗性样貌，最真实地展示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既呈现出他对历史的独到概括，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也使小说人物形象饱满，丰神独具。

肖克凡的小说手法圆熟，调度若定，现实和象征叠加，形而下和形而上兼顾，情节结构精巧有致，细节刻画纤毫毕现，留白则给读者以想象空间，较少直接作哲理阐发，以情节的提纯与起伏跌宕，使平民传奇有了浓厚的艺术色泽。

我们顺利通过安全检查。妈妈特别佩服外祖母临场哈哈大笑，说您不愧见过大世面的人。

……

我成了重要人物只好落座，怀里紧紧抱着小包裹。火车呜呜拉响汽笛，开往唐山方向。

《特殊任务》从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生活场景开始，把读者引入一种精心营造的神秘氛围、一个步步惊心让人提心吊胆的曲折故事。

肖克凡的小说多是平民传奇，他们的生命力以极其本真的面目袒露着，或自嘲地笑面生活，或沉默着隐忍生活，看透虚假和艰难仍不失善意，依靠人性中原始的坚韧，顽强而乐观地演绎一场场带泪的喜剧。他善于设置悬念，用一个个紧揪人心的疑团，推动情节发展。叙述中，他又善于隐藏自己，不露斧凿痕迹。读完全篇才会发现，几乎每个情节都是下一个情节的伏笔。读肖克凡的小说，像看精彩的演出，处处是聪慧机智的灵光。在引人入胜的世俗故事后面，是对生存环境的犀利体察，对生活真相的沉重叩问，对社会历史的冷峻思索。在家长里短中穿越沧桑世事，在市井烟火中透露哲理思考，在日常叙事中呈现历史变迁，肖克凡显示出提炼生活素材和驾驭宏大叙事紧密结合的非凡才能。

肖克凡小说的语言明显打上了只属于他的艺术烙印。天津人特有的语言优势与他个人出色的幽默感相得益彰。

车钳铣，没法比；电气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王八瞪蛋是冲工，大锤震耳是铆工，溜溜达达是电工，轻轻松松是化验工。

《机器》中这些来自产业工人的语言火花，让工厂的钢铁棱角顿时变得柔和，也给肖克凡的小说增添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他的小说语言主要采用天津方言，独特的民间俚语作为叙述的最基本话语，极为生动地反映出地域的世风民情，“津文化”深蕴其中。

肖克凡不是有城府的人。他思维敏捷，多才多艺，伶牙俐齿，妙语连珠。争辩起来，言辞锋利，无可招架。也许正因此，他小说的文字反而力求平淡和隽永。不过在风平浪静、清爽利落的文字下面，是强烈的情感冲动以及语言本身的张力。

肖克凡相信，语言是对生活本质的还原。他的小说语言力求过滤掉一切杂芜——种种流行的妆饰或是虚张声势的泡沫，最大限度地洗练至透明、近乎冷硬的境地。

肖克凡小说中的传统叙事显然背离了标新立异的时尚，在当下难以引发轰动效应。但他始终保持着冷眼旁观的坚执，并不因此沮丧。他相信艺术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仅仅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语言汩汩流动的韵律，就是对心灵的莫大抚慰。他说他的写作基本上处于“无目的”状态：“写作是一种自律，同时又是一种自由。”这样的写作状态，使他的写作优游裕如，举重若轻。

罗丹说：艺术家这个词的最广泛含义，是指那些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愉快的人(《艺术论》)。肖克凡就是这样一个人。

回到《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者流”，圣人即使不以为然，也不能不承认“虽小道必有可观”。千百年来，经历了种种变异的小说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小说是一种揭示：人世间的真、善、美尽在其中，假、恶、丑无可遁形；是一种评判：是非功过，公道自在人心；是一种良知：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的表象下面，永远有一颗为多数人认可的坚固的价值内核。小说是苦海沉浮的罗盘，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计。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者流”就绝不是一个卑微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