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杂剧表现手法（由度脱慕道变）

中国古代历史上，每个朝代往往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汉赋、唐诗、宋词、元明杂剧，清小说。

杂剧作为元明之际流行的一种文学创作题材，典型的反映着当时文人士子们的精神面貌。翻看现在流传的元代杂剧，就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明代文人创作心态的变化。

明朝初期，杂剧创作的主题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神仙志怪”的潮流，反映出作者们“度脱慕道”的创作心态。而到了明代中晚期，杂剧创作的主题却演变为“颂情”为主，趋向现实，往往体现出文人“激愤不平”的心态。

那么促使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所谓“度脱慕道”和“激愤不平”，又是如何体现的？

一、明代早期，高压的文化政策促使杂剧创作中，文人们流露出“度脱慕道”的创作心态

公元1368年，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了元朝暴政，建立大一统的大明王朝。按理说在元朝颇受打压的文人士子们，应该是迎来了一个相对平和的年代。

朱元璋

但实际上，随着“宰相胡惟庸案”的爆发，大量文人被牵连致死，其后没多久又是靖难之役，朱棣为了稳固统治，对忠于建文帝的文人士大夫们残酷相待，尤其是方孝孺被诛十族而死，更是让文人士大夫们从幻想之中清醒过来。

明朝之前，中原上一个汉人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是温和的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地位被无限拔高。原本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眼看着明朝建立，以为是另一个大宋来临，幸福的生活触手可及。

可随着明初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让明代文人们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朱家的皇帝，那是要杀人的！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帝威权无限被拔高，文人士子们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备受挫折，就连文艺作品的创作上，也因为高压的文化政策，不得不小心翼翼。

《大明律》中，对于杂剧写什么，不让写什么，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 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后世人们总是认为是清朝的特产，实际上正是在明代开端，可见当时文化政策上的严苛。

杂剧花鸟册

这种高压严苛的文化政策，反映到元杂剧的创作中来，就表现为杂剧主题的“神仙化”，以及文人创作心态上的“度脱慕道。”

所谓“度脱慕道”，就是指杂剧创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于现实中高压的政治生态的畏惧，和对于虚无缥缈的仙道的向往。说白了，就是现实生活太可怕，想要寻求一个精神上世外桃源的心态。

二、明代中后期，随着文化政策的逐渐宽松，和朝堂上宦官当权的现状，文人们杂剧创作的心态，逐渐走向激愤不平

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创作上的“畏祸”心态，却逐渐发生演变，被“激愤不平”的现实主义所代替。

从根结上看，这当然是明代中后期以后文化政策逐渐没有那么高压导致的。但这种文化政策上的开明，却不是皇帝本身意愿导致的，而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

朱棣以后，明朝政治架构已经基本完成，后代皇帝也没有了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威望，在国内不足以震慑群臣。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以后，皇帝威望被大大的降低，而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的力量，却逐渐加强。

在这样的强弱变化里，文化方面的高压政策逐渐被扭转，杂剧的创作中，文人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颂情”主题在杂剧创作中的增加。所谓“颂情”，就是歌颂人们追求爱情，亲情，友情等行为的杂居创作。

花木兰

比如明朝大才子徐渭写的《雌木兰替父从军》，就通过花木兰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歌颂了一个离经叛道，却又孝敬父母的女英雄形象。

“万山中活捉个猢狲伴。一辔头平踹了狐狸堑。到门庭才显出女多娇，坐鞍轿谁不道英雄汉。”

这段关于花木兰的记载，在讲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明代，简直就是离经叛道的典型。

不同于现代，古代封建礼教的高压下，各种情感，尤其是爱情，实际上都是被打压的对象。所谓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压制人的情感属性。文人们对于爱情的歌颂，无疑是对理学思想的一种反抗。

朱熹

而这种反抗，就是杂剧创作中文人心态从度脱慕道转向激愤不平的体现。现代人常说一句话，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肯定是因为不平，而文人士子们表现自己不平的方式，就是在杂剧创作中故意歌颂当时世道所排斥的文化，感情。

三、黑暗的政治现实，和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是明朝中后期文人们杂剧创作心态转向激愤不平的主要原因

那么从追求神仙只怪的虚无主义，到激愤不平的现实主义，明代前后期杂剧创作上文人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和思想领域的新开拓有直接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说，因为以文官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的力量增强，皇权逐渐被侵蚀，于是自嘉靖朝以后，皇帝为了对抗官僚集团，大肆启用太监厂卫等特务手段，一大批官员被贬官开革，不得不回归乡里。

明代锦衣卫

这些人也是杂剧创作的主要作者，他们将政治上的不愤转化到杂剧创作中内，往往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对当政者的不愤。

另一方面，在思想领域。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稳固统治，让百姓各安所命。试图建立完整的封建伦理纲常，因此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并以八股取士为手段，限制思想领域的发展。

然而明代中后期正处于世界剧烈变革时期，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随着商贸活动带来的西方思想的传播，促使思想领域也逐渐发生变革，最典型的就是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心学迅速在南方传播。

而南方又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心学在南方的广为流传，也就促使“知行合一”的理念逐渐在文人士大夫之间迅速传播。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因为儒家向来是积极入世的思想，如果想要将这思想用行动体现出来，则势必要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强调士人对于国家要有主人公心态。

换句话说，随着皇帝威权减弱，又任用宦官奸臣对抗文官势力，在朝野的中下层之间，文人心态已经悄无声息的发生了转变。

王阳明

如果说明代初期，虽然文化政策上高压，但对于老百姓和底层士子们而言，政治生态还算清明的话，那么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宦官当政，严嵩等谗臣把持政权，国家政治生活上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皇帝与臣子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了奸臣与忠臣之间的矛盾。

对于皇帝，也许在厂卫的威胁下，这些文人士子还不敢太过放肆，但对于那些幸进的官员，显然他们不会畏惧。所以说，这种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文人在杂剧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激愤不平的心态，除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之外，还颇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怪味在里头。

家国本就是一体，对于文人来说尤其如此。一方面从个人角度出发，寒窗十年苦读，功成名就的唯一道路就是当官，偏偏官员位置们都被那些奸臣把持。另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眼看着大明朝统治日落西山，小小的倭寇都能横行海上，这些在心学熏陶下，奉行知行合一的文人们，深感无力，又没办法或者没机会去改变这种现状，只能将一腔热血，全部倾注在文艺创作中来，由此在杂剧的创作心态上，形成前后巨大的转变。

四、结语

明代前期，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奉行高压的文化政策，动辄抄家灭族，文人士大夫们都在战战兢兢地活着，自然在杂剧创作上也不敢放肆，除了寄托神仙志怪以外，也难免流露出对于现实生活的恐惧，和对于虚无理想国的追求。

而明朝中后期以后，随着皇权的逐渐衰弱，朱元璋试图建立起来的牢固的封建伦理关系，也被心学所打破。官僚体系力量的加强，使得他们能够庇护那些同为文人士大夫的杂剧创作者，而心学的兴盛又促使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文人们心中发芽。

偏偏这个时候皇帝为了对抗官僚体系，重用奸臣宦官，促使一大部分满怀抱负的文人没有办法进入官场，实现自己的抱负。这种心态累积下来，就逐渐形成了杂剧创作中“激愤不平”的心态。

参考文献：

《明史》

《大明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