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重要主张（孟德斯鸠这座贫瘠的山）

无论是最初的《审判与执法应以公平为准绳》中认为使司法成为真正的司法，必须满足“依据充分，迅速快捷，宽严适度，一视同仁”，还是引起激烈争论的《波斯人札记》，以至《罗马盛衰原因论》，都是先河光芒，映照后人这其中集大成者当属他的法治宝库《论法的精神》，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孟德斯鸠的重要主张?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孟德斯鸠的重要主张

无论是最初的《审判与执法应以公平为准绳》中认为使司法成为真正的司法，必须满足“依据充分，迅速快捷，宽严适度，一视同仁”，还是引起激烈争论的《波斯人札记》，以至《罗马盛衰原因论》，都是先河光芒，映照后人。这其中集大成者当属他的法治宝库《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这个名字的原意，来自拉丁语和法兰克语，意为“一座贫瘠的山”。公元18世纪，在法国赏地流行时期，女王为褒奖孟氏祖辈在宫廷总管位置上的尽忠职守，将波尔多地区的孟德斯鸠赏给了孟氏，然而，正是这座贫瘠的山蕴含了孟德斯鸠的法治富矿，结出了丰硕的法治硕果。

　　故乡是永远割不断的风景线，孟氏与故乡有不解之缘。《孟德斯鸠传》指出，他钟情于故乡波尔多，在故乡当过12年法官，其中11年在刑庭，却得益于首都，混迹于各种思想沙龙，不断激发思想浪花。在故乡，金钱在他脚下；在巴黎，钱能把他压垮。为致力于学问、知识和理论，他毅然辞去了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职位；怕屈从于皇威而禁锢了自由思想，与同时期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一样不接受皇帝年金，他的刑庭经历没有使他仅限于犯罪和刑罚问题的思考，而是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对政体和社会方面的洞察和研究。

　　关于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解释是：“法，从广义上讲，指的是事物的必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法，包括上帝、物质世界、超人的智慧、动物，以及人类，无一例外。”他反驳“没有目的的必然性创造了世间的所有事物”“这个说法多么荒唐”，进而指出：“各种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世界缺少规律就不可能存在。”“在法律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对和错的区别。”

　　孟德斯鸠十分注重对政体的研究，他辩证地指出：“在一个机制良好的国度里，恶劣的行径始终含有某种公共美德的成分，在一个腐败的共和国里所看到的美德，往往包含某些腐败的成分。”“民主政体的原则性腐败在于人们极力崇拜极致的平等。”“那些受人民委托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便不停地挑起人民的欲望。”“而专制政体本质上就是腐败，政体原则上腐败了，无论法律多么良好都会变坏。”

　　孟氏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主张宽和的政体，因为在这种政体下，各种权力彼此和谐地处于平衡状态，并促进国家和居民精神和物质福祉。他创立的分权理论在美洲找到了条件具备的实验所，因为那里的权利观念以及殖民后形成的政体传统，适合分权制。

　　孟氏对古代中国政体情有独钟，虽然与他反对专制的思想相冲突，可能与他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认识有关。他在《随想录》中说：“中国实行混合政体。就其君主权力无限大而言，属于专制政体；就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仁爱孝道基础上的品德而言，或多或少属于共和政体；就其固定的法律和管理良好的法庭，以及与坚定和吐露真言的危险相关的荣誉而言，属于君主政体。中国之所以长期存在，三种政体都不甚明显，气候特点造成的后果，是主要原因。如果说中国因幅员辽阔而是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可以说它是最好的专制国家。”

　　这是因为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不需要设立监察官，而古代中国依然设立了，并基于“幅员辽阔”得出这是“最好的专制国家”的结论，虽然仍没有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桎梏而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但是在18世纪，已经是对中国最中肯的观察和结论了。毕竟，历史的河流不可能一瞬间跃升至现代。

　　“什么是可能最好的政府”，卢梭在《政治制度论》中提出了这个大问题，在卢梭看来，“这个大问题只是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出最有道德、最开朗、最聪慧，总之最好的人民。”同时卢梭进一步将其上升为法：“这个问题又极接近这样一个问题：那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法。”“由此便产生：什么是法，以及一连串重要的问题。”在卢梭这里，将最好的政府和创造出最好的人民之间画等号，将最好的政府和法之间画等号。前者说明了卢梭的平民立场和人民观，后者说明了好政府就像法一样，具有公平性、正义性、公信力性质，而孟德斯鸠将法定义为自然规律。

　　最好的政府就是顺应发展规律，适合经济社会发展，带给人民幸福的政府。一个关乎人民安危，一个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回望过去，法治是不断修正及进步的过程，良法善治也是因应时代而产生。虽然孟德斯鸠对古代中国政制极尽赞誉，但我们也要看到古代中国刑律的违逆处。《史记·李斯列传》有“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对此，钱钟书《管锥篇》中指出，屈打成招，严刑逼供，见吾国记载始于此。战国兵书《尉缭之将理》曰：“笞人之背，灼人之协，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苦而自诬矣。”《御史台记》武则天召见狄仁杰等，问“卿承反何也？”对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纵观世界法律史，这似乎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古罗马云：“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18世纪意大利贝卡利亚名著《犯罪与刑罚》一针见血指出：酷刑最能使作恶而自身强者免咎，无辜而体弱者服罪。蒙田亦云：刑讯不是考察真实，只测验堪忍。对此，钱钟书说：酷吏辈岂尽睐此理哉！蓄成见而预定案耳。酷吏难道不知道体强者能忍的道理吗？只是想印证自己的预设而已。对于酷刑的批判，正如中国人所说，其实“英雄所见略同”。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察。

　　从扩大权利到限制权力，各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殊途同归。所谓人类共同体，恰恰体现在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和谐社会的理想孜孜以求。楚王打猎时丢失一弓而不再寻找，解释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不用找了。孔子认为楚王心胸不大，应该去掉“楚”字，叫“人失弓，人得之”就行了。老子更甚，说应该把“人”去掉，“失弓，得弓”即可。楚王固沧海胸襟，孔子也是乾坤度量，而老子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法治和政制不也如此吗？（孙全喜：河南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