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炳文著作（南炳文做功利上不讨好）

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1942年1月生，河北广宗人。中国明史学会前会长，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天津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及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承担、主持“二十四史”点校本之《明史》修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著有《明史》(合著)、《南明史》《明史新探》《明代文化研究》(合著)、《清代文化》（合著）、《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等论著30余种

首发：4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南炳文的书房

南炳文的书房就是他埋首历史研究的办公室，一处位于南开大学范孙楼内，另一处，也是他现在主要使用的书房，位于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一层最内侧。

屋中布置简单，几个办公柜，几张办公桌。桌上布满高高摞起的各类工具书，各种字典、词典和历史典籍。南炳文工作用的桌子面朝南，对着半掩窗帘的窗户，阳光每天随时间在桌子上移动，南炳文和他那把最常见的黑色折叠椅也随之挪动，躲到太阳晒不到的位置。

校领导几次提出要为他更换桌椅摆设，他回回都拒绝，说自己现在就很好，“乱中有序”，他开玩笑说自己的两个书房是一个风格，“乱七八糟”。

南炳文的书房一角。本组图片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

“我这条件够好的，用书很方便，常用的书在这边，另一部分在对面。”对面房间是他的学术助理王雅洁的办公室，里面像图书馆，几排书架上摆着3000多册的“文渊阁”及“续修”《四库全书》（其他《四库全书》在另外书房存放）和几种大部头的地方志。

有排书架从上到下摞着一沓沓已完成修订的点校本《明史》清样打印稿，十余年修史光阴凝聚其中。

南炳文书房中的所有书籍，无一例外与其修史校勘工作相关，包括《褚遂良书法精选》也并非用以欣赏书法，而是帮助对照辨认明清时期手抄本中难以辨识的草书。

治学“抢先” 署名“争后”

南炳文的学术品格

按照惯例，南炳文先生大年初二就会从天津家里返回廊坊师范学院，守着学校图书馆继续他的史料校勘工作，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他在天津待到了3月底。

　　

让儿子拉了一车南开研究室里的书回家，他用两个月大致完成了《明实录》里一个“小活儿”——十卷本《仁宗昭皇帝实录》的校勘。“在家毕竟不方便，书不全，没有‘阻挠’的话我早回廊坊了。”

　　

南炳文的学生和学术助理王雅洁说：“过完年到2月中旬，先生不停地说要回廊坊，被我们和他家人一起劝住了，后来情况一好转，他立马回来继续工作，老爷子这种精神，一般人都没有。”

　

“做这个事有瘾，像破谜一样，真的不觉得累。”南炳文笑着说，在还没开学的校园里，他继续着日复一日的案头工作。“现在校园里很安静，整个图书馆就两个人：我和门卫。”

　　

见到南炳文先生，很快就会被这位78岁历史学家的几种特质所吸引。

书房中的南炳文

　　

首先，是他非同一般的谦逊与和善。

　　

在学生们记忆中，南炳文对上门请教的学生如对贵宾，学生离开，他总要到门口相送，直至看不到他们的背影。

　　

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会奉上习惯如自然的真心尊重。每天去学校图书馆内的书房工作，对门口保安，他必笑着点头打招呼。打车时，他会夸赞出租车司机车开得好。

　　

南炳文说：“周围的人都要尊敬。人各有所长，因为条件和机遇不同，有的在这方面有成就，有的在那方面，像一棵树上各站一枝的鸟。我可能在这根枝上，懂一点人家不知道的东西，可人家会的我懂吗？”

　　

在他与汤纲合著、长达100多万字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明代断代史专著《明史》背后，有段署名互让的学界佳话。1985年，这套书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南炳文收到清样，联系出版社，要求将原本署名在前的自己，放到后面。

　　

出版社编辑大为不解，说您承担了此书的主要撰写工作，本应署名在前，但南炳文坚持要改，只说汤先生是前辈。

　　

《明史》上册出版后，汤纲看到署名，在该书参加评奖时，给评奖委员会写信，要求如果评上，奖状一定要将南炳文的名字放在前面，又联系出版社，说出版下册时务必将署名顺序改回来。

　　

到2003年该书再版，两位作者还在为署名先后互相谦让，终于各退一步，接受了上册南前汤后，下册汤前南后的方案。

　　

有编辑感叹，在出版界待了半辈子，见过以合作始，为争稿费争署名，以分裂终的，但少见南炳文式“争后”的。而这类事，南炳文做过许多回。

　　

有学生发表由南炳文指导的论文时，将他的名字也署为作者，南炳文很生气，说这种现象要坚决杜绝。“大家写文章都常从与人互动中得到启发，但谁的就是谁的，且老师给学生讲点什么，不是应尽的责任吗？”

　　

南炳文身上的第二种特质，是他超乎常人的勤奋。这在明史学界是有口皆碑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们也早已熟知这位全年无休、风雨无阻，每天工作约10小时的老先生。

　　

19岁进入南开，大学时代，南炳文就已经形成这种生活方式，他说自己至今不觉得累，78岁跟三四十岁时比，精力和体力没感到有变化。

“不干活，我总觉得心里‘没局’，这是我们老家话，就是心里没着落的意思。”他打趣说自己是个书呆子：“笨得要命，只好一门心思趴在这里干，就像有了个吃好东西的机会，就慢慢吃，吃得甜滋滋的就是了。”

他的性格原本很活泼，却做了最安静枯燥的工作。打小爱唱歌，中学时，南炳文曾是班级歌唱比赛的指挥，但进了大学，决心钻研明史后，他决定告别这一爱好，“会占用时间的呀，我要集中精力搞历史”。回想起来，他说已记不清多少年没唱过歌。

　　

有学生在写南开学风的文章时，描述过一辆被修了又修的破旧自行车，人们日复一日地在范孙楼前的小广场看见它，就知道它的主人南炳文又在楼上读书著述。

　　

王雅洁说：“南老师每天定着闹钟提醒吃饭，但有时闹钟响了也听不见或者忘了。过年也不休息，大年初一初二我就要给为他订从天津回廊坊的车票。”

　　

2016年，南开大学文科图书馆搬到了距南炳文家往返两个多小时的新校区。为方便用书，集中精力推进他所主持的点校本《明史》的修订和《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工程，南炳文在参观过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后，接受该校聘请，将日常工作地点从南开搬到了廊师，真正是为了书而搬家。

　　

南炳文身上还有一种显著特质，是幽默和坦然。幽默，是话语间扑面而来的，不必多说。坦然则是一种经历岁月打磨过的从容。

南炳文近照

　

回望人生，提到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常常得到的全校第一，以及在考大学当中一些课程全省第一，南炳文说自己并非天生聪颖，而是被弱点逼着成长，他略抬下左臂：“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有残疾？”

　　

两岁时，在村里玩日军遗留的爆炸物炸掉左手，刚懂事，就听村里人说“你将来就是个废物”，也感受着家人对自己通过好好读书，找到吃饭门道的期冀——南炳文说自己很小就有危机感，因此在每门考试中都不甘落后。

　　

他平静地回忆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从初小考上高小，却被学校拒之门外的过往，回忆母亲在滹沱河发水涨高的时节，冒着危险，蹚水去河对岸的正定城里找教育科，为他争取上学的机会。

　　

“说实在的，我没为此生气过，只是有点苦恼。可能从小被苦难锻炼，我知道不同的人有自己思考的角度，这种事不能怪别人。”他说挫折不一定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苦难化为动力，让他成为今天的南炳文，也让他找到钟爱一生的事业。埋首于一项又一项以10年为时间单位的修史和古籍整理项目中，尽管总打趣自己是傻用功的书呆子，但他当然清楚自己工作的价值，那是极有意义，但能做、愿做的人不多，恰好他有能力做，也愿意为之投注毕生心血的工作。

治学不求甚解

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书房是您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您在这里的一天通常如何度过？

南炳文：我比较规律，一般6点半到7点起床，8点10分左右到这儿开工，干到中午11点40分，闹钟响了。正常的话，12点到家，吃完饭午休5到10分钟，我是躺下就能睡着那种人，这样下午1点来钟回到这里接着干。下午6点40分，闹钟一响，争取7点到7点半回家，晚上处理可以在家做的事，比如写个信之类。处理完，11点多睡觉。

南炳文书房一角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修订》，基本就在这间屋子里做，因为这边用书方便。《明实录》1600多万字，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就像大事记一样，校勘必须要看更多原始资料，没书的话寸步难行。

草地：您的读书经历和最终选择明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缘起是怎样的？

南炳文：我很早就爱读书，小时候就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各种小说。我爸爸是兽医，希望我将来也当兽医，有个谋生之道，就让我读些《元亨疗马集》一类的医典，但我真不感兴趣，自己在屋子里，有大人进来了，才赶快抓起来看两眼。

1961年我参加高考，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我对历史这门学问还不很了解。南开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我很快发现历史跟中学时的死记硬背很不一样，你要做研究、要创新，那我创什么新？

得知明清史是南开最有优势的学科，明清史研究室是南开甚至全国明清史研究的高地，领导该研究机构的郑天挺先生又是史学界最有成就的权威学者之一，让我对从事明清史研究产生了兴趣。

1962年，我大二时，听老师王文郁说，清史方面已经有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而明史方面还没有今人大部头章节体断代史专著，于是，我立下志向，要填补这个空白，写一部大部头的断代史明史，从此开始整天读明史相关的书籍，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事情。

草地：萧一山写《清代通史》也是因为中学时读到日本史学家的清史著作，认为国人应该自己研究中国史，从此以写清史为目标，上大学后废寝忘食苦读，与您20岁立志写明史的经历有点相似。

南炳文：不太一样，我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而是决定在明史清史中选一个方向写书时，发现清朝已经有人写过了，于是就决定做明史。

定下目标后，我立刻开始阅读有关著作，要求自己门门功课之余，所有时间都用在看明史上。还买了张中国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剪下来，读书时，读到哪个省，就把对应那片拿出来。学历史，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地理概念，是最基本的，必须弄清楚。所以我当时读书必带地图，再必备两大本《辞源》，遇到不懂的字，立刻就查，再背几本《明史纪事本末》细读。你看，我现在手边也常放着《二十史朔闰表》，这个是用来推算时间的工具书。

遇到天文、地理、时间等各种问题，都立刻去查去解决，必须想办法弄明白，治学，如果有没弄清楚的地方，就无法连贯。遇到问题，不求甚解，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那么年轻就立下宏志，听说您当时也是废寝忘食，以刻苦闻名，吃完饭被问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并且一直坚持这样苦读，不会感到疲倦吗？

南炳文：一般都感觉不到，就是一种求知欲，在那儿引着你，你就放不下书，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你就放不下。这个地名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物究竟怎么样？这里涉及的词是不是有典故？一定要查清楚了才放得下。

史籍整理在功利上不讨好

但学术上意义极大

草地：1979年，您得到了撰写大部头断代史明史的机会，完成这一大学时立下的目标后，您的学术方向转移到史籍的点校整理上，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南炳文：对，当时受出版社邀约和汤纲先生合作撰写《明史》，1985年出版了上册，1991年出版下册，另外我写的南明部分，又另行出版了《南明史》。

做完《明史》后，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有两个方向可选择：一是聚焦比如法律、经济这样的一个方面，沿一条线深入做下去；还有一个是为史学研究做些更基础的原始材料整理工作。我感到做某一方面的明史研究，也是贡献，但做基础性的史籍文献整理贡献更大，可以给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基础，供千万人使用。

校对中的《明实录》文稿

于是我开始对一些大部头的基础性文献进行整理校勘和修订，用10余年时间将存于国内外的《万历起居注》残本进行辑校补正，基本恢复其原貌，又对仅存于日本的《泰昌起居注》《天启起居注》进行校勘整理引进。

2007年，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的修订。2013年底，又开始了《明实录》的校勘与研究工作。

草地：在高校学术评价制度里，比起史籍整理，更看重专著和论文。包括您整理《万历起居注》时，听说也受过劝告，说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如只原样影印，不必耗费精力去校勘整理。您有没有担忧过肯坐冷板凳的人少了？

南炳文：现在的考核制度有其局限性，这种成果不大算数，但实事求是来看，这些最基础的材料整理好了，谁要写论文著书研究就都有了基础和依据，这些书在世界上不多了，要赶紧整理出来。

南炳文经手过的书稿

史籍整理难点很多，要求知识面特别广，遇到各种问题都有办法解决，真的是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像《万历起居注》，如果只把国内外的部分合起来影印，很多人读起来似懂非懂，断句都断不好，那你有能力把这件事办了，让后来者用起来更方便，干嘛不做？

在功利上不讨好，但学术上意义极大，不要只看眼前一时的得失，这是真正的贡献。你左右不了别人，平心静气来看就好。只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就干下去了，而且要选意义更大、难度更大，一般人干不了的活，尽量解决它，有点担当精神。

草地：您多次强调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认为这是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如何理解？

南炳文：治学方法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郑天挺先生，他对问题的论述求深求严，做历史研究与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息息相关。

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一方面，我认为历史研究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现实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关注现实问题会加深看问题的深度、广度和整体性，因为很多现实中的问题都是重复发生过很多次的，对这一类问题形成客观深入的看法后，你研究历史问题时，也会思路更开阔，更容易抓住问题要害。

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关注现实也可以让你多长出一双看历史的眼睛。所以我每天都会看新闻。

草地：从史学研究的历史来看，用“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对历史进行不准确的记述，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南炳文：所以我这里说的服务现实，与把历史扭曲了来为某个目的服务是两个概念。人们往往爱拿历史来讲现实，但不是用真正从历史中总结的智慧和经验教训来指导现实，而是不论真假地拿历史给自己的某个观点辩护，我不同意那种东西，那不叫服务，而是歪曲。

“读的人也许不多

但永远有人关照”

草地：您似乎与网络技术保持着距离？网上曾有学生想发邮件向您请教问题，有人答复说您深居简出，很少用电脑，不如直接写信。您也很少用微信。

南炳文：是的，我手机能接打电话，能看短信，但不会回，微信也不懂，学生们搞了微信群，我也没加。其实很简单的事，但我不去学，学了就干不了活了。这一二十年来，我主持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工程，需要把所有精力用上，从这个角度，我希望减少一些打扰。因为网络太方便，也太随便了，啪！一条。啪！又来一条。你说你回不回？总要处理这些，自己的事也耽误了。现在，我有了学术助手，她会为我处理电子邮件等事务。

网络的便捷是件有利有弊的事，过去你被逼着在脑子里装很多东西，知道什么问题找哪本书，在什么地方下力气，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现在电脑检索方便了，但你没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网上能查出来的，只有已知的和部分搬上网络的东西，很多没被解决的问题网上也查不到，而且网上的东西准确率是要打问号的。

我当然不排斥现代技术，要充分利用好现代化的手段，但也要靠读书积累、独立思考，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本领，这是两套功夫。这两套功夫如果能很好地结合使用可能是最好的。

草地：现在网上活跃着许多分类细致、热情高涨的历史爱好者群体，这种网络时代的热潮有积极一面，但人们也时常看到以讹传讹的信息广泛传播，从专业的历史学者的角度，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南炳文：我不太在意这些，别太认真就是了。许多以历史面目出现的东西并不是历史，而是说书。历史学者也有理解的深浅区别，有负责和不负责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在电视上和网上，说得有趣、有具体情节的比较容易有观众，这是一种社会需要，但实际上历史不可能把有趣的信息都记下来，有些有趣的事情也不便于记下来。

我看到的错误太多了，做严肃历史的，就做严肃历史的事，做群众娱乐的就做群众娱乐。当然，做严肃历史的，对于歪曲历史的现象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用一些时间加以纠正。

草地：作为严肃历史学者，不会想出来澄清一些错误吗？

南炳文：你不可能整天去纠错，那没完没了，还是要抓住自己最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任务。我觉得去澄清这些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手头这些史籍中的错误改过来，我的乐趣在于把它改正确，让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有个依据，永久留下一个比较正确的本子，让人们不再以讹传讹。

我没想过我整理的书会有多少公众感兴趣，这些书的主要读者其实是几类人：搞历史的人，要从历史中总结真正的经验的大理论家和大政治家。人不多，但时间久远，它们永远有人关照。

草地：研究了大半生明史，这段历史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南炳文：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维持近300年的稳定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时期在治理国家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成为经验的东西，例如，对官僚队伍的分工和安排方面。过去因为种种原因，对明朝骂得多，肯定得少，我认为应该更充分地研究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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