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逮捕范天喜（堪比风筝的潜伏者）

1990年12月21日，上海龙华殡仪馆的大厅之内，哀乐低沉，群情肃穆。厅内，人们正在为一名上海戏剧学院退休职工，举行追悼仪式。当天下着小雨，到场的人并不算多，院党委书记胡志宏致完悼词之后，领着众人，轻声地安慰着离世职工的家属。 正当人们都以为追悼会已经接近尾声之时，一群人簇拥着一位年迈的长者来到了会场。胡志宏一眼便认出了，这位老人是上海文化界的宿老、前文化局局长、老戏剧院长——于伶。

上海文化名宿—于伶

“于老，您怎么来了？”胡志宏赶紧上前几步迎了上去。“不止我，还有中组部的几位同志们，大家都来送老范最后一程。” 于伶指了指身后，众人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只见几名中组部工作人员，正神情肃穆地向大厅走来，众人身后所抬着的花圈之上，系着两行醒目的挽联： “百折不挠，一生为党；身居平凡，功勋卓著。” 几位在场的院领导，虽然也知道老范是位老党员，但谁都没想到，他的追悼会竟然惊动了中组部，而且组织上对他的评价，竟会如此之高。随后，中组部的来人代表组织发言，送别逝者。在那段简短的送别辞当中，再现了逝者几十年的跌宕生平。 人们这才知道，先前那个平易近人、看似其貌不扬的老者，其背后，竟然有着那么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正如当天，中组部来人最后所发出的感慨：

“今天，我们一起送别了一段传奇……”

这名逝者的名字叫范纪曼，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范纪曼

但请您相信我，如果您能看完这篇文章的话，一定会像我一样，不由地对这位传奇人物，肃然起敬、由衷佩服。

火红青春，投身入党

1906年3月29日，范纪曼出生于四川省梁山县（今梁平县）马家场头桂花溪畔范家大院，最初其父为他取名为范贤才，而“范纪曼”这个名字，是他后来所起的笔名。 范纪曼出生的那个时代，正值中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南方的革命火焰，迅速点燃了整个华夏大地的激情，无数爱国青年，在革命的感召之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大革命的浪潮当中。少年时期的范纪曼，在私塾读书之时，便经常听到老师、同学们对外面革命运动的讨论。

鉴湖女侠—秋瑾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壮烈、林觉民《与妻书》的凄然、鉴湖女侠秋瑾的洒脱、决然。 这些革命先烈的事迹，让范纪曼听完，泪眼涔涔之际，也在其年幼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渴望破土萌发的革命种子。1925年，19岁的范纪曼离家东行武汉，随后考入了武昌汉阳兵工厂技工学校。次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范纪曼亲眼目睹了革命旗帜在武汉三镇飘扬的高光时刻，亲身感受到了那种在革命旋涡之中，难以抑制的热血澎湃。我一定要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范纪曼回到学校之后，便暗自下定了决心。随后，他离开技工学校，考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所学校，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了培养军事政治人才，而合办的军事学校，为黄埔军校的分校。

1926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典礼留影

蒋介石虽担任名义上的校长，而实际主持人则是代理校长邓演达（国民党左派）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共产党）。这所学校从建立之初，就充满了革命元素，不少学员在接触了革命先进思想之后，便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里面就包括一心寻求光明、渴望接受革命洗礼的范纪曼。在这所学校当中，范纪曼的革命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同时也结识了不少进步同学，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罗瑞卿。

开国大将罗瑞卿

在罗瑞卿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经提到过他的这个同班同学：

“范的脑子很活，革命热情也很高，我俩都是四川人，所以当时彼此之间的交流最多。”

当时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范纪曼和所有青年人一样，对革命胜利，充满了期盼。 大家都认为，未来的中国必然一片光明。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最终深刻改变了中国未来的革命进程。

阴谋与背叛

1927年，这一年，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激情与阴谋共存，光荣与耻辱并行，革命形势一时风起云涌。四月，“四.一二政变”发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叛变革命，并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五月，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革命军主力北伐之际，率部发动叛变，并联合刘佐龙、杨森等人进攻武汉国民政府。

夏斗寅

一时间，武汉形势，岌岌可危。危急时刻，武汉中央军校的年轻学员们纷纷请愿，组成中央独立师，南下抗敌。21岁的范纪曼当时以独立师排长的身份，踏上了南下平叛的征程。随后，独立师在叶挺的指挥之下，击溃了夏斗寅部，次月，又击败了川军杨森部。革命军队一路突进，凯歌南下，当时的范纪曼和所有年轻战友们一样，决心用生命保卫革命，即便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竟会在此时，向众人的背后捅刀子，最终凉透了这群有志、热血青年的革命之心。七月，“七.一五政变”爆发，在汪精卫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声中，反动派的血色屠刀悍然落下，被无数国人寄以厚望的大革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两次政变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之中。当时不少人陷入困惑，革命的前途将向何方？意志不坚的人们甚至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即便如此，却依然有许多坚贞的共产党员，在无垠的黑暗之中，坚守着最初的革命信念——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八月，范纪曼受武汉军校中共党委书记陈毅的指派，回到了四川梁山，组织、开展当地武装斗争。 而随后的斗争，最终改变了范纪曼的一生。

远赴上海

在回到梁山的一年多时间里，范纪曼在当地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其中还有一个是川军军队里的营长。 当时的梁山，革命火种虽然微弱，却充满了希望，而就在范纪曼在当地为革命传播四处奔波之时，危险也在向他一步步靠近。

中共梁山县第一特别支部委员会机关遗址

范纪曼频繁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地军阀的注意，后者还多次派人登门进行围捕，使得范纪曼的老父亲和妻女颇受牵连。1930年，组织上安排范纪曼离开梁山，远赴上海工作，临行前的那一晚，他专门返回了一趟梁山县老家。 那天夜里，范纪曼潜行回到家里，看着伫立在门内，领着两个女儿的妻子冉芝兰，心下不由歉然。自己与冉芝兰的婚姻，是父母当初一手包办，这个女人当初嫁给自己，原本以为跟了一个稳重、踏实的丈夫，今后会有一个安稳的家庭。

范纪曼故居

然而这几年，她却因为范纪曼的事，不知道受了不知多少次的担惊受怕。她拉着孩子，一言不发，眼神中充满了责怪之意。范纪曼叹了口气：

“这几年你受苦了，今后，我还是一定要干革命的，你若跟着我，吃苦不说，保不好，哪天你和孩子们都要遭罪。”

随后，范纪曼掏出了一份解除婚约的声明，将它递到了冉芝兰的手中。

“你拿着它，也就解脱了，别人要是因为我，找你们娘儿们的事儿，你就把这拿出来。”

说罢，范纪曼蹲下身子，抱起了两个孩子，亲了亲这个，又亲了亲那个，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范家。 临行前，他曾给父亲说过，一旦革命成功，自己便会立即回来。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此行一别，范纪曼终其一生，再未回到过这里......

狱中三月

初到上海，眼前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对于范纪曼来说，充满了陌生感。随后，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之下，范纪曼被编入了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担任新新里支部的交通联络员。

30年代的上海滩

1930 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这段时间，范纪曼负责传递、交通消息，接触了不少革命同志。 频繁地活动，无形中，也大大增加了自己暴露的危险。 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之下， 一些意志不坚的人们，开始动摇、退缩，而一些投机之徒，更是将昔日的革命战友，当成了自己向反动派邀宠的筹码。就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召开不久，因叛徒方慕尧的出卖，范纪曼在租界之内被捕。巡捕房将他逮捕之后，立即转交给了苏州国民党法庭。在随后三个月的牢狱生涯当中，无论国民党方面如何提审、讯问，范纪曼一概拒不承认，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后来范纪曼在朋友的大力营救之下，交了保金得以出狱。 出狱之后，范纪曼原本以为自己此番躲过一劫，可以继续革命事业了。然而等他出来之后，才发现，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上海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是，自己与上级组织，断线了。原来，在先前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之上，中央推行李立三的激进路线，将党、团组织撤销与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大搞飞行集会，武装暴动。

李立三

因此大批党员、进步群众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上海中共中央转移江西苏区，范纪曼在上海的组织联系，也一下子中断了。 找不到党组织的范纪曼，在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始终没有任何头绪。万般无奈的他后来辗转打听到，中央特科的陈赓在北平成立了北平特科，随后他便决定，去北平寻找党组织。北平之行，自此拉开了范纪曼一生传奇的序幕。

北平寻党

随后，范纪曼考入了北平大学戏剧系，在北平大学学习期间，他通过观察，发现同班同学薛迅的表现很不一般，并根据这个线索，最终和北平校党组织牵上了线。虽然校党组织对范纪曼进行了接触、了解，但鉴于上海方面党组织遭破坏严重，无法核实范纪曼的党龄、身份。因此，当时北平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告诉范纪曼：

“你先等等，等上海方面关系转过来，再恢复你的党员身份。”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等，竟然足足等了五十多年。在北平的这段时间，范纪曼除了参加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之外，还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朋友。可以说，正是此人,最终将他带入了那段传奇之中。 此人名叫陈恭澍，时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本部组长、北平站站长，也被后人称为“军统第一杀手”。

戴笠与陈恭澍

先前在黄埔分校之时，陈恭澍的思想比较左倾，与范纪曼的朋友江田关系相当不错，大家既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彼此也就慢慢熟悉了起来。随后，陈恭澍便拉拢范纪曼，希望他能够进入自己的特务机构，帮助自己。 当时的范纪曼虽然没有被组织正式确认为党员，却一直为组织从事情报工作。经过上级批准，范纪曼最终进入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为了我党最早打入军统的一名暗线。随后，陈恭澍便安排范纪曼负责翻译美国公使馆的一些外文资料，范纪曼在翻译的时候，经常能够接触到国民党和日本方面的一些重要军事、外交情报，而这些资料在当时，对共产党方面也是非常重要。在翻译的同时，范纪曼往往会将翻译做成一式两份，一份交给陈恭澍，而另一份则被其悄悄带了出去，交给了北平地下党组织。 鉴于情报的重要性，当时北平党组织专门让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负责与范纪曼进行接头，收取相关重要情报。通过范纪曼的情报，使我党及时获取了当年日军占领东北后的军政、经济情报，同时也第一次全面了解到，在东北各旗号抗日武装的分布和实力情况。 范纪曼一次次为组织传递情报，却不知道，危险也正一步步向其靠近，因为与其接头的冀丕扬，随后叛变了。冀丕扬被捕叛变之后，迅速供出了范纪曼，而此时的范纪曼刚刚接替陈恭澍，成为北平站代理站长。得到消息的华北地区特派员郑介民更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十分信赖的范纪曼，竟然会是通共嫌疑人，一时大为光火。

郑介民

范纪曼旋即被捕入狱，不过，这次在狱中，他倒没有吃太多苦头。因为当时冀丕扬也承认范纪曼不是共产党员，同时外面几个与范纪曼交好的黄埔军校实力派的将官们，也都四下活动，央请军统方面网开一面。而郑介民这边，也觉得北平站这事儿如果闹开了，自己将会更加丢人。最终郑介民选择了淡化处理，同意范纪曼保释出狱。

1935年底，范纪曼（范行）工资比毛人凤还高三十

出狱之后不久，鉴于北平方面的斗争环境恶化，范纪曼再次回到了上海，化名为江汰洁，定居在马思南路惜庐。在上海时期，范纪曼一面在戏剧专科学校任教，一面继续设法寻找党组织，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毫无结果。在那段黯淡的日子里，范纪曼一直静静地等待着、潜伏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一天。 一位不速之客，敲开了范纪曼的寓所房门。

谍战上海滩

来人是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张纪恩。因为当时，八路军在上海刚刚成立办事处，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关系薄弱，为了加强情报方面的建立，张纪恩通过刘逸樵的关系，找到了范纪曼。

张纪恩

此时的范纪曼，激愤于日寇入侵、民族危亡，正准备投笔从戎，投身抗击日寇的战场之上，张纪恩劝范纪曼留在上海，他对范纪曼说:

“无形战线上，有流血、有死亡，也有革命者的使命和革命者的功勋。如今党组织需要他在这条战线上，做个无名英雄，这比他上战场杀敌拼刺刀，更重要。”

随后，范纪曼听从了党组织的安排，留在了上海滩，开始日以继夜、全身心地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收集情报。无巧不成书，1939年春，另外一个不速之客，也敲开了范纪曼的房门，这个人便是他的军统老朋友——陈恭澍。先前在北平之时，陈恭澍因私吞经费，被上司追查，最终“违纪”擅离职守，在军统里面，这种违纪原本要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惩罚。后来陈恭澍冒险回到北平，找到了时任北平站代理站长的范纪曼，范纪曼不仅没有“公事公办”将其扣下，反而私底下给他塞了160元，并悄悄安排他脱身离开。 因此，陈恭澍便一直记着范纪曼的好，此番他来找范纪曼，就是想着范纪曼的翻译水平很高，军统在上海刚设立了国际情报小组，他担任第七站站长，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才。随后，范纪曼在请示组织之后，加入了军统的上海国际情报小组。当时，范纪曼在静安寺大华商场，开了一个“木简书屋”，这个小小书屋，随后便成为了上海滩上，中共、军统情报汇集、集散的中心，范纪曼一方面为军统提供日军的情报，一方面又从陈恭澍方面，搜集出国民党反共消息，将之传递给上海地下党组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一时间，潜伏在租界内的中共、军统人员，处境艰难异常。日军进入上海租界的第二天，中共方面，与范纪曼接头的“老陈”急匆匆地来到了木简书屋。老陈告诉范纪曼，静安寺大华商场内，有我党设立的一个电台。如今日本兵就在商场门口附近，电台在那里，太危险，需要赶紧转移到范纪曼这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将电台带出来，并藏到家里，非常危险。随后，范纪曼跟着电报员刘鹤孔来到了大华商场，跟着他一起，将电台拆成零件，然后将之混入米袋当中。

刘鹤孔

两人扮作买米的顾客，分两次，才将电台从日军眼皮子底下，完整地运了出来。后来，范纪曼曾回忆这段经历:

“当时日本兵就站在门口，我们提着米袋向外走，心里怦怦直跳，因为只要对方一旦开口拦下，那就要糟了。”

不仅中共方面潜伏艰难，军统这边也是困难重重，不久，陈恭澍便被“76号”抓获。叛变后的陈恭澍当上了“梅机关”的国际情报组组长，随后，他又找到范纪曼，让他进入汪伪机关之内，帮着自己当副组长。在此期间，因为刘鹤孔的被捕，范纪曼也被牵连入狱，在日本人的严刑之下，范纪曼始终没有松口。随后，范纪曼的夫人彭雅萝找到陈恭澍，说范纪曼是因为替他收集情报，不小心被捕入狱的。陈恭澍才赶忙托日本人，将他保释了出来。当天晚上，陈恭澍亲自将范纪曼送回木简书屋，他拍着范纪曼的肩膀说，

“这是一场误会，他们不知道你是我的人，你怎么可能会是抗日分子呢？”

陈恭澍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就在自己的脚下，有一个地下室，而地下室内，正放着一个中共的发报电台。那个时候的范纪曼顶着汉奸的身份，努力地搜集着各种情报，在上海这个孤岛之内，日夜期盼着胜利的到来。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此时的上海滩上，另一场交锋才刚刚开始。

营救杨靖宇弟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的面孔，逐渐暴露出来。此时，一些先前被日军俘虏的同志们，尚在狱中，为使这些同志们免受国民党随后的戕害。中共地下党方面趁着国民党军队尚在后方，无法及时控制住上海局面之际，开始了积极部署营救烈士家属的工作。范纪曼随后接受的任务便是，解救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抗战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东北抗联总指挥杨靖宇的弟弟）。

李时雨

范纪曼找到了时任“淞沪行动总指挥部”的军法处长——李时雨（中共潜伏人员），两人就营救行动了反复的推敲，最终决定，由范纪曼假扮重庆飞来的高官，冒险闯入监狱，将犯人营救出来。 随后，范纪曼弄来了一套少将军服，化装成由重庆飞来的国民党高级将官，坐着李时雨驾驶的军用汽车，大摇大摆地闯入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当时的伪监狱长沈冠三，看到范纪曼这一身行头，不敢怠慢，在范纪曼的骂骂咧咧之下，不疑有他。他一面腹诽对方派头大，一面快速地办好了转移手续。就在范纪曼救出杨树田的第二天，国民党先遣部队便接管了上海提篮桥监狱。解放后，担任哈尔滨市副市长的杨树田曾回忆道：

“当年老范再晚来一天，恐怕我就出不来了。”

在送别杨树田离开的那天，范纪曼看着长街漫漫，革命同志越走越远，羡慕非常。杨树田正奔向光明，而组织上却告诉自己，今后要做好准备，争取打入国民党内部，钻得越深越好。

风声——国民党少将

1947年夏，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张子羽来到了木简书屋。张子羽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抗战时期，两人就曾经有过情报联系，此次，为了让范纪曼打入国民党内部，组织上派出了张子羽前来协助办理。随后张子羽便向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推荐已经改名“范行”的范纪曼。作为黄埔武汉分校学员，曾经参加过北伐、进入过军统，抗战期间一直在上海滩为党国提供情报，同时还精通数国外语，这种条件，让陈诚顿时起了爱才之心。

陈诚

随后，范纪曼被委任为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专门负责国际情报工作。一身少将军服的范纪曼，从此开始活动在敌人心脏地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刚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护送张子羽逃离上海。原来，不久前张子羽利用关系，将一批日军留下的军火，转移出上海，交到了新四军的手中，没想到这事儿做得不严密，最终被军统发现了。军统为了逮捕张子羽，下令封锁上海机场、码头、车站等交通出口，随后开始在市内大规模搜捕他。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张子羽最终找到了范纪曼。当天，范纪曼穿着少将军服，开着政府给自己配的汽车，冒着杀头危险，亲自驾车将张子羽送到了国民党政要聚集的别墅区——复兴岛附近，随后他花重金雇了一条渔船，将张子羽送出了上海滩。

刚打进敌人心脏，上线没了。

这个时候的范纪曼孤独而彷徨，但自己已经身处这个位置，就必须将情报传出去，随后范纪曼开始私下找组织，辗转许久，最终联系到了吴克坚的部下徐淡庐。

徐淡庐（中）

随后，范纪曼利用少将身份，频繁出入上海、南京等地，为我党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情报：

辽沈战役

南京美国军事顾问团答应帮助国民党迅速在秦皇岛建设一海陆空总兵站；蒋介石密令，调全部美式装备的廖耀湘兵团开往辽东，以增强四平、长春的防御能力。

淮海战役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介石调邱清泉火速增援，邱部司令部的驻地、防守区域都了解得十分清楚。

平津战役

蒋介石眼看失败已成定局，不顾广大人民死活，丧尽天良，竟密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紧急时，可决堤引水入津街巷，以利死守。”

在每一场战役的胜利背后，除了无数将士们冲锋陷阵，舍生忘死之外，还有许多像范纪曼这样，沉默无声的风语者，在暗中改变着战争的走向。

1949年，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当时的上海，因国民党对新闻的严密封锁，各方人士都无法得知我党的正义召唤，因此，党组织便将传递声音的任务，交给了范纪曼。

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范纪曼随后利用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兼职的便利，油印了80份“新年贺词”，将之交给了上海地下党成员——徐淡庐。 当时，范纪曼揣着那80份新年贺词，激动万分，自己的怀中揣着的可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期盼的光明和未来。在开车回去的路上，范纪曼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他多想大声地喊道：“胜利了，我们要胜利了。”

但最终他只能将所有冲动压下去，一个人静静地消化着这个巨大的喜悦……然而，正当范纪曼觉得胜利在即，自己终于可以走到前台之时，一场厄运悄然袭来。

逃出生天

1949年初，一个名叫沈寒涛的共产党员，被上海中统人员逮捕，不久，他便招供了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范纪曼。随后，中统通知保密局，要求逮捕范纪曼，而这个时候，保密局里有个人恰恰正在上海，而且还和范纪曼走得很近，这人就是陈恭澍。1949年年初，陈恭澍来到上海，找到范纪曼，想要游说他跟自己去台湾，到南面搞国际情报，范纪曼一直对此不置可否。陈恭澍得到范纪曼通共的情报之后，便告诉他，有人说他通共，上级要自己将他扣押下来，范纪曼对陈恭澍说，我通不通共，你老陈还不知道？ 陈恭澍跟范纪曼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也不信他会是共产党，因此就让他去保密局说明一下，里面的人自己会打点，会尽快让他放出来。然而，陈恭澍也没想到，自己这一把，差点儿把范纪曼送到鬼门关里。范纪曼去了保密局之后，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处长叶翔便将他直接扣了下来。后来因为一时查不清楚，范纪曼是否真的通共，保密局又将其转移到威海卫路171号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部看守所。

在看守所内，范纪曼始终咬定自己没有通共，同时他这少将身份，加上陈恭澍在外面活动，看守所内也始终没有为难他，只是扣着，没有上刑，当然也没有防松对他的看管。范纪曼就这样，一直被关押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放战场之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枕戈待旦，准备渡江南下。

渡江作战

败退之际，国民党方面开始在沪、宁两地展开了大屠杀，一时间，许多革命者纷纷倒在了这个黎明前的黑暗时刻。1948年4月18日，看守所所长徐少元收到上面的命令，要求将范行（范纪曼）、刘希有、张文远三个“共党嫌疑人”押解到南市看守所。巧的是，当天看守所的囚车坏了，需要修理，因此徐少元便在三人的名册上备注了三个圈。当天这个消息，便被看守所里的我党同志——周黎阳透露给了范纪曼，范纪曼得知消息之后，非常惊惧，他对周黎阳说：

“南市看守所是个鬼门关，去了必死，我得赶紧逃。”

周黎阳看了看看守所周围，四周都是半人高的篱笆墙，翻出去倒容易，只是对面182号门前，有持枪哨兵站岗放哨，一旦被发现，对方就会开枪。

他对范纪曼说：

“这竹篱笆墙用不上力，一翻就会响，万一被对面发现开枪，你就逃不了了。”

范纪曼沉思了片刻，下定决心说：

“我还是得逃，逃不出去，敌人打死我，逃出去了，或许可以绝处逢生，一旦到了南市看守所，那里可是铜墙铁壁，到时候把我绑好拉出去枪毙，那我真是死不瞑目了。”

随后两人便商定了逃跑计划，因为范纪曼是少将身份，所以在看守所里，一直在看守办公室住着，看守他们的人不算很严。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周黎阳便大喊肚子疼，看守班长一看这情况，便出去给周黎阳打热水，让他服药。等看守一出门，范纪曼便立即来到厕所旁，将平时犯人放脸盆的板子悄悄搭到竹篱笆墙上，然后悄声向上爬去。 第一次爬时，范纪曼滑了下来，跌伤了面门，鲜血直流，他随后忍住疼再次向上爬，最终悄然翻出篱笆墙外，随后猫着身，趁着夜色飞奔而去。等看守回来之后，没见到范纪曼，以为他逃跑了，便要立即示警，周掩护道：

“他刚才说肚子疼，应该是去厕所了吧，你去找找，人家一个少将，再怎么说，也不会逃跑的。”

等看守找了一圈，最终确定范纪曼逃跑了之后，这个时候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随后看守所炸了锅，派人前去追时，却已经再也找不到范纪曼的半点踪影了。当天范纪曼逃出虎口之后，找到了民盟成员冯和法，他在之前的工作当中，知道冯和法是一个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因此，范纪曼冒险找到他，恳请他帮助自己找一个安全隐蔽之所。

上海解放

随后在冯和法的安排之下，范纪曼最终躲过了特务的追捕通缉，一直平安地等到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事后，范纪曼辗转得知，另外两名被押解到南市的革命同志，最终都被反动派所枪杀，壮烈牺牲了，他若没有逃出，也必然难逃一死。

初心不改

上海解放的那一天，范纪曼走到了街头，他看着路过自己身边的那些解放军战士，心里涌现着难以抑制的喜悦，那一瞬间，他站在街头，放声大笑，这么多年，终于胜利了。随后，范纪曼进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担任舞美系主任，从事自己当初选择的教育事业。期间他曾多次找组织，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但因为时过境迁多年，档案寻查需要很长时间。相关领导曾经提议让他重新入党，但范纪曼最终拒绝了。后来因“潘杨案”，范纪曼受到牵连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最终刑满释放。1984年12月30日，中组部正式下文：

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其党龄从1926 年转党时算起，参加工作时间从1925 年入团时算起⋯⋯为此，解放后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消除影响，并按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范纪曼等了五十多年，最终等来了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那一刻。

彭雅萝与范纪曼

1990年，范纪曼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他的离去，也带走了一段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传奇。

谨以此文献给为为革命奋斗一生的传奇人物—范纪曼，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祖国的荣光，离不开当年这些筚路蓝缕、舍生忘死的革命先辈们。

致敬英雄，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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