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三言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冯梦龙三言的译介与传播）

董晓波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语言战略与规划、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

叶敬池刊本《醒世恒言》。资料图片

福建省寿宁县冯梦龙纪念馆内景。资料图片

“三言”是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辑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也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代表性作品，被视为集白话小说之大成。“三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生动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宋、元、明各朝代城乡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下层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三言”的问世，标志着话本小说形式的定型与成熟，为中国当时和后来的白话短篇小说确立了范本，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代表，“三言”作品以其丰富多彩的题材、风格迥异的文风、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自问世起不仅成为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也引起了中外学者和译者的极大兴趣。“三言”是最早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其中就以英文翻译了两篇冯梦龙的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19世纪以后，“三言”又有五十多篇小说被译为英文，二十四篇译为法文。此外，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译本也很多。在历史上，将这些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璀璨明珠”介绍到异语世界，一直是许多学者和译者非常热衷的活动，而“三言”在异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不仅开创了中国小说与西方文学交流的历史，也成为西方作家通过中国文学接触中华文明、接受中国文化的经典先例。

冯梦龙与“三言”

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耳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明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出身于书香门第，与兄梦桂、弟梦熊并称“吴下三冯”。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他仕途坎坷，年轻时屡试不第，以编书、课童为业。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冯梦龙补贡生;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年已六十的冯梦龙迁任福建寿宁知县，在当地“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任职三年后归乡。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推翻明王朝，随后清军入关南下。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冯梦龙辞世。

冯梦龙一生中为官时间不长，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著述上。据统计，冯梦龙的著作有五十余种，有的是个人创作（如传奇中的一部分、诗集、应举书），有的是将当时流行的作品加以整理而成（如大部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有的是改订他人的作品（如大部分传奇），有的是将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字加以记录整理（如民歌、笑话），有的是将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分类编辑（如笔记小品），还有的是当时各种资料的汇编（如《甲申纪事》等史实类作品）。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都是通俗文学或民间文学作品，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所以有人称冯梦龙是“全能”的通俗文学家。

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代表就是“三言”。明朝后期，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日益壮大的商人阶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商致富也渐被视为正业，改变了人们过去只能依靠经营土地来谋生的生存方式，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当时，市民阶层逐步崛起，他们越来越需要多方面的现实生活的满足，社会活力空前增长，思想情感日趋解放。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市民阶层的思想，也大大刺激了市民对娱乐以及通俗文学的需要。

从唐代开始，就流行着一种叫作“说话”的艺术。“说话”就是讲故事。到了宋代，“说话”艺术更为盛行。当时“说话”的内容大致分为四种：第一种是“讲史”，讲述春秋战国、三国、隋唐等前朝兴替战争等长篇历史故事；第二种是“小说”，讲述世态人情、悲欢离合等短篇社会故事；第三种是“讲经”，是关于佛教等宗教内容相关宣传；第四种叫“合生”，即由听众临时出题，说话人即席吟咏有双关含义的诗句。当时为了便于开讲和授徒，说话人往往会把“说话”的底稿记录整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话本”，而随着反反复复讲说，话本也不断得到补充和丰富，再加上历代一些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这些“话本”最终成为一种独特体裁的小说。后来还出现了一种模拟“话本”形式的“拟话本”，它不是供艺人“说话”之用的，而是创作出来给一般读者阅读欣赏的。

冯梦龙家中收藏有不少宋、元、明时期话本，他花了不少精力选出四十篇，进行编辑加工，先出版了一种，名为《古今小说》。后来又继续编辑出版了两种，共计三种一百二十篇，并将《古今小说》作为三部的总书名，而这三部书则分别叫作《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据考证，《喻世明言》出版时间最早，大约在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前后；其次是《警世通言》，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出版；最后是《醒世恒言》，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出版。冯梦龙认为，好的小说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言”，书名之意就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三言”中每个短篇小说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拟话本约有七八十篇。“三言”所包含的故事，题材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一）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二）描写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愤怒谴责；（三）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的行为；（四）反封建反理学，揭露对“人欲”的压制；（五）神仙灵怪妖异作品、文人雅士轶事作品等。这些题材，基本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各阶层和各方面的生活场景，特别是对城市生活的面貌有着较多的描绘。“三言”差不多将当时流行的优秀话本全都收集进去了，与冯梦龙同时代的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序中就说：“三言”已经把“宋元旧种，……搜括殆尽”，即使有“一二遗者”，也是“沟中之断芜”。

故事情节设计巧妙、曲折动人是“三言”的艺术特色之一。正如《今古奇观》的序文中说：“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恫心駴目。”

“三言”的第二个艺术特色是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一百二十篇作品，写到的主要人物有四五百人之多，许多人物性格在故事中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具有典型性。

“三言”的第三个艺术特色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创作方法。通过认真、细致地观察社会，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描绘了客观世界的图画，既符合现实生活的真实，又不是生活现象的简单记录。

在“三言”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文坛掀起了一个短篇小说收集和创作的高潮。不少文人或整理话本，或模拟“三言”的题材和体裁，创作“拟话本”。比如明末凌濛初编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

总而言之，冯梦龙所纂辑的“三言”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丰富、最重要的三部选集，堪称集宋朝至明朝白话短篇小说之大成，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家们在小说创作方面杰出的艺术才能，也反映了话本小说在宋、元、明时期不断发展的过程。

“三言”的译介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这个特点决定了其传播必须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传播者与受众即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必须以文本使用双方共同理解的语言文字为前提。因此，文学文本的传播由于语言媒介的制约常被限制在特定的语言文化圈内。而要突破这种限制，就必须对文本使用的语言进行转换，这便是翻译传播。“三言”等中国古典小说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也是靠翻译这种传播方式来进行的。

不过在“三言”的传播史上，这种传播方式因地域差别而存在不同。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半岛，由于历史地缘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三言”首先是以原文本形式传播的，之后才渐有当地文字的翻译传播。而在西方各国，由于与中国处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圈且乏于交流往来，“三言”在历史上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以翻译形式进行的。

●“三言”在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传播

据现存的文字资料，《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大约在1727年、1743年由商船载入日本，现在日本还收藏着《古今小说》的明刊原本，《警世通言》的金陵兼善堂40卷本，《醒世恒言》的明天启丁卯（公元1627年）叶敬池刊本等等。由于明末清初的变乱、清朝的小说禁毁令压制，以及姑苏抱瓮老人编纂的话本小说集《今古奇观》（该书共编选了“三言二拍”中的四十篇）更广泛地流行，冯梦龙的“三言”原本在中国清代渐渐地佚失了，只剩下一部《醒世恒言》有几种本子流传，到了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不无遗憾地说:“‘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可见当时“三言”已经只具其名了，即使博学如鲁迅者，也只能望“名”兴叹，不知其详。而在1924年，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日本当地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三言”，盐谷温意识到这个发现的价值，这个发现的公开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鲁迅在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中说:“……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即盐谷温）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以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随着一些中国学者赴日访书和海内外一些新存本的发现，“三言”才逐渐又刊行于世。

根据学者研究，历史上的“三言”在日本得到较好保存，其中一大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三言”在日本大受欢迎，且“三言”的翻译也十分兴盛。总体而言，“三言”的日译本呈现选译和零散的特点。普遍公认的较早译本是冈白驹的《小说精言》（公元1743年）、《小说奇言》（公元1753年）以及泽田一斋的《小说粹言》（公元1758年），合称“和刻三言”。其模仿了明朝“三言”的取名，并加以句读、训点和傍训，但并非是“三言”的全译本。“和刻三言”从“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话》小说集中选取了部分日本人较为感兴趣的篇目，共收14篇，其中取自“三言”的共10篇，分别是《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淑儿巧智脱杨生》《陈多寿生死夫妻》《刘小官雌雄兄弟》《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唐解元一笑姻缘》《滕大尹鬼断家私》《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又出现了一些零散的“三言”翻译，比如近江赘世子和江东睡云庵主译自《卖油郎独占花魁》的《通俗赤绳奇缘》《通俗绣像新裁绮史》，还有石川雅望根据《醒世恒言》四篇故事译成的《通俗醒世恒言》。进入20世纪，这时期学界正对“三言”原本进行挖掘，“三言”的译本也是多种多样，不仅有散篇翻译，如1926年佐藤春夫译自《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如愿以偿》，也渐渐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翻译，千田九一和驹田信二的《今古奇观》就包括“三言”的作品，但真正意义上的“三言”全译本仍未出现。

历史上的“三言”译介和传播，对日本小说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方面，许多日本作家如都贺庭钟、上田秋成等喜欢从“三言”取材，改译成带有浓厚日本特点的小说。在都贺庭钟改译的作品中，最为典型的是《繁野话》中的第八篇《江口妓女愤薄情怒沉珠宝》，大致情节基本用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框架，不过都贺庭钟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个发生在中国明朝的故事改成了日本镰仓时代的故事，女主人公的名字由杜十娘改为白妙，官宦李布政之子负心者李甲则被改为日本一任郡司箱崎太夫正方之子小太郎安方，为富不仁、居心不良者孙富则改成了名门浪人柴江酒部辅原绳，此外，也许是都贺庭钟认为原文由李甲亲自出面与孙富商谈出让自己的心上人这一情节过于伤天害理，因此在故事中增添了一个中介人——小太郎的表兄和多然重从中穿针引线。文中许多转折场景基本都是汉语原文的直译，如对两人交往后感情日笃、钱财渐少以及白妙起意从良等情节的描写，还有小太郎到处借钱无着的窘况、白妙与鸨母谈判的场面、小太郎私下转让了白妙以后与白妙的对话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原故事中的中国成语、诗词、典故等内容，都贺庭钟都原封不动地在译作中保留，推测也许是当时日本还未找出恰如其分的译法。

日本的读本小说也借鉴了“三言”一类的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点，采用悬念、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具可读性，更引人入胜，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小说的繁荣发展。

在朝鲜半岛，根据学者考察，朝鲜王朝后期，许多中国小说流通于当地民间，其中就包括《醒世恒言》和《今古奇观》，与其余八十种小说书名被记载于英祖38年（公元1762年）完山李氏所做的《中国历史绘模本》序文中。从中推测，“三言”至迟在1762年应已传入朝鲜半岛。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到了朝鲜王朝末期，《今古奇观》就已被翻译，全四十篇有20余篇分回翻译出版。与日本译介较为相通的一点是，《今古奇观》译本既以中国原作品的故事为基础，又添加具有朝鲜王朝当地特色的情节。如汉文写本《啖蔗》其书不见于中国，乃李朝学人抄自《喻言明言》六篇、《醒世恒言》九篇、《警世通言》七篇、《初刻拍案惊奇》五篇、《二刻拍案惊奇》二篇（其中有些篇或疑取自《今古奇观》正续编），汇集重编成新书。

这里我们试举一例简单介绍给大家。《东野汇辑》卷二《还狐裘新旧合缘》（下简称《还狐裘》），这篇小说与《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明抱瓮老人收为《今古奇观》卷23，以下简称《重会珍珠衫》）相比较，二者情节是相同的，但是《还狐裘》有一些当地特色。比如，原本《喻世明言》《今古奇观》中的人物都有姓氏，其重要人物如蒋兴哥、王三巧儿、陈商、吴杰是既有姓又有名的。这些人物的初始设定未必有更深的意义。但是同样的人物，在同一个故事的朝鲜半岛演化版本《还狐裘》中则发生了变化。《还狐裘》中所有人物虽然都未有名，但是因为故事中的老媪贪贿害人、湖南客奸淫、崔生妇“负夫”，因此三人都没有出现姓氏；而俞氏能“琴瑟谐好”，崔生“处事妥当”、吴荫官有“厚德”，所以这三人俱被冠以姓氏。通过把对人物的褒贬，寄寓于姓氏之有无，《还狐裘》的这一改动可谓独特。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与之同列在《中国历史绘模本》序文中的《醒世恒言》并没有被翻译。根据学者研究，在朝鲜王朝时代似乎是“三言二拍”的选编版本《今古奇观》更受当地欢迎。

总体而言，“三言”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翻译主要以节译、编译为主，编译是其一大特色，在翻译的基础上分别加上了当地的浓厚特色。

●“三言”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接受

明清时代的传教士是“三言”西传的最早开拓者，也是18、19世纪“三言”西传的主力军。“三言”译介到西方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735年，其作者殷弘绪是一名耶稣会士，他翻译了两篇“三言”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和一篇“二拍”故事《怀私怨狠仆告主》，收录于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由巴黎勒梅尔西埃出版社出版。1736年，《中华帝国全志》的英文版在伦敦问世，其同样包含了上述三篇故事，因而成为“三言”最早的英译本。“三言”故事最早在德国与俄国流传，这也是得益于《中华帝国全志》的德语译本和俄语译本。简而言之，“三言”最早流传于西方各国，都是源于《中华帝国全志》的各语种再版。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晁德莅著《中华文化教程》五卷本（公元1879年—公元1883年），在其首卷就收录了“三言”译文四篇《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吴保安弃家赎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和《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此译文为拉丁语与汉语对照。戴遂良在《汉语入门》（1903年）中节译了冯梦龙“三言”的五篇作品《滕大尹鬼断家私》《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为法汉对照本。1922年，传教士翟雅阁翻译的《李汧公穷邸遇侠客》（《醒世恒言》篇目）在上海出版，为中英对照本。从晁德莅、戴遂良两位传教士收录译文的书籍报刊名称，就可知其译介“三言”的主要目的是教学汉语，“三言”更多地被当成汉语教材书目，其文学价值并没有被很好地探索挖掘。具体表现为，首先，虽然他们的译文相当忠实与通顺，但在翻译过程中依然省略了话本最具文学性的“入话”部分和少数含义深奥难以理解的中文诗词。其次，传教士这一时期精心挑选并传播的故事都是“三言”中以忠孝节义、扬善惩恶为主题的作品，其目的之一在于利用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来强化其在中国传教方式的正当性。

自《中华帝国全志》俄语版本诞生，“三言”故事流传至俄国。高玉海在《“三言二拍”俄文翻译的历程》中说：“明末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二拍’是最早翻译成俄语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一，也是俄苏翻译数量最多、出版次数最多的中国文学作品。”18、19世纪“三言二拍”的俄文翻译主要是从英文、法文或是满文转译而来，且都是《今古奇观》中的作品，如最早的176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出版的《学术情况通讯月刊》，发表了英国作家戈尔德·斯密斯《世界公民》俄译本，这个译本就包括了从英文或法文翻译并改写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而第一篇真正从汉语译介而来的是1810年的《儿童之友》杂志中《中国逸事故事集》，其收录了《今古奇观》的《夸妙术丹客提金》。但事实上，这篇并非真正“三言”之中的故事。由于“三言”的佚失，且《今古奇观》收录了很多“三言”的作品，早期“三言”的俄文译介与《今古奇观》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的汉学家开始系统性地翻译和出版，但不同汉学家的翻译对象有所不同。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夫妇就以《今古奇观》为蓝本。1954年，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合作编译的第一部《今古奇观》俄译本出版；1962年，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其译作《今古奇观》上下册；197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其译作《神祇的揭露：中国中世纪小说》；1988年，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其译作《今古奇观》；1999年，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出版了其译作《珍珠衫：中国话本小说集》。纵观5个译本，非《今古奇观》而属于“三言”作品的只有《醒世恒言》的两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学家沃斯克列谢斯基（中文名华克生），其1966年出版的《闲龙劣迹》十六篇“三言二拍”作品无一选自《今古奇观》，其后1978年的《死去两次的女子》、1982年的《银还失主》、1982年的《道士咒语》、1989年的《闲龙劣迹》和2000年的《二郎神》均是如此。

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三言”原本重新问世之后，“三言”译介在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就更加活跃了。1941年，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李意协（Yi-hsien Lee）合译的《胶与漆》（Glue and Lacquer），收录了《醒世恒言》的四篇译文：《陈多寿生死夫妻》《刘小官雌雄兄弟》《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和《吴衙内邻舟赴约》；1948年再版时改名为《四篇告诫故事》（Four Cautionary Tales）。194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王际真翻译的《中国传统故事集》（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选译了《醒世恒言》中的四篇作品：《十五贯戏言成巧祸》（The Judicial Murder of Tsui Ning）、《灌园叟晚逢仙女》（The Flower Lover and the Fairies）、《卖油郎独占花魁》（The Oil Peddler and the Queen of Flower）、《三孝廉让产立高名》（The Three Brothers），以及《警世通言》一篇：《崔待诏生死冤家》（The Jade Kuanyin），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于1968和1975年两次再版。1956年，约翰·毕晓普（John Lyman Bishop）编译的《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三言”选集研究》（The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San-yen Collections），收录了《喻世明言》三篇和《警世通言》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该书在译文开始前先是有长达21页介绍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史的《“三言”与其前身》（The San-yen and Their Antecedents）一文，接着又是长达15页的《“三言”：叙事技巧 》（The San-yen: Narrative Technique）一文最后附注更是详细地列出了当时已经翻译成英语和西方其他语言的“三言”译本。

1948年至1960年，美国汉学家Cyril Birch集中研究话本小说，发表了《冯梦龙和〈古今小说〉》（Feng Meng-lung and the Ku-chin Hsiao-shuo）、《〈古今小说〉考评》（Ku-chin Hsiao-shuo: A Critical Examination）等相关研究论文；1958年其编译的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 The Art of the Chinese Story-teller由伦敦博莱德·希德出版社出版，其收录了《喻世明言》的第一、五、八、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卷，共六篇，且每篇都附有对原作故事的介绍和简评。1973年，美籍华裔杨富森翻译的Eight Colloquial Tales of the Sung收录了《醒世恒言》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和《警世通言》的七篇。同年，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汉学家张心沧翻译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Chinese Literature: 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其收录了《警世通言》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且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张心沧使用了大量的注释。1976年，威廉·多比尔（William Dolby）编译的《错占美女及冯梦龙的其他故事》（The Perfect Lady by Mistake and Other Stories by Feng Menglong）收录了《喻世明言》一篇、《警世通言》一篇及《醒世恒言》四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本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和地名的译本。1978年，马幼垣和刘绍铭所著《中国传统短篇小说——主题与流变》（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共收录“三言”十七篇。1994年，安妮·麦克拉伦（McLaren A. E.）翻译的《中国的荡妇：明代短篇小说集》（The Chinese Femme Fatale: Stories from Ming Period）出版，该书也列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东亚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这一时期，“三言”英译以华裔学者和西方汉学家的散篇节译为主，主要用于高校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材料。

而“三言”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Stories Old and New: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Volume 2、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Volume 3出自美国贝茨大学的杨曙辉及其夫人杨韵琴，先后于2000年、2005年、2009年三次出版完成。它的诞生弥补了“三言”译介史的一个空白及遗憾，随后被收录于大中华文库。

总体而言，因为“三言”的佚失，或是译者个人的目的，“三言”在西方的翻译长时期都是以节译、选译、编译为主。且从译介过程来看，早期参与西方传播与译介的主要是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后期以欧美各大高校的华裔学者和汉学家为主，中国本土主导下的“三言”译介非常稀少，主要是195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节译本《名妓的宝箱：中国10-17世纪小说选》（The Courtesan’s Jewel Box: Chinese Stories of the Xth-XVIIth Centuries）；还有1981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合译的《懒龙——中国明代短篇小说集》（Lazy Dragon-Chinese Stories from the Ming Dynasty），由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收录“三言”各两卷。

小结

冯梦龙所作“三言”，是中国短篇小说的一座宝库。同时作为西方人最早接触的中国小说，“三言”可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其翻译也开启了“三言”在西方的传播历史。

“三言”的翻译与介绍，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种种，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